的敌人。“嘶嘶作响的毒蛇”，“汪汪乱叫的狗子”，“野兽”，“无赖”，“撒旦的爪子”——这些便是这神经质的狂妄之徒，私下里向他那时代的一流人文主义者和神学家们喷涌而出的名字。悖离了加尔文，上帝那体现“他的荣耀”的仆人也便遭到了贬低。只要谁胆敢宣称，那圣皮埃尔的传教士致力独裁，纵然这意见的相左纯属学术范畴，“基督的教会”亦会“横遭威胁”。在加尔文，他争论的意义惟在于——旁的宗派必得承认错误，转投他加尔文的阵营。终其一生，尽管在其它方面表现得锐敏隽智，他却从不曾怀疑，惟他有资格解释上帝的言语，惟有他才掌握了真理。然而，也亏了他傲慢的自信，亏了他预言家式的激奋，出类拔萃的偏执，加尔文在实际生活当中才能坚持下来。就是靠了种僵硬的冷静，靠了种冰冷而非人的刚强，他才在政治舞台上获得胜利。惟有那般对自己的沉醉，惟有那般对自己的异常满足，方使得人们在世界历史当中变成了领袖。要人民接受个意见原是易如反掌，而且不需要耐心，不需要正当，只消偏执狂们宣称他们手头的真理乃是惟一可能的真理，他们自己的意志乃是世俗法律的基本准则。
于是，加尔文纵然看到，新近选出的市行政会多半跟他相左，他们彬彬有礼地向他请求，为了公共安全起见，莫采用野蛮的威胁和革除教籍，而应接受伯尔尼宗教会议较温和的观点，却丝毫不为所动。加尔文这样的家伙冥顽不灵，休想叫他妥协，放弃一点点利益。对这样的人，和解根本就毫不可能；正当市行政会同他抵牾的时候，这只要旁人对他的权威绝对服从的家伙，却漫不经心地对那合法的代表权力攘臂造反。他在布道台上口出恶言，抨击那“小行政会”，宣称“与其将上帝的圣体投畀恶狗吞吃，他毋宁去死”。另一个传教士，竟在公开聚会时宣布，市行政会是个“醉鬼大集会”。于是加尔文的门徒们设置了坚固的路障，来向当局挑衅。
市行政会没办法容忍如此挑战性的造反。起初他们还满足于发布个清楚明确的暗示，大意是讲，布道台不得用于政治目的，因那般在布道台上大放厥词的人，他们惟一的职责只有宣讲上帝的言语。然而加尔文及其追随者们对这官方指示不理不睬，到头来，行政会只得禁止传教士们登台布道；他们还因煽动反叛的罪名，把最桀骜不驯的库尔托予以逮捕。这便表明，教会与国家的势力已经爆发公开的战争；于是加尔文迅即应战。他由一群支持者们侍卫着，强行闯进圣皮埃尔大教堂，坚定地登上那既经禁止的布道台阶梯。各派的代表刀剑在手，开始涌进教堂，一方是决意支持那横遭箝口的传道士，另一方则要阻止他讲话。接着演成了一场骚乱——这复活节的宗教仪式，险乎以一场屠杀而结束。
如今市行政会已经忍无可忍。最高权力机构——大行政会于是开会，要求驱逐加尔文和其他拒绝服从行政当局的传教士。接着是召开公民大会；在一五三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大会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免去那些反叛传教士的职务，限令他们三天内离开本城。此前的十八个月，加尔文谴责过如此之多的日内瓦自由民，驱逐他们，流放他们，而今这一切轮到了他自己。
加尔文以暴风骤雨之势强夺日内瓦的初次尝试就此失败。然而对一个独裁者而言，终其一生，挫折全是些暂时现象。毋宁说，对那般登上将授予无限权力的地位的人，刚刚出道时戏剧性的失败，几乎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在革命魁首们，流放，监禁，褫夺权利，非但不会妨碍了他们的声望，反而会有所助长。谁若想给群众奉为偶像，先就得做个烈士。受一个可憎可厌的制度迫害，其惟一后果便是给人民领袖提供了群众支持的心理前提，随之而来的就会是群众全身心的支持。要想成为领袖，则受到的考验愈多，民众愈易于把他视为神秘。一个领袖级人物，再没什么比转入地下更重要啦，因为暂时的消失，会给他的形象制造些传奇色彩。名望将他的人格藏在云朵的灿烂跟光荣的晕圈里；一旦他的身影浮现出来，不要他花费吹灰之力，自会形成一种氛围，让他得以满足民众迅速增加的期望。许多卓越的人物，都是在流亡当中获得了权威；这样的权威，惟有那些影响超群、信心炽烈的人才行使得来。恺撒在高卢，拿破仑在埃及，加里波第在南美，列宁在乌拉尔，都因其消失，反比其在场来得更加强大。加尔文也是如此。
在下达了驱逐令的时候，仿佛约翰？加尔文已经满盘皆输。他的组织遭到破坏，他的工作遭到粉碎，除去回忆对强制性秩序的狂热追求，跟身边十来个可信赖的朋友，他便一无所余。然而，诚如所有在危险时刻由气质引领，避免妥协，躲进地下的人，后继者和敌手的类似失误帮了他的忙。一旦加尔文和法里尔这样个性鲜明的人给扫地出门，市政当局发现，难以骗到哪怕一两个奴颜婢膝的传教士。他们生怕把事做绝会有失民心，便不想拉紧缰绳，而更愿放松一下了。一旦这样的人占了布道台，日内瓦曾给加尔文有力推进的宗教改革旋即停滞不前，自由民们在信仰问题上面一片混乱，不辨善恶。于是，那般被禁的天主教会成员渐渐恢复了勇气，借助老谋深算的手段，他们尽心竭力，要替罗马天主教重占日内瓦。情况变得危急，而且不断变得越发危急。那些改革派，他们曾认为加尔文太嫌苛刻，也太嫌严格，现在也渐渐不安起来。他们问自己，不管怎样，铁的教规岂不比迫在眉睫的混乱更可求。越来越多的自由民，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曾经积极反对过加尔文，而今却强烈地要求将他召回来。市政当局终于看出，除去遵循公众的意愿，就没有旁的办法好想。起初寄给加尔文的函件，不过是些谨慎的征询；然而没过多久，他们便明确急切地表示，希望那传教士回来。这样的请求，随即变成了热切的呼吁。市行政会在请求加尔文返回，帮城市脱离困境的时候，他们不再在信上写致加尔文“Monsieur（先生）”，而是写致加尔文“Ma？tre（大师）”。到头来，那般不知所措的议员们彻底投降，他们写信乞求“他们的好兄弟和从前的朋友”恢复其传教士的职务。写这信件的人还宣称，他们“决意为他鞠躬尽瘁，好让他满意”。
要是加尔文天性委琐，一个廉价的胜利便能叫他心满意足，这两年前赶他出来，而今又哀求他回去的城市，必会叫他感到满意。然而一个人若渴求全部，便绝对不会拿出什么折衷的办法；况且在这神圣的事业里，加尔文从不为个人的虚荣所动。他要达到的是权威的胜利——他自己的权威。他再不想听凭自己的工作受制于任何世俗的权力。要想叫他返回日内瓦，那里便只能实行一种律法，便是他约翰？加尔文的律法。
直到日内瓦紧缚双手，卑躬屈膝地宣称将甘心“俯首称臣”，加尔文才开始考虑，基于一个满意的立足点进行谈判。为了战术上的原因，他傲气十足，拒绝了这些急切的建议。“我宁愿死上一百回，也不想再来一次先前悲惨的斗争，”他写信给法里尔说。他还不想向敌手做一丝一毫的让步。到最后，市行政当局跪倒在加尔文面前，以隐喻的方式哀求他回转来，他最亲近的朋友法里尔也不耐烦地写信给他：“难道你要等到连石头也哭着要你回来？”然而只要日内瓦未曾无条件投降，加尔文就依然坚定不移。直到议员们宣誓接受忏悔，按照他的意志建立必需的“教规”；直到他们写信给斯特拉斯堡城，求城里的兄弟们把这不可缺少的人让给他们；直到日内瓦不光在他面前、也在整个世界面前颜面扫地，加尔文才做了让步，宣称他准备接受他从前的职务——条件是他必须要获得绝对的权力。
于是，如同一个战败的城市准备迎接征服者进城，日内瓦便是这样准备迎接约翰？加尔文。他们竭尽所能，来纾解他的忿怒。从前那严格的律法急急地重加给人民，好叫加尔文的要求尽先得到满足。小行政会找了处合适的房子给加尔文，这房子带了个花园，给装修得漂漂亮亮——他们就是这样热切地盼着他出现。圣皮埃尔大教堂的布道台做了改建，以便他宣讲起来更有效果，也便于参加聚会的每一个人都看得见他。一个又一个荣誉摩肩接踵：还在加尔文离开斯特拉斯堡以前，便有个传令官从日内瓦火速派出来，在半途迎接到他，把城市的问候带给他。自由民们还出资，隆重地请来他的家属。到最后，在九月十三日，一辆旅行马车开到了科纳文大门。大群的民众聚集拢来，在欢天喜地之中延引这归来的流亡者进城。如今日内瓦到了他手里，听凭他像陶工塑造粘土一样随意塑造；他必得不懈地工作下去，直到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改变了这座城市。便是从这一刻开始，加尔文和日内瓦变成了两个密不可分的观念——加尔文跟日内瓦，精神与形式，创造者和碌碌的造物。
第二章、“教规”
当这精瘦严厉的人进入科纳文大门，一个所有时代里至为重要的实验就此开始。国家需要转变成僵硬的机构；不可胜计的灵魂，拥有繁多情感思想的人们，需要紧紧纳入一个无所不包的独特体系当中。这样以一种观念之名，把划一的服从强加于全体人民，在欧洲还是首次尝试。加尔文以有条不紊的精确，开始把他的计划付诸实施，要把日内瓦城变为地球上第一个上帝之国。社会上将不再有污染，不再有腐败、动乱、堕落与罪恶；城市将成为新耶路撒冷，传播世界拯救的中心。这惟一的观念，就体现在加尔文的生命当中；他将全部的生命，就奉献给这一个观念。这钢铁般的理论家，最认真、最神圣地对待自己极端的空想；在他精神独裁统治的整整四分之一世纪里，加尔文就不曾怀疑过，当他要求追随者们“正当地”生活，他乃是将巨大的利益颁赐给他们——对他而言，所谓“正当地”生活，便意味着他们必得依从上帝的意志与诫命来生活。
一眼看去，这似乎简单得很，可细细考量一下，便叫人疑虑重重。上帝的意志如何能够认识？他的教导何处能够找到？加尔文回答说，在福音书里——在那里，而且惟有在那里。上帝的意志，上帝的言语，便活生生地存在于永恒的圣经当中。这些圣典，因偶然的原因未给我们保存下来。而上帝明确地将口传的教义改变为圣书，以便他的诫命清晰易懂，永驻人心。这福音的存在先于教会，也高于教会；其它真理，再不能超越之、凌驾之（“en dehors et au delà”）。因此，在真正的基督教国家，上帝的言语，“la parole de Dieu”，便是道德、思想、信仰、法律和生活的至高体现；而《圣经》作为一部书，乃包含了全部的智慧、正义和真理。在加尔文，《圣经》既是开端，亦是终止；既是肇始，亦是完结。对于一切事物的一切决定，都必须基于《圣经》的内容才行。
于是，加尔文便把成文的言语，归结为世俗行为的至高权威。这俨然是在重复宗教改革尽人皆知的基本要求。可事实上，他远比宗教改革跨出了巨大的一步，并且彻底冲破了原有的观念之圈。因为起初，宗教改革本是在精神与宗教事务方面保证和平的运动。它的目的，在于把福音交在每个人手里，而不加任何限制。造就基督徒品性的是个人的信心，而不是罗马教皇，也不是宗教会议。这“Freiheit des Christenmenschen”（基督徒的自由）由路德创始，却连同所有其它形式的精神自由，给加尔文从其信徒手里无情地夺走。在他眼里，上帝的言语绝对清晰；于是他颁布了法令，规定惟他一人可以解释上帝的言语，阐发神圣的教谕，旁人都绝不允许。诚如教堂的屋顶要石柱支撑，《圣经》的教谕亦需支持教会，俾使其永远坚如磐石。上帝的言语已不再起logos spermatikos（道之精髓）的作用，不再作为永恒创造性和改造性的真理，而仅仅作为一劳永逸地阐释日内瓦基督教律法的真理。
于是，加尔文创立了一种正统的新教，来替代那正统的天主教。可以很公平地讲，这新型的教条独裁，早带上了《圣经》统治的烙印。自此以来，这一本书便成了日内瓦的主宰与法官。上帝是立法者，而他的传教士，这般独占阐释神圣律法权威的人，某种意义上便是摩西天命的裁判官，也是凌驾国王与民众之上的裁判官，对抗他们的权力，便是自蹈罪恶。除去宗教法庭的解释，旁的解释概无效力；惟有这样的解释，才是日内瓦立法的基础，市行政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