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比特。我们再稍稍深入研究一下，这些人将显出更多的个体性。我们可以想像，当他们每个人的基因组都能被读出，那该有多少附加信息便会十分清楚了。
我们银河系的恒星，还不算那些将来有一天会发现的暗物质，大约有1000 亿个，给每颗星一个序列数就得大约37 个比特。对近处的太阳，我们所需的信息比天文学家们所得到的还要多很多，但对其他恒星则更粗粒化一些。恒星在天空中的位置，亮度、发射光谱和运动，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测量到，其精确性与距离有关。整个信息的比特数一般不会比37 比特大很多，在某些情形下也许还会小些。按今天天文学家的意见，恒星与太阳不同，它们呈现出某些个性，但不是太多。今日观察的特殊粗粒化特性，可以用转变为一个最准经典领域的办法来避免。这些最准经典领域由可供选择的历史组成，覆盖整个时空，这些历史不仅脱散和近经典，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在给出脱散性和经典性方面，最精粒化。哪儿有近似，哪儿的历史就可以用单个的物体来表示，这些单个的物体可以非常仔细地被跟踪，并显示出一种相应高度的个体性。
在一般最准经典领域，与任何恒星有关的信息要大大地大于我们对太阳已知的信息。同样，有关任何人的信息要比我们今日可得到的信息也丰富得多。事实上，没有任何复杂适应系统在观察一颗星或一个人时，能利。但是，资料中的规律性东西十分有用；事实上，内科医生在使用MRI（magneticresonanceimaging，磁共振成像）或CAT 扫描（X…rayputer…asistedtomography，计算机辅助层析X 射线摄影）作诊断时，利用的正是这种规律性的东西。如通常情形一样，一个由善于观察的复杂适应系统溜形成的描述性纲要，是一张陈列规律性的简明的表，这个表的长度就是被观察物体有效复杂性的一种测量。量子力学变化多端的性质
像经典概率的情形一样，例如一组赛马，宇宙粗粒化可供选择的历史（它们构成最准经典领域），形成一棵树状分枝结构，在每一个分枝上对不同的可能性有意义明确的概率。那么，量子力学与经典力学到底有什么不同呢？一个明显的不同是：在量子力学里粗粒化必须对理论得出某些有用的东西，而在经典力学里引入粗粒化，只是因为测量的不精确性或者是某种其他实用的限制。还有另一个更加重要的不同之处，即量子力学的变化多端性可以解释量子力学的违背直觉的性质。我们知道传统神话中的海神普洛透斯（Proteus），他是一个难得的预言家，他可以任意改变自己的形状。为了抓住他并让他作出预言，必须在他不断改变形状时抓住他。
我们回到简化了的宇宙精粒历史，在这种情形下，宇宙中每个粒子在任何时刻的位置都精确确定了。在量子力学里，位置是一种任意的选择。当海森堡提出不确定性原理后，要同时以任意精确性同时确定一给定粒子的位置和动量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妨碍在这些瞬间中的某些瞬间，精确测定该粒子的动量（而不是位置）。因而，选择精粒历史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我们可以在某些时间里用动量来描述粒子，而在另一些时间里用位置描述。甚而言之，可以用无数其他更巧妙的方法来建构宇宙的精粒历史。有许多不等价的经典领域吗？
对这些组精粒历史的每一个，不能考虑很多不同的粗粒化方法，也不能问哪一种方法可以（如果允许的话）导致一种最准经典领域，后者的特点是脱散的粗粒历史，显示出近经典的行为（只有持续小的偏离，偶而出现大的偏离）。更有甚者，人们可以问在这些领域里真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吗？它们是不是多少有些相同？
哈特尔和我和其他一些人，试图回答这个问题。除非得到反证，人们仍然可以相信，的确有很多组不等价的最准经典领域，其中我们熟悉的只是一个单个的例子。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们熟悉的准经典领域与其他准经典领域有什么区别呢？
那些信奉量子力学早期观点的人可能说，人类已经选择测定某些量，而这些选择帮助人们决定了我们与之打交道的准经典领域。或者更通常一点地说，他们可能说人类只可能测量某些种类的量，于是准经典领域就必须（至少部分是）奠定在这些量的基础之上。复杂适应系统的庇护所
准经典性向所有的人和所有与我们有联系的系统，保证可以比较不同资料的可能性。这是真的，这样，我们正在与之打交道的是相同的领域。但是，我们真是共同在挑选那个领域？这种以人为宇宙中心的观点，像量子力学在其他方面这时的解释一样，也许是不必要的。
另一种不太主观的方法是从一个最准经典领域开始，并且注意在某一些时期某一确定空间区域里，沿着某些确定的分枝，最后显示出来的恰好是规律性和随机性的一种混合的结果，这结果有利于复杂适应系统的进化。近经典行为提供规律性，而涨落偏离决定论，则提供可能性的要素。放大的机制（包括混沌情形）允许这其中的某些偶然的涨落与准经典领域发生关联，并引起分枝。因此，当复杂适应系统发展时，它们的确会与一个特定的最准经典领域发生联系，我们不要认为这些系统是按能力来挑选这些领域的。相反，系统的定位和能力决定了附加粗粒化的程度（在我们讨论的情况中，的确是非常之粗），这种粗粒化应用于特殊的最准经典领域，以便被系统理解。
假定宇宙的量子力学允许用数学来处理各种可能的最准经典领域（它们之间真正地不等价）；还假定复杂适应系统实际上发展到利用每个最准经典领域的某些粗粒化方法，那么，每个领域会提供一组可供选择的宇宙粗粒化历史，而IGUS 将在每种情形下，记录可能历史之树上各种概率分枝的结果。这儿的每棵树在两种情形下将完全不同！
如果在两个不同的准经典领域跟踪的现象有某种程度上的一致，那么两个IGUS 彼此会感觉得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相互通信。但是被一个IGUS跟踪的大量现象，不能直接被另一个觉察到。只有通过一种量子力学的计算或测量，一个IGUS 可能对另一个IGUS 感觉到的所有现象作出评估（这可能使某些人记起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
一位利用一个领域的观察者真能意识到其他领域（有它们自己的历史分枝和观察者），也像宇宙可能历史中可供选择的描述一样有用？这个令人神魂颠倒的争论曾经被科幻作者提出过，他们有时根据俄罗斯理论物理学家斯达洛宾斯基（Starobinsky）的提法，用到“小妖精世界”（goblinworlds）这种表述。我们正在努力建构量子力学的现代诠释的目的，是想终止尼尔斯·玻尔所说的时代。玻尔曾经说：“如果一个人说他可以思考量子物理学而不会感到迷惑，这只不过说明他一点也不懂量子物理学。”第十二章 量子力学和傻话
当量子力学中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全部解决以前，本不必要介绍使人迷惑但又事实上不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是，近来有不少人又恰好写到量子力学中的这些问题。
由于量子力学预言的只是概率，因此在某些圈子里它获得了一个名声：它只可能知道任何事情的大概情形。这是真的吗？这决定于非常非常低概率的事件是否包括在内。我记得，当我是一个研究生时，我被指定计算一个问题，它涉及某个宏观的重物体在某一时间间隔里，由于量子涨落而跳到空中的概率。我的答案是概率为10…62。这个问题告诉我们，这种概率和零并没有什么实际区别。任何不可几的事物，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当我们注意到那些具有有意义的概率，因而实际上真正可能发生的现象时，我们发现很多在经典物理学中不可能发生的现象，在量子力学中实际上也不可能发生。但是，公众对于这一点的理解，受到近几年一些轻率的书籍和文章的误导，其中包括已故的贝尔（John Bell）的一些精致的理论研究和一些相关的实验。
某些涉及两个反方向运动光子的实验报导，给予读者一种错误的印象，似乎测量其中一个光子的性质时会立即影响到另一个光子。于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量子力学允许超光速的传播信息；甚至还断言“超自然”（paranormal phenomena）现象（如预言）因此可以接受！这种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爱因斯坦反对量子力学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故事要从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的态度开始。在20世纪早期，爱因斯坦在关于光子的辉煌的研究中，认真地利用普朗克（MaxPlanck）提出的量子假说，从而为量子力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但尽管如此，爱因斯坦却不喜欢量子力学。1930 年，在布鲁塞尔的索尔维会议上，爱因斯坦提出一个论证，声称量子力学前后矛盾。玻尔和他的同事们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疯狂般地研究爱因斯坦的论证，想找出这位伟人论据中的漏洞。在会议结束之前，他们终于可以向爱因斯坦证明：爱因斯坦忽略了一些事情；令人惊奇的是，他忘掉了的正是广义相对论的效应！考虑了这个效应之后，所谓的前后矛盾就消失了。
在这之后，爱因斯坦放弃了试图证明量子力学内部的不一致性，而集中精力对他相信（而量子力学违背）的原理，给出一个应该遵守的正确的理论框架。1935 年，他与另两位年轻的助手玻多尔斯基和罗森（Podolskyand Rosen）合作，发表了一篇论文，在论文中他们描述了这个原理和一个假想实验，在这个实验里量子力学不能和这原理一致。这个原理，爱因斯坦称之为“完备性”（pleteness），向量子力学的最本质特性发起了挑战。
下面我们简略地谈谈爱因斯坦的要求。如果用某种测量方法，可以确定地预言某一特殊量Q 的值，而且如果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测量方法，可以确定地预言另一个量R 的值，那么，按照完备性的概念，人们可以同时赋予两个量Q 和R 精确的值。爱因斯坦和他的助手成功地找到一些量，这些量（如同一物体的位置和动量）在量子力学里不可能在同时赋予精确的值。于是，在量子力学和完备性之间出现了一个直接的矛盾。一次测量在一给定时间里可以赋予粒子精确位置，另一次测量在相同的时间里可以精确地给出动量，在量子力学里，这两个测量之间的实际关系是怎么样的呢？这两个测量发生在两个不同的分枝，而且彼此脱散（就像一个历史分枝中一匹马在一次比赛中获胜，另一个分枝则是另一匹马获胜）。爱因斯坦的条件相当于说，两个可供选择的分枝的结果必须共同接受。这显然是要我们放弃量子力学。隐变量
事实上，爱因斯坦并不想用另一种不同的理论框架替代量子力学。在另外一些地方他指出，他相信量子力学的成就仅仅是近似正确的理论结果，并且是另外一种理论预言的统计平均。爱因斯坦的想法在不同的理论家和在不同的时期里，呈现出一个更确定的形式，即量子力学可能被一个决定论的、经典的框架所替代，但在这个框架里有非常之多的“隐变量”（hiddenvariables）。这些变量可以想像成是一些看不见的苍蝇，在宇宙各处嗡嗡地飞来飞去，近乎随机地与基本粒子相互作用，并影响基本粒子的行为。只要这些苍蝇不能被探察到，理论物理学家们能做出的预言，最多也只是对苍蝇的运动作出平均的统计。但这些看不见的苍蝇可以引起无法预言的涨落，而这些涨落又造成了不确定性。希望在于这些不确定性能以某种方式与量子力学相适应，从而使这种图式的预言与量子力学的预言相一致，而我们知道，后者的预言得到了众多观测的证实。玻姆和爱因斯坦
我知道有一位理论物理学家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在下述两种情况下犹豫不决：一方面相信量子力学，另一方面又想也许可以用一种像“隐变量”之类的东西替代量子力学。这位物理学家就是戴维·玻姆（David Bohm），他用毕生的精力试图了解量子力学的意义。
1951 年，当我刚拿到博士学位并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做博士后的时候，戴维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助理教授。我们俩都是单身汉，常常在傍晚绕着普林斯顿散步，并讨论物理学的问题。戴维告诉我，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很难相信量子力学（马克思主义者倾向于认为他们的理论是完全决定论的）。既然量子力学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又不与任何观测相矛盾，他曾经试图承认量子力学在哲学上终究是可以接受的。在试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