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抹在门闩上面，这样把瘟疫带进了城。这样的胡说八道，加尔文非但不去痛加驳斥，还要热切支持这中世纪的骗局，这更让他那骨子里的守旧习气昭然若揭。他甚至做得更损，公开宣称这些“semeurs de peste（瘟疫散布者）”简直坏事做绝，还在布道台上讲，大白天里，便有个无神论者给魔鬼从床上扯下来，投进了罗讷河。他注意到教众们许多绝不掩饰嘲笑的表情，这让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得忍受如此的羞辱。
无论如何，对加尔文一贯正确的信念，在瘟疫流行期间消失殆尽——而这样的信念，又是每个独裁者权力不可或缺的心理要素。人们欢迎他返城时的热情成了昨日黄花；一种反抗的精神，在日益扩大的范围里蔓延开来。但加尔文毕竟运气不坏，因这范围纵然日益扩大，却没出现集中的敌视情绪。往往只有独裁者的暂时优势才能集中起来，在积极支持独裁者的人变成少数派以前，如此优势总能使得独裁者的统治稳定无虞。这般支持者有的是好战黩武的意志，这适表明他们的团体组织良好；而其对立面的意志，由各种势力组成，受各种动机推动，绝难汇聚成有效的力量。许多人自是为反抗独裁者的精神所激励；然而若他们的敌视情绪，尚不足以引他们投身统一的运动，实行共同的计划，他们的反叛势必徒劳无益。其结果，是自从首义挑战独裁者的权威，直到最终将他推翻，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加尔文，连同他的宗教法庭，他的传教士，以及大量支持他的流亡者，代表了一个独立集团，一个约束严明的意志，一种集中而目标明确的力量。可他的敌手，却杂乱无章地从一切可能的地位与阶层吸收成员。有些是天主教徒，仍然秘密地固守旧日的信仰；有些是贪杯的酒鬼，对于关闭酒店深恶痛绝；有些是给禁止了像从前一样化妆的妇女。另一方面，在不满分子中间，也有一批卓越爱国家族的成员，因穷光蛋骤得大权而火冒三丈，觉得他们才在日内瓦混了几个月，竟便能搞来最最舒适丰厚的位置。于是，反对派纵然人数众多，却将至高最劣的成分兼容并包；只要不满分子们未曾集结力量追求一个理想，便只能无力地嘀嘀咕咕，他们的势能就变不成动能。这是一群乌合之众，面对的却是一支军队；这是一批松散杂沓的不满之徒，面对的却是组织严明的恐怖——因此，他们自然毫无进展。最初几年，加尔文觉得束缚这些分散的集团，简直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它们从不能有效联合起来反对他，他便能将它们各个击破。
对于一个执掌了权力的理论家，主要的危险便在于有人鼓吹一种分庭抗礼的理论。加尔文这思想家本是头脑清醒，时刻警觉，于是很快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真正恐惧的惟一对手，是那些智力和道德绝不于他稍逊的人，尤其是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这人的智力和道德定然超过加尔文，又以自由精神的热情反抗那独裁者的精神暴政。
有一幅卡斯特利奥的画像保留给我们，不幸手法拙劣。他的面容严肃沉思，高高的前额下面，是一双坦率的眼睛。要是叫一个观相家来说，能讲出的不过如此而已。它并不能让我们洞悉他性格的深处，然而他最本质的性格特征，依然正确无误地勾勒了出来——便是他的自信与镇静。若是把加尔文跟卡斯特利奥的画像放在一起，就看得出这两人精神方面的对立，一如他们长相之不同一样的鲜明。加尔文的面孔一片紧张，表现着痉挛病态的精力，急切无碍地要寻个发泄；而卡斯特利奥的面容，则一派温和自若。加尔文显得狂烈烦躁，卡斯特利奥则是平静安详。显然，这是急躁对容忍，冲动的热情对坚忍的决心，狂热盲信对人道主义。
我们对卡斯特利奥的青年时代，正如对他的长相一样，几乎一无所知。他于一五一五年生在瑞士、法国跟萨伏依交界处的多菲内，比加尔文晚了六年。他的家姓沙退隆、沙蒂永或者沙台隆；按萨伏依公国的习惯，或许就叫做卡斯泰里昂，或者卡斯提里昂。他的母语，仿佛是法语而非意大利语，虽则他这两种语言都很流利。没过多久，他的拉丁语便好得叫人叹服——那是在二十岁时，他入了里昂大学，在此彻底掌握了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接下来又学会了德语。在所有的知识领域，他的热情和能力都是卓尔不群，使得人文主义者和神学家们一致认为，他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他酷爱音乐，起初还靠教授音乐课挣得一点点收入。其后，他写了许多拉丁文的诗歌散文。不久，他又充满了解决当时问题的热情，这在他眼里，比之沉耽于往昔的古典文明更加重要。若是把人文主义视为一种历史现象，便可以看出运动的早期阶段虽则光彩夺目，欣欣向荣，却只持续了很短的期间，惟有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之间的几十年而已。在这期间，人文主义者们将其绝大部分注意力，都用于古代希腊罗马的著作上面。仅在这短暂的时间里，青年们才会寻求实现古典文明的复兴与回复，认为这系统的文化足以拯救世界。时过不久，便是在古典学问的信徒眼里，在这一代人的领袖眼里，事情也已经昭然若揭：此时一场宗教革命如同森林之火横扫德国，千百万人受到了波及；而他们宝贵的精力，竟还浪费在阐发西塞罗与修昔底德的著作上面。在大学里，对于新旧教义的争论多过对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争论，教授与学生研究《圣经》而非《学说汇纂》。到后来，政治、民族与社会运动吸引着人们；于是在十六世纪，欧洲的所有青年，都有种无法压制的热望，要思考谈论当时的宗教观念，为这伟大的运动做一援手。卡斯特利奥满心里也是同样的热情，而其个人的经历，又为他这样人道气质的人定下了基调。在里昂，他第一次目睹烧死异端；那时他的灵魂深处大受震动——一方面因宗教法庭的残酷表现，另一方面则因牺牲者的英勇气概。自此以后，他决意为新的教义生存斗争；在他看来，这教义必同时将自由尊为神圣。
不用说，自从卡斯特利奥在二十四岁时，决意信奉宗教改革的事业，从这一时刻开始，他的生命就面临了危险。一旦国家与体制强行压制思想自由，那些无法忍受暴力凌驾良心之上的人，他们的面前惟有三条道路。他们可以公开对抗恐怖统治而杀身成仁，这勇敢的道路为路易？德？贝尔坎和艾蒂安？多雷所选择，并导致他们走上火刑柱。不满分子若希冀保持内心自由的同时保全性命，也可以表面屈服，将心里的意见隐藏伪装起来；这便是伊拉斯谟与拉伯雷的策略：表面上与教会、国家和平共处，穿小丑的彩衣，戴弄臣的帽子，灵巧地避开敌手的武器，埋伏起身体放毒箭，以俄底修斯的狡猾，智胜那般野兽一样残暴的家伙。还有第三个办法，便是做个流亡者；一旦在国内，内心的自由遭到迫害蔑视，就设法把这自由带出国，到一个能够无羁无绊地繁荣昌盛的国度。卡斯特利奥生性正直而温顺，便选了这平和的道路。一五四〇年春，就在目睹几个早期新教烈士遭到火刑之后不久，他离开了里昂，成了个传授新教的传教士。
他前往斯特拉斯堡，这与绝大多数宗教流亡者一样，是“propter Calvinum”——为加尔文的缘故。由于加尔文在《Institutio（原理）》一书的序言里面，勇敢地向弗朗西斯一世挑战，提出了宗教宽容和允许信仰自由，这作者尽管相当年轻，那些深受激励的法国青年却已把他当成了福音派教义的先驱和旗手。这些流亡者像加尔文一样横遭迫害，希望从加尔文学得如何更成功地表达要求，如何更明晰地设立方针，如何完成其毕生的事业。卡斯特利奥对自由的热望，自使他将加尔文视为精神自由的鼓吹者；于是，他成了加尔文的信徒，而且表现得热情洋溢。他急急地赶往斯特拉斯堡造访加尔文；加尔文的夫人在那城里为新教义的未来传教士们建了学生接待站，他还在其中住了一星期。然而期待的接近未能马上开始，因加尔文很快被召到沃尔姆斯和哈格诺市行政会去。这样，第一次的接触，两人都未得到收获。但事过不久便清楚了，卡斯特利奥给加尔文留下颇深的印象；加尔文刚被召回日内瓦，这年轻的法国（或萨伏依）学者便受聘当上了日内瓦学院的教师——这固然出自法里尔的举荐，然而无疑得到了加尔文的完全赞同。卡斯特利奥做了院长，指导着两个助理教师，还受托到日内瓦郊区的汪多瓦教堂讲道。
卡斯特利奥果然不负重望，他的教学活动取得了卓越成绩。为推进研读拉丁文，让拉丁文更具吸引力，卡斯特利奥以拉丁文和法文对照的方式，翻译加工了旧约和新约当中最生动的段落。此后不久，他薄薄的一本小书，本为日内瓦年轻人写的pons asinorum（解惑津梁），成了整个世界的名作，其文学和教育方面的影响，或许惟有伊拉斯谟的《Colloquies（对话录）》差可比拟。数百年来，这本小册子一再重印，已超过四十七次之多；通过这本书，成百上千的学生学到了古典拉丁文的要素。在卡斯特利奥的人文主义努力当中，这小书固然不过算副业，纯属偶然产物，然而有赖此书，却使得卡斯特利奥声名显赫。
较之为学校的孩童写一本便利合用的小册子，卡斯特利奥的志向有着更高的目标。他并未将精力和学问费在这种琐事上，而放弃自己熟稔的人文主义。这年轻的理想主义者志在高远，要重践并超越伊拉斯谟与路德崇高的业绩。他决意起码将整部《圣经》译成拉丁文，而后再译成法文。他本国的人民，法国的人民，将获得全部的真理；正如通过伊拉斯谟与路德创造性的意志，人文主义者和德国人民获得了全部真理一样。卡斯特利奥怀着独特的顽强和沉着的自信，开始这巨人般的工作。每天晚上，他工作到深夜，尽管白日里还要辛勤操劳，挣来些微的收入好养家糊口。他便这样致力于实现自己的计划——为这一计划，他甘愿献出生命。
然而刚一开始，卡斯特利奥就遭遇了决定性的挫折。一个日内瓦的书商答应出版他的拉丁文《圣经》译本的第一部分。可加尔文不仅管理着心理与精神事务，他也是日内瓦权倾四野的独裁者。没有他的imprimatur（出版许可证），城墙以内就休想有什么书籍能够出版。书报审查制度，乃是独裁统治必不可少的姊妹。
卡斯特利奥便去造访加尔文——如同一个神学家敲别一个神学家的门，请求他同僚的许可。可人若有独裁者的性格，常发现自己的权力意志遭到所有思想独立的人讽刺，这会令到他们大为不快。加尔文当下的反应便是不悦，好歹没显得面带烦恼。他曾给一个亲戚的法文《圣经》译本写过序言，声称这译本某种程度上类似钦定本——那乃是经官方批准的方言版新教《圣经》。可这年轻人何其“放肆”，竟不承认加尔文批准并且参与其事的版本——这可是惟一经他授权的法文译本呀！卡斯特利奥就等于打算把这版本丢开，自己另起炉灶。加尔文给维雷写信，显然对那小字辈的冒失无礼颇为气恼：“刚听过塞巴斯蒂安荒谬绝伦的设想，叫我好笑又生气。三天前他来见我，请求准许他出版自己的新约译本。”这冷嘲热讽的语气，活脱现出加尔文对于卡斯特利奥的竞争耿耿于怀。事实上，加尔文就不给卡斯特利奥无条件颁发imprimatur（出版许可证）。他提出个附带条件：他要最先读到译本，并按他认为合适的方式修改之后，才可以颁发许可。
自负心理和自信过度，最有悖于卡斯特利奥的性情。他绝不像加尔文常做的那样——绝不宣称惟有他自己的意见才叫正确，惟有他对事物的看法才叫完美无瑕，无可非议。后来他为自己的译本写了序言，那堪称科学谦逊的典范。他率直地承认自己未能理解《圣经》的每字每句，因此提醒读者不可过于信任他卡斯特利奥的译本。《圣经》其书晦涩难解，充满矛盾，这新版本的译者只能够提供一种解释，而绝非定论。
然而，虽然卡斯特利奥能以谦卑的精神对待他自己的著作，他却把个人的独立视为无价之宝。作一个希伯来学者，一个希腊学者，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他自知绝不逊于加尔文；于是他理当将这种傲慢的书报检查，将这种独裁当局要求的“改进”，看成是一种耻辱。在自由的共和国里，学者和学者、神学家和神学家都应该一视同仁；他不愿像小学生一样屈居加尔文之下，也不许他的著作给人像老师批改作业一样涂来改去。但他对加尔文非常尊敬，便希望找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