蟛糠忠揽孔匀坏淖时荆╪atural’s capital）生活转向主要靠自然的收入（natural’s ine）为生的经济转变，其主要要素就是试图索取真实成本。虽然索取成本费只是略为胜过规章制度，但它比单纯的口头劝告却肯定要好得多。首先，它减少了模糊性。
假定你的职业是给对环境影响小的产品颁发绿色奖牌，那么你很快就会碰到一个问题。例如，某种特殊的清洁剂所含的磷酸盐可能低于另一种清洁剂，从而在保证降低湖泊中海藻污染（enthropication，藻类植物增加）方面略胜一筹，但它可能需要耗费更多的能源，因为使用它洗涤时需要用热水。随着颁奖工作的继续进行，你还会发现更多这样的两难问题。如何权衡这样的两种考虑呢？如果至少作这样一个尝试，即向制造商索取费用以恢复由他们的清洁剂所导致的海藻污染，并且如果将洗涤所需能量之费用也清楚地标于包装上，那么消费者可以只凭总的费用来作决策，市场将体现出它们的价值。绿色奖牌就可能变得不必要了。当然，索取真实成本的一个大难题在于如何对它们进行评估。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到，经济学从未真正成功地处理过质量和不可逆性这样的微妙问题，这些问题类似于自然科学中热力学第二定律所产生的问题。当然，这样的问题可以归于政治范围，并只被当作公众意见问题来处理，但从长期来看，科学肯定也能对此作出解答。现在，最简单的方法是评估补偿所破坏环境要花的费用。对于不可替代的环境破坏情形，有必要采取严格地强行禁止的形式，但在其他方面，质量的持续性则与负担恢复环境所需费用密切结合起来，而质量的定义将由科学与公众意见两者结合来作出。任何索取真实成本计划的一个关键性部分，是取消政府给与破坏性经济活动的补助金。要不是因为有补助金的话，那些经济活动一点也不经济。在由世界各地著名政治家组成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布隆特兰委员会）的工作中，委员会秘书长，加拿大的吉姆·麦克尼尔（Jim MacNeill）指出，要想了解环境正在发生什么变化，你必须不仅仅看环境部所采取的行动，更要了解财政部与预算的政策。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到破坏性经济活动补助金的根源，而且有时能将它们砍掉，即便存在很大的政治困难。
预算的讨论直接将我们引导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国民经济会计程序中是否包括自然资本减损。通常它们并不包括这一点。如果一个热带国家总统与一家外国公司签订买卖合同，为了一个很低的价格与一笔贿赂金而将国家森林中的树木砍掉一大批，那么国民收支帐户上所显示价格只是国民收入的一部分，甚至贿赂金也同样只有一部分在收支帐上显示出来，如果它在家中被花掉而不是存入瑞士银行的话。但是森林的消失，以及它所带来的好处与潜在价值的丧失，作为相应的损失无法挽回。而且，不只是热带国家以相当便宜的价格出卖他们的森林物产，美国太平洋西北部，英属哥伦比亚以及阿拉斯加的温带雨林的命运，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很显然，国民经济会计制度的改革是所有国家的一个重要问题。幸而，实行那一改革的努力在有些国家中已经开始起步了。我们的例子也表明，同重大的贪污腐化作斗争是实现经济转变的一个关键要素。对于依靠自然资本生活现象关心程度的另一个晴雨表是贴现率（discount rate）。我获悉，世界银行在为有重大环境影响的计划提供经费时，仍然使用每年10％的贴现率。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意味着未来 30年里一些重大自然资产的损失被打了 20％的折扣。下一代的自然遗产的价值只有现在给定值的5％，如果它真被估算过的话。用这一方法使用的贴现率是对所谓的代间公平（intergenera…tionalequity）的一种量度，后者对持续质量的观念很重要。过分地折扣未来等于掠夺未来。如果以某种方式将贴现率的概念推广，那么它也许能用来包括持续性所指的大部分意思。社会转变
一些经济学家极其重视代间公平与代内公平（generationalequity）之间可能的平衡，这也就是对将来之关心，与对今天贫穷人们为了生存而需要利用一些自然资源的关注之间的平衡。虽然当今生物圈某些方面的恶化是由极度贫困的人们在谋生过程中所致使的，但恶化的大部分原因应归咎于富裕的人们对资源的挥霍浪费。然而，许多情况下，环境恶化与一些大型计划联系在一起，这些计划是打算用来帮助比如发展中国家农村贫困人口的。但这些计划实行的结果，如果不全部是那至少常常是相当低效与具有破坏性的。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大量地方性的小型行动来有效地帮助那些人们，比如以称作微型借贷（microlending）的形式进行。在微型借贷情形中，由一个专门的金融机构为地方企业家，其中许多是妇女，提供小型贷款，以使他们开办小型企业，从而使当地许多人能藉此找到谋生的机会。这些商业活动提供的职业对环境的破坏往往不那么严重，并且既能促成代内公平，又能促使代间公平。幸运的是，支持持续型经济活动的微型借贷正越来越普遍。
如果生活质量在人与人之间非常地不平衡，如果众多的人们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或早早地因病夭折，而他们却看到其他数十亿的人们却过上了更舒服的生活，那就很难说生活质量最终会达到持续性目标。很显然，为实现持续性目标，向着代间公平的方向采取大规模行动是必要的。如为持续发展提供微型借贷的情形一样，代间公平与代内公平之间的协同性更多于对立性。对发展中国家农村贫困人口真正有帮助的政策与那些保护自然的政策之间的相容性，比通常所声称的要大得多。真正对城市贫困人口有益的政策，当然应该包括避免城市环境灾难的条款，也应该包括解决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移民的问题（其中有些城市已经膨胀到难以管理的地步）。事实上，社会转变显然必须包括缓和上百万人口的大都市的一些最恶劣的问题。
如今，比以往更甚的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在不考虑国际问题的情况下，处理好同时影响城市与农村经济活动的难题。全球经济的出现就是现代形势的一个主要特征，更积极地参与这一经济的愿望是影响世界各地政府与商业政策的主要力量。全球经济问题的突出性以及快速运输、全球通信与全球环境影响，都意味着更大程度的世界性合作对于处理整个人类所面临的一系列严重的连锁问题是必要的。这又将我引向机构或管理的转变。机构转变
地区性或全球性合作并不局限于环境问题，或只限于环境与经济事务。维持和平，即所谓的国际安全保障，至少也一样地重要。对联合国来说，组织选举监督或赞助为中止内战而进行的谈判，已是例行公事。“维和”（peacekeeping）行动正在世界的许多地方进行。结果并不总是令人满意，但至少这一方法正逐渐制度化。同时，国家间合作还以许多其他方式进行着，而且，国家的作用势必被削弱，因为在我们的世界中，太多的重要问题逐渐地超出国界。在人类活动的许多领域中，国家间、甚至世界性（或近似世界性）的机构，不管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已经在很久之前就发挥起了作用。如今又有了更多这样的机构。通常，它们将竞争导向持续模式，并使之由敌对型转为协作型。一些机构比另一些更加有效，但总的来说它们都有一定的重要性。下面列出了几类不同的机构。比如，空中旅行系统；国际邮政联盟；广播频率协约；国际刑警委员会（Interpol）；候鸟协约；国际濒危物种贸易条约（CITES）；化学武器条约；国际理论与应用物理联合会；国际科学联合理事会（简称国际科联）；世界数学、天文学、人类学、精神病学等学科会议；世界作家组织——国际笔会（PEN）；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跨国公司，包括麦当劳公司与IBM 公司；联合国机构，比如世界卫生组织（WHO），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UNFPA），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与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UNESCO，简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红十字会，红新月会（土耳其的红十字会——译注）大卫王的红盾会（犹太人红十字会——译注）与红狮和红太阳会（伊朗红十字会）。而且，英语作为一门国际性语言其渐增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
人类已经逐渐开始在全球或高度国际化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地处理一些有关生物圈及其中的人类活动的控制问题。
并且，关于全球公地——那些未被认定属于谁，因而属于全人类的地方——问题的磋商正在取得进展。不通过合作而自私地利用那些地方的资源，只会导致对大家都不利的结果。最明显的公地例子就是海洋、太空与南极地区。较发达与较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协议可以遵循星球交易的模式，后者我们在前面讨论自然保护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不过，在这里它又显示出了更广泛的意义：富裕国家向贫穷国家提供援助时规定贫穷方履行这样一项义务，那就是采取措施推动广义的持续性发展，因而避免增加核武器以及采取保护野生地区的行动也被包括进来。（温带国家通过为热带国家森林保护提供费用来抵偿他们在发电事业中排放二氧化碳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也是星球交易的一种形式。）然而，消极排他主义——具有不同语言、宗教、民族、国家及其他差别的人们之中的激烈并常常是暴力式的竞争——在近几年里已经比以往更加突出，特别是当一些独裁政权强加于这些竞争之上的一些管制被解除之后。在地球的不同地方正发生着很多起民族或宗教暴力冲突。原教旨主义的不同分枝正逐渐发展起来。世界正在迈向联合的方向，而在这种联合之中又有一种走向崩溃的倾向。
我们已经提到，不管多么小的差异都可用来将人们划分成严格敌对的群体。比如，我们可以看看索马里所进行的残酷战争。是因为语言差别吗？不，他们都说索马里语。是宗教差别吗？不，几乎所有索马里人都是穆斯林。是由于伊斯兰教内部存在不同的教派吗？也不是。那么是宗族差别吗？有一点，但造成如此大骚乱的并不是它。随着法律秩序的崩溃，挑起与进行战争的主要原因是在敌对军阀们领导下的宗族下的小宗派（subclans）。观念的转变上述这些倾向将会导致什么结果呢？如果过度纵容早已过时的消极排他主义倾向，将会发生军备竞争、生育竞争以及为争夺资源而进行的竞争，这些竞争将使质量持续性难以或不可能实现。我们的观念似乎需要来一个戏剧性的转变，包括我们的思考方式、我们的图式以及我们的范式的改变。如果我们人类想要实现彼此之间关系的持续性发展的话，我们必需进行上述转变；如果我们还希望实现同生物圈其他部分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那就更不用说了。科学研究还没有弄清楚，人们对其他被认为不同的人们（以及对其他生物）的态度，在多大程度上受很久以前在生物进化过程中出现的遗传、硬连线（hard…wired）的倾向所支配。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惯于组成彼此互不相容的集团并对环境施加不必要的破坏，具有生物学的起源。它们可能是在生物进化中获得的，也许从前十分适应于大自然，但在一个相互依赖、拥有毁灭性武器及破坏生物圈的能力大大增加的世界中，这种习性不再能适应了。生物进化太慢，跟不上这些变化。不过，我们知道，快得多的文化进化能够修正生物学倾向。
社会生物学家强调，像其他动物一样，我们人类继承了这样一种倾向，即保护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近亲，从而使得我们与近亲能够生存至生育并将我们的一些基因模式传递下去。但在人类中，那种增加相容适应性的本能被文化深深地改变。对于某人跳进河里去抢救另一个面临被鳄鱼吃掉的危险的人这样一种情景，一个社会生物学家可能会主张，当水中那个人是近亲时，这种“利他”行为发生的可能性更大。文化人类学家则可能指出，在许多部落中，某些亲戚，包括相当远的亲戚，是“本族”成员或父母、后代，他们在很多方面会被当作真正的近亲来对待。或许这样一个部落的成员，会愿意冒牺牲自己生命的危险像救他们真正的兄弟姊妹一样，去救他们的本族同胞。无论如何，社会生物学家现在同意，人类中的利他行为模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