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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行为也会发生在更高级的组织中。在国家规模上，它被称作爱国主义。随着人们聚集成越来越大的社团，“我们”的概念在范围上不断扩大。（不幸的是，由于压力的作用，可能会显现出社会结构的一些弱点，这些弱点致使社会重新分裂成较小的单元。比如，萨拉热窝附近所发生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当地一位居民如此评论：“我们同那些人们和睦相处了40 年，我们彼此通婚，但现在我们认识到他们并不完全是人。”）虽然有这样的挫折，但总的倾向仍然是朝向范围越来越广的团结。最大的观念问题是，那种团结感是否能在较短的时间尺度上影响到整个人类，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我们所属于的生物圈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生物。能有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长期考虑来补充地方性的短期考虑吗？家庭意识能经历非常快速的文化进化，从而发展到星球意识吗？过去的政治联合常常是通过征服而实现的，有时继之而来的是试图压制文化多样性，因为文化多样性与民族竞争像一枚硬币的两面，相互对立。然而，为了满足持续质量的要求，向星球意识的进化必须包容文化多样性。人类需要多样性的统一，其中多样化传统经进化后能允许彼此之间的协作，并使许多具有连锁关系的、向持续型的转变能够实现。社团对人类活动来说是必要的，但只有具有合作动机的社团才有可能适应未来的世界。同时，人类文化多样性导致了意识观念或范式、图式的多样性，它们具有地球人类思考方式之特征。其中一些世界观，包括关于什么是美好生活的特定观点，可能特别有助于持续质量目标的实现。这样的观念最好能变得更加普及，尽管文化多样性可能由于其他观念的衰败而得到更大破坏性的后果。通常，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不仅能产生与正统观念相抵触的主张，而且还会导致与其他目标之间的冲突。
几年前，我去听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次演讲，主讲人是瓦克拉伏·哈威尔（Václav Havel），他当时是即将分裂的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总统，现在则为捷克共和国的总统。他演讲的主题是最近几十年里他的国家所受到的环境损害，这些损害对人们的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他将环境损害归咎于人类中心主义（enthropocentrism），特别是其中这样一个观念，即我们人类拥有地球，并有足够的智慧去学会如何开发它。当然，哈威尔不仅是个政治家，也是作家与人权卫士。大多数普通的政治家是禁止攻击人类中心主义的，因为选民都是人。但是，对我们人类来说，认为自然自身具有实际价值，而不仅将它看成对自称为人这种特殊灵长类动物的有利用价值之物，可能是真正的明智之举。信息转变在地方、国家及超国家层次上处理环境与人口问题、社会与经济问题、国际安全保障问题以及这些问题之间密切的相互关系，需要在知识与理解、以及知识与理解的传播中发生一种转变，我们可以称之为信息转变。这里，自然科学、技术、行为科学及法律、医药、教育、外交等各行各业都必须发挥作用，商业与政府部门当然也必须发挥作用。只有当名流与普遍百姓对人类所面临的复杂问题都有了更深程度的理解时，持续质量才有实现的希望。
仅将知识与理解专门化那还远远不够。当然，在当今时代，专业化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我们前面所讨论到的，对专业化知识进行统合，使之形成一个合乎逻辑的整体，同样也非常必要。因此，社会必须比从前更加重视整体性研究。这种整体性研究旨在通过一种粗略的模仿或模拟，同时将一个综合性形势的各重要特征及其相互作用整合到一起，因而势必比较粗糙。早期一些试图对整体进行粗略描绘的尝试曾受到人们怀疑，部分地是因为那些结果过快地被发表，也因为过分地利用了这些结果。但这些不应该再成为妨碍人们再次尝试的理由，不过在发表那些难免是试验性与近似的结果时，态度应当谦逊，不要武断。那些早期研究比如向罗马俱乐部呈递的第一份报告《增长的限度》（Limits to Growth）的一个额外缺点是，决定结果的许多关键性假设与变量并不随参数而发生变化，但读者却能看到结果随假设与数字的变化而变化。当今，由于有高效率计算机可以使用，我们能够更容易地研究随参数而变化的结果。可以检验，结果对不同假设的敏感性，因而研究结构可以变得更加透明。而且，部分研究可以采取博弈的形式，比如《西姆城》（Sim City）或《西姆地球》（Sim Earth），这是韦尔·赖特（Will Wright）领导下的麦克斯公司开发出来的产品。博弈法允许批评家按他或她自己的判断来修改那些假设，并看看会产生什么结果。彼德·施瓦茨（Peter Schwartz）在他撰写的《放眼未来的艺术》（ TheArt of the Long View）一书中，叙述了荷兰皇家炮弹公司的规划小组几年前如何推断出，石油价格不久将会急剧下降，并建议公司采取相应的行动。董事们表示怀疑，他们中的一些人说他们并不会受规划小组推测的影响。施瓦茨说，于是这一分析便以博弈的形式提出来，并允许董事们去核查，比如说，允许他们合理改变他们所认为错误的输入量。根据他的记叙，最主要的结果总是一样的，因此，董事们信服了，开始为一个较低石油价格时期作准备。一些参与者对荷兰皇家炮弹公司所发生事情的回忆有些不同，但不论如何，这一故事很好地说明了建构模型时，增大透明性十分重要。随着模型中包含越来越多真实世界的特征，并相应地变得越来越复杂，因此，将它们透明化，告诉人们哪些是假设，以及可对它们进行怎样的改变，这一任务也就变得更加重要和更富于挑战性了。我们之中那些参加了如2050 计划的人面临许多棘手的问题。这些计划可以使下世纪中叶有一个更加持续的世界，可是，这些导向持续质量的转变如何在将来50 到100 年间实现呢？我们希望哪怕是粗略地理解各种转变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尤其是产生由它们引起的敏感的相对与绝对调节的问题，这一希望有可能实现吗？有希望充分考虑世界各地条件的广泛变化吗？还有比上述更重要的其他转变或其他看待整套转变问题的方式吗？这些问题牵涉到21 世纪中叶左右的那段时期，那时各种转变可能都已部分地得到实现，或至少已经走上正轨。对那个时代进行有益的思考是很困难的，但未必不可能。比如易卜生所写的《海达·高布乐》（Hedda Gabler）一书中，当有人对艾勒·乐务博格写的历史书在描述将来的篇章表示惊奇时，他说：“尽管如此，仍有一两件事必须被提到。”
至于更遥远的未来，在21 世纪中叶之后，真正接近质量持续性的地球将具有什么样的优势条件呢？对那样一种情形我们有什么设想呢？如果生活在那个时代，我们将会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以及感觉到什么呢？我们真应该设想一番，尤其是对一个质量增长超过数量增长的世界。我们应该想像这样一个听起来像是乌托邦式的世界，在那里，《世界状况报告》与《世界资源报告》并不一年比一年坏；在大多数地方，人口正稳定下来；极度贫困正逐渐消失，全人类更公平地分享财富；索取真实成本的真正尝试已作出；世界性及其他国家间机构（以及国家与地方机构）开始处理人类社会与生物圈其余部分的复杂连锁问题；偏向持续性与星球意识的观念赢得更多的拥护者，而各种各样的民族怨恨与基督教原旨主义作为离心因素而遭到淘汰，但仍然保持着大量的文化多样性。如果我们甚至不能想像一下这样一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或在定量计算的基础上估计它可能如何运作，那么，我们一定不能指望实现持续发展的目标。在三种时间范围中，让人们对比较遥远未来的更持续世界进行构想，自然是极困难的，但十分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克服不愿对这样一个世界进行具体构想的习惯。只有如此，我们的想像才可能冲出某些习惯与态度之局限，而那些局限性现在正在导致或行将导致重重困难；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找到改良的方法来处理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与生物圈其余部分之间的关系。当试图构想一个持续的未来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哪些技术的、心理学的或社会的意外之事，可能会使那个相当遥远的未来完全不同于我们如今可能构想的那样。需要有一个由富于想像的挑战者组成的特殊小组来不断提出这样的问题。
这个小组还可以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一个当今许多最令人担忧的现象已被消除的世界中，会出现什么新的严重的问题。几年以前，许多权威人士并没有ꓔ言冷战时期不久即会被一个具有不同问题的新时期所取代，但即便是那些预言了这种变化的人，也没有认真考虑哪些问题将代替那些不再占主导地位的常见问题。
关于将来几十年的短期设想是怎么样的呢？不久的将来，哪种政策与活动可能促成以后更接近持续质量的时代呢？开展关于最近之将来的讨论一点也不困难，而且对许多观察者来说，目前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正变得明朗起来了。需从现代经验中学习的主要东西，或许是我们提到微型借贷的时候所言及的那些内容。这就是自下而上的主动精神比从上向下的更重要。如果当地人们深深地卷入到一个过程，如果他们帮助进行组织，并且如果他们感觉到其结果的利害关系，尤其是一种经济利害关系。那么，比起官吏或强有力的开发者强迫人们行动，这种自下而上的过程成功的可能性就要大得多。在帮助热带地区实现自然保护及至少部分经济持续发展目标时，保护主义者发现，投资到地方团体与地方领导阶层，特别是投资培训地方领导者，是最有价值的事情。
虽然可以很容易地说服人们讨论中等时限之将来——在那一时期，如果要想实现持续发展目标，必须先大体上完成那些有着相互连锁关系的转变——但这一挑战的惊人复杂性可能很令人气馁。所有这些转变都必须被考虑；每一转变的性质与时限都有待确定；它们在世界的不同地方或许各不相同，并且彼此缠结在一起。然而，这种高度的复杂性可能会导致一种简单性。当然，在自然科学领域（它的确更易于分析，但仍然需要一些训练）中，在一个数学奇点附近的转变中，不妨假设是从气体到液体的转变，转变的性质确实只依赖于少数几个重要的参数。但那些参数通常不能预先描述出来；必须对整个问题进行仔细研究以后才会发现它们。极度复杂的非线性系统的行为通常也确实会显示出简单性，但这种简单性是典型生成型的，而非一开始就会显现出来。
关于通向一个更接近持续世界的可能途径的整体性政策研究，具有重要价值。但我们必须谨慎地将这些研究当作“想像的增补物”（prosthesesfor imagination），而且要防止夸大它们可能具有的正确性。试图将人类行为，尤其是社会问题，纳入到某种势必狭窄的严格数学框架中的努力，已给世界带来了许多痛苦。例如人们就曾以那种方式来使用经济科学，结果当然是令人遗憾的。还有，人们常常不严格地根据科学，特别是科学之间的类似性，来论证一些有损人类自由或福利的意识观念。19 世纪的一些政治哲学家所倡导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但还绝不是最糟糕的一个。
然而，在适当的精神指导下，许多粗略的整体性政策研究（不仅包括线性计划，而且包括进化与高度非线性模拟及博弈），可以为人类集体远见功能的产生提供一些适度的帮助。一份早期的2050 文件这样描述道：我们的情形有点像晚上在一个陌生地带驾驶一辆快速汽车，那个地带非常地崎岖，布满沟沟坎坎，不远处还有悬崖。要是有某种前灯，即便是很微弱并闪烁不定的一种，也能帮助我们避免一些最坏的灾难。
如果人类的确具有了相当程度的集体远见——对未来的分支历史有某种程度的了解——那么，一种高度适应性的变化必将发生，但这种变化还不是一个关口事件。然而，当朝向更大持续性的一组连锁转变完成时，这将是一个关口事件。尤其是意识观念的转变，这意味着人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