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是自蹈罪恶。除去宗教法庭的解释，旁的解释概无效力；惟有这样的解释，才是日内瓦立法的基础，市行政会则是毫无地位。惟有这样的解释，才能裁定什么应该允许，什么该当禁行；有谁胆敢挑战它们的统治，便合该倒霉。否认教士独裁的正当，便是向上帝挑战；对《圣经》品头论足，会立即付出血的代价。这强力的统治来自于追求自由的运动；大凡这样的统治，其对于自由观念的反对，却往往比之世袭的政权更狂热。那般倚靠成功的革命取得官位的人，会最愚昧、最不宽容地反对进一步的变革。
一切的独裁者，起初往往企图将一种理想付诸实现，然而理想的形式和色彩，却会取诸那致力实现这理想的人。因之加尔文的教条，这精神的造物，便难免在外表上酷似它的创造者。只消看一眼他的长相，便足能预见得到，较之以往对于基督教义的任何注疏，加尔文的教条必是更加苛刻，更加乖戾，也更加暴虐。这加尔文的一张脸孔活像石灰岩，那仿佛一幅寂寥孤冷、苍岩嶙峋的风景，其中或许不乏神圣，然而绝不包含人性。只要有什么东西令到我们的生活丰富、快乐、美好、温馨、富于情欲（取这给人滥用的词语较好的意义），这张苛酷孤僻、永远苦行的脸上就必定欠缺。加尔文这长长的椭圆形面孔严厉又阴沉，瘦骨嶙峋，阴郁悖拗。狭窄的前额严峻苛责，下面那一双深陷的眼睛，如同炽热的火炭一般闪闪发光。鹰钩鼻从凹陷的面颊中间专横地伸将出来，薄薄的嘴唇宛如脸上一条横向的切口，而那张嘴巴，也难得露出点笑意。黯淡苍白的皮肤，看不出一点血色。这脸孔便是这般的惨白病态，好比发了烧，脸上的血给吸血蝠之类吸个精光——除非盛怒之下，刹那间才会现出潮红。这先知的一部胡须（而所有加尔文的门徒和教士，还要竭力模仿他们大师胡须的式样哩），徒然要在这躁怒的脸上，加一些男人活力的外表。稀稀落落的头发，一如它们附着的那张脸上的皮肤，没有一丝的生气；它们绝不像古画里摩西的胡须，庄严地下垂，倒仿佛一撮垂头丧气的灌木，稀疏地长在贫瘠的土地上。
这脸孔何其晦暗而惨淡，何其孤寂而紧张！很难相信，有谁想把这贪婪多嘴的狂热分子的画像，挂在自家内室的墙上。日常行动中间，若是觉到这警觉窥伺的目光老是盯着你，任谁也不免吸一口冷气。绝没有哪个人的快乐，能够与它对垒。祖尔巴兰或许最成功地将加尔文刻画了出来——这西班牙的狂热分子描摹的是苦行者和隐修士，这倒跟加尔文的风格正相一致——便是黑暗背景里的黑暗。那些人住在远离尘世的洞窟里，永永远远读着一本《圣经》，他们精神生活的用具，惟有骷髅与十字架；那些人身陷的，是寒冷漆黑、无法接近的孤寂。人类本有其无法接近的一面；而终其一生，守卫着加尔文的便是这一面。从少年时代起，他便着黑衣。黑色，那便是直遮住前额的四角帽，这种教士帽既类似于僧侣的头巾。也有似于战士的头盔。黑色，那又是长达脚面的长袍，这种教士袍仿佛法官的长袍，着这衣服的人要不断惩罚别人；这种教士袍又如同医生的长袍，着这衣服的人必疗治罪孽和溃肿。黑色，永远是黑色，永远是这严肃、死亡与无情的颜色。除去这职务的象征，加尔文就不曾听任自己穿戴成其它的模样；因他希望旁人对他望而生畏，只把他视做上帝的仆人，穿的是岗位上的战袍。他不想让人当一个人、一个兄弟那样去爱他。
然而若说他苛待世界，他对自己的苛酷也不稍逊。他守着最最严格的教规；对自己的身体，他仅仅听任为了精神的缘故，得到绝对是最低限度的食物和休息。夜里他只睡三小时，顶多也不过四小时；每天只草草吃一顿便餐，还要摊开一本书来读。他没有闲适的散步，没有任何的娱乐，绝不求松弛身心，特别是可能令他真正欣赏的东西，他避而远之。他工作，思考，写作，操劳，战斗，卓越地献身于属灵的事业；然而对自己的私人生活，他未曾用上哪怕一小时。
加尔文从来不知享受青春韶华，不妨说他生而成熟。他还有个根本的性格，便是全然缺乏声色之需。这后一种品质，对他的教义极其危险。旁的宗教改革家全嘴上宣讲，心里相信，人可以感激地领受上帝的赐予，并以此为神圣的目的真诚服务。根本讲来，他们健康而正常，这样的健康，这样有力量享受生活，叫他们很是高兴。茨温利在他的第一个教区便留下个私生子；而路德，有一次笑嘻嘻地讲，“老婆不要也罢，姑娘可少不了”——总之，他们都是男人，乐意开怀痛饮，纵情欢笑。相反，加尔文却完全压抑了天性里情欲的成分，或可说单单允许它们以最晦暗的方式表现出来。他以其狂热的理智，全然生活在言语和属灵的世界。对他而言，惟有清晰坚实、合于逻辑的真理，才是惟一的真理。他只懂得秩序，只容忍秩序，对纷乱则嫌恶备至。他理智得至于偏执，一切能令人陶醉的享乐，美酒啦，女人啦，艺术啦，以及世上旁的上帝恩赐的享受，他概不染指问津。平生里只有一次，他向人求婚——这也是依从了《圣经》的教导，相信结了婚他会工作得更好，并非受了情欲的驱使。他不是自己考虑决定，而是委托朋友为他挑选合适的配偶。结果这情欲的狂热敌人，险些儿误与个水性杨花的女人订了婚约。到头来，醒悟之余，他跟一个他为之改宗再洗礼的寡妇结了婚。然而命运不给他享受快乐的资格。妻子给他生的独子只活了几天便告夭折，没过多久，妻子又撇他去世。这鳏夫还不到三十六岁，尚有二十载的好年华，他还得处理结婚事务，也得和女人接触。然而他不再接近任何女人，把自己整个地献给了宗教、教权和教规。
不过，人肉体的需求绝不亚于心灵，那般忽视这需求的人，会遭到它残酷的报复。身体的每个器官，都表达着天然的需求，要将其自然能力充分使用出来。血液常需要更自由地循环，心脏常需要更有力地搏动，肺部要扩张，肌肉要收缩，精液要寻到自然的终点。有谁经常听任理智去压抑这些活泼泼的欲望，拼命不叫它们满足，就早晚要面对这些器官的反叛。加尔文的肉体，因其厉行教规而受到的报复着实可怕。这禁欲主义者总要装做这些欲望并不存在，还要骗自己也相信这一点；然而神经不断折磨着这个暴君，以此强调欲望实实在在的存在。精神生活的大师里，或许很少有谁，比加尔文遭受更多肉体反叛带来的痛苦。大大小小的病症接踵而来。加尔文所写的每一封信，我们都读得到一种奇异疾病造成的有害侵袭。这一次他提到偏头疼，害他好几天卧床不起；下一次谈的便会是胃疼，头疼，痔疮，腹痛，重症感冒，神经痉挛，出血症，胆结石，以及痈疽，寒战，短期发烧，风湿症，膀胱炎。他得不断地看医生；他的身体如此虚弱，仿佛每个部分都会因紧张过度而垮掉，变成个反叛的中心。有一次，加尔文呻吟般地写道：“我的健康如同一场旷日持久的死亡。”
然而，他践行着自己的箴言：“per mediam desperationem prorumpere convenit”（振斗志于绝望，披荆棘于先路），不许疾病夺走他分秒的劳作时间。狂躁的身体，永远要盛气凌人的精神压制下去。有时高烧令他无法步上布道台，他会叫人用担架抬他去教堂，继续布道。有时他无法参加市行政会的会议，他会召集委员们在他家里开会。有时他卧在床上，牙齿打颤，盖着四五条热被子，好叫他瑟瑟发抖的可怜身体暖和一点；他还要在房里留下两三个秘书，轮流向他们口授指示。有时他跟个朋友到附近的乡间过上一天好换换空气，他的私人秘书们也会同车前往；没等他们抵达，信使们的马车早已开始在城乡之间往来奔波。每次疾病发作之后，他会马上抓起笔，恢复辛勤的生活。
没法认为加尔文不够活跃。他是个勤奋的魔鬼，每日工作不停。黎明之前很久，别人还在熟睡，他书房的灯已经点亮；午夜以后，整个日内瓦早沉入梦乡，他的灯火还要亮上几小时。谁要在早晨晚上抬头看他的窗户，会觉得这孤另的灯火彻夜不熄。他做出的工作多得惊人，简直叫人觉得他必是同时用着四五个大脑。毫不夸张地说，这身患痼疾的人实在做了四五个不同职务的工作。他主要的职务，圣皮埃尔大教堂的传教士，只是他诸多职务中的一个而已；而这身兼多职的人，受狂热的权力意志所激励，逐步攫得了这些职务。虽则他在教堂的布道早已编印成书，塞满书架；虽则抄写员把所有时间都用来抄录，却依然只抄得完他全部著作的极少部分。加尔文，他是宗教法庭的首席法官，没有他的幕后操纵，任何决定都做不出来。加尔文，他又是卷帙浩繁的神学与论争著作的编撰者，《圣经》的翻译者，大学和神学院的建立者，市行政会的常年顾问，宗教战争参谋部的政治官员，新教教会的最高外交官和组织者——这“《圣经》牧师”就这样指挥着他神学王国的其他神职人员。他管理着传教士们从法兰西、苏格兰、英格兰和荷兰发来的报告，他指导对外的宣传工作。通过书刊印刷商和销售商，他建了个秘密机构，把触角伸到整个世界。他要与其他新教领袖讨论切磋，跟亲王使节会商洽谈。差不多每日每时，都会有外国的宾客前来造访。学生们和初露头角的神学家们，经过日内瓦时无不来问候加尔文，敬受他的教诲。他的家活像个邮局，是政治与私人事务信息的永久来源。有一次给朋友写信时，加尔文叹道，在他任职期间，他就记不起哪怕有两个小时，他能够连续致力于工作，而不受干扰。
从匈牙利和波兰之类最远的地方，整日里由他信得过的代理人源源发来急件，而他要向无数求助的人提出自己的忠言。这次是一个流亡者，想定居在日内瓦，还要把家属安置在一块儿。加尔文便发起场募捐，确保他同教派的人得到欢迎与支持。下次是什么人想要结婚，旁的人想要离婚——这两条路全要归到加尔文，因为在日内瓦，不获他的批准，就没有什么精神方面的事情能够做得成。要是独裁统治的贪心能够局限于其正常的领域，局限于精神的事务，那该多好！然而加尔文认为，他的权力根本就没有限度。他可是执掌了神权政权的人呀！他觉得，俗世的一切事情，都必得屈服于上帝与圣灵。他便把包揽一切的手，凶暴地伸向城市国家的所有事务。几乎每一天，市行政会的会议记录里都找得到这样的话：“宜就教于加尔文大师”。他那双警觉的眼睛，就没有什么东西逃得过；纵然这灵敏头脑不停的劳作，我们不能不视为奇迹，这种精神上的禁欲主义，却势必带来无穷无尽的危险。只要彻底禁绝了个人的享乐，即便出于自愿也罢，准保会把这禁绝当作条法律强加给旁人，还要动用武力来推行——这对旁人固然不自然，对他可是自然得很呢。比之罗伯斯庇尔，可见禁欲主义者常常是至为危险的一类暴君。谁无法快乐地充分分享同伴的生活，就必会对他们毫不宽容。
教规与绝不容情的严厉措施，便是加尔文教条的基础。在加尔文看来，人根本就没有权利，抬起脑袋真诚地打量四方，勇敢地在世界上阔步前进。他们必得永远活在“畏惧上帝”的阴影当中，笃信他们的缺陷绝无希望拯救，还要谦卑地俯首于这信念的前面。从起初开始，加尔文那清教徒式的道德，便导致他把快乐而无拘无束的享乐视同“罪恶”。凡有什么能带来鲜明的色彩，能给予我们尘世的存在以动力，凡有什么能使得灵魂愉悦，纾解紧张，能振奋精神，解放身心，减轻负担，在加尔文式的法典里面，准要给斥为浮泛空虚，多此一举。更何况，这般苛酷的判断也要加于艺术。甚至在宗教领域，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同神秘主义和宗教仪式密切结合在一起，加尔文也要强力推行他索然无味的意识形态。只要引得起感官的兴趣，只要带得来感觉的柔软摇摆，一概无情扫除，绝无例外；因为真正的信徒，在靠近上帝宝座时万万不可有个艺术家般首鼠两端的灵魂，那里芬芳的香气会害他们耳迷目眩，音乐能欺骗他们，貌似神圣的绘画雕塑也可以令他们误入歧途。
惟有全然明晰的真理，才算是真理。上帝的言语，若非绝对简明，如何能视为上帝的言语！那末，便来把偶像崇拜丢开罢！教堂里的绘画雕塑，得抛将出去；五彩斑斓的法衣，得清除干净。我主的律法，要从弥撒书和镀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