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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至真至善的灵魂，强化了一往无前的悲惨的境遇，并收获绝望。但他并不屈服。他尽可能地敞开内心，相信拯救的力量来自生命内部，努力把自己引向幸福。梵高曾是个对女性充满渴望的男人，但饱受爱情的折磨。世俗幸福求之不得，肉身依然沉重。就像一个戴上了镣铐的人渴望呼吸的自由一样，被放逐的梵高在心灵的废墟中寻找着取暖的炉火，哪怕这炉火将他焚毁。他对艺术的狂热，既是道德的救赎，也是爱欲的出口。绘画成了他挽救精神上覆亡的惟一可能，是他逃避绝望的需要。他的创作不是自慰，而是自救。人越孤独，创作也越自由。他在表达着人最饱满的神气，努力在深重的绝望中生长出深重的幸福，以此来抵御阴暗的世俗的蹂躏和压迫。梵高身上的神秘的力量，源于他的不屈和挣扎。
但梵高所做的一切，让命运的悲剧感越来越浓重。他说：“谁为自己选择了贫困并喜爱贫困，谁就拥有无穷的财富。”但他又因为事业失败和贫困而绝望，贫困在加剧伤害着他的肉体和心灵。他的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处于极其紧张的关系。在严酷的现实生活的压迫下，大地在他脚下坍陷。他活在了风暴里。他的灵魂不断地破碎下去。但他决不撤退。他说：“一切我所向着自然创作的，是栗子，从火中取出来的。啊，那些不信任太阳的人是背弃了神的人。”他画布上的色彩在轰响里燃烧着，呼叫和奔突着，裹挟着他，让他在持续不断的昂扬中崩溃了。
他发疯了。他的疯癫是有迹可循的症候，也是对不安定的灵魂的自我凌迟。我厌恶人们称他为“疯狂的天才”。他对现实的了解透彻而深入。他认为美术品的交易已腐败堕落，艺术上已失去了美好的精神，偏离了健康、高尚的开端，公众中普遍存在着怀疑、冷淡和超然的氛围。他是那么深切地认识到弥漫在他身上的厄运。疯癫是梵高的一种表达。疯癫一直深植于他的内心中，是他身上最内在、最自由奔放的力量的释放。正如福柯所言：“非理性一直是现代世界艺术作品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当堂吉诃德在死亡的最后时刻复归为理性，泪水奔眶而出，或许是堂吉诃德意识到他的行为是一种疯癫，但这时的觉醒，难道不是一种新的疯癫？疯癫给予堂吉诃德不朽的生命，而疯癫也与梵高的艺术创造相伴相生。疯癫在唤醒和照耀着他，令他亢奋又致命。当梵高割下一只耳朵，并把这只耳朵作为礼物赠给阿尔妓院的一个妓女时，他让我发现，自虐和自戕是艺术创造最深层的本质。
在疯癫的时刻，梵高开始把疯癫视为一般的疾病，坦然处之。他又认为他的幻觉都是真实的。梵高画布上逼人的色彩、疾旋和燃烧、轰响和炸裂，不正是世界的本身的显现吗？他的画作和他的灵魂一样没有和谐，只有鲜活的本象。他的线条是灵魂的线条，他的色彩是灵魂的色彩。梵高说：“我想坦然地接受我扮演的疯子角色。”这意味着，梵高想让自己忍受监禁或进疯人院的罪。当梵高在1888年2月27日被毫无根据地再次送进医院，整整一个月里，他都保持着沉默。但他并不平静，说自己有时“就像浪花激打那阴森绝望的悬崖一样”，疾风骤雨仍在他的灵魂里凌厉地掠过。
梵高自我终结了三十七岁的生命，他由死亡解决了疯癫，但梵高的疯癫成了他的短暂生命和艺术创造中最重要的—部分。在创作中，他总是“疲惫不堪，兴奋过度”，投入着“疯狂的激情。”疯癫构成了他血泪交织的悲剧命运中最昂扬的一个乐章，正如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所言：“生命的结束使生命摆脱了疯癫，但是疯癫仍将超越死亡而取得胜利。”
梵高在撕裂中作别了人世，这是他命定的归宿。他说：“幸福和不幸只一字之差！两者都不可缺，都有用；死或消失是相对的——生命也不过如此。”他俨然已超越了生死，以死亡达到了与命运的合一。他从不相信自己会血本无归。他曾预料到，“这些画会像酒一样在地窑里自行醇化。”梵高生前饱受歧视和冷遇，但死后不到一百年，画商将他的《鸢尾花》卖到了五千四百万美元的天价，但金钱沟通不了交付了全部生命的艺术。梵高走了，这个“形体瘦弱、脸色苍白得就像个幽灵”的人走了。他的生命像放完电的电池枯竭了。他的生存和创作成了一种尺度，一种衡量艺术的真实与游戏、血性与庸常、燃烧与死寂、陡峭与平面的尺度。而有个在十二年前自杀了的、也热爱面对着山峦和大海般的麦田，与梵高同属白羊星座的年轻的汉语诗人这样吟唱着：瘦哥哥梵高，梵高啊从地下强劲喷出的火山一样不计后果的是丝杉和麦田还有你自己喷出多余的活命时间其实，你的一只眼睛就可能照亮世界但你还要使用第三只眼，阿尔的太阳把星空烧成粗糙的河流把土地烧得旋转举起黄色的痉挛的手，向日葵邀请一切火中取栗的人在梵高面前，我们活得有多少光亮、多少尊严？
《梵高书信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6月第1版 定价8．80元
暧昧的缱绻
——评阎连科《坚硬如水》
？ 翟业军
“文革”已经成了中国作家重要的写作资源，对“文革”反思程度的深浅是衡量一位作家精神空间是否博大的主要标尺之一。当我们一次次被《随想录》、《晚霞消失的时候》等作品震撼时，我们同时向作者献上了深深的敬意。如果有人再进行“文革”叙事的话，我们就要提出这样的疑问：“文革”已被那么多人反复传说，你的新意在何处？我想，这个问题一定曾苦苦困扰着写作《坚硬如水》时的阎连科。
有人说，重要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怎么写”成了阎连科的突破口，他说：“语言是我最大的苦恼，一旦语言有那么一点新东西，我就会觉得整部作品别有洞天。”于是，他寻找到了独具特色、魔力和意义的“红色语言”，这种‘文革’期间中国有史以来从官方到民间、从书面到日常都不曾那么统一使用过的集体话语”，是他写作《坚硬如水》最初、最有力的动力和源泉。在“红色语言”的恣意挥洒中，他体会到了酣畅淋漓的快感。
豫西耙耧山脉间的程岗镇，是程颢、程颐的故里。退伍军人高爱军回到程岗，与老镇长程天民的儿媳夏红梅联袂掀起了革命的狂飙，要把封建时代的圣地改造成“新时期红色革命根据地”。革命热浪彻底淹没了这一对青年男女的理智，为了满足无限膨胀的权欲，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他们逼得高爱军的妻子上吊，岳父发疯，亲手杀掉了夏红梅的丈夫，炸毁程寺和“二程故里”牌坊，把程天民葬身于寺庙的碎砖乱瓦之下。与他们疯狂的造反行为齐头并进的是他们火热的爱情。在墓穴，在麦秸垛，在地道，到处留有他们心荡神驰的身影。如水的革命爱情一方面是对坚硬的革命暴力的隐喻，揭示出“文革”“原始的野性的本质”；另一方面，它们被统摄于铺天盖地、洋洋洒洒的“红色语言”之中，暴力和爱情的狂乱、野蛮，与叙述语言的义正辞严、慷慨激昂构成反讽，那段历史的荒诞、残酷便昭然若揭。作家通过对“红色语言”的出色戏拟达到了对这种语言所产生、风行的年代的批判。
问题是，这种写法新吗？王蒙的“季节系列”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作了深刻反思，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由繁盛如夏日茂草、滔滔如机枪扫射的语言叙述，而这种语言同样是对“红色语言”的戏拟。郜元宝在论述王蒙的语言特色时说：“乌托邦时代的浪漫主义就寄寓在那个时代同样散发着浓郁的浪漫气息的语言中，乌托邦语言不仅是乌托邦情感的表达方式，还是乌托邦抒情现实的存在方式”，“乌托邦首先是语言的乌托邦”，所以，对语言的戏拟直接抵达了历史深层的秘密。王蒙自从发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受到批判，一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摸爬滚打，他对“红色语言”当然要比年轻的阎连科熟悉得多，戏拟起来当然更加得心应手。於可训先生说《坚硬如水》是一部奇书，读者应以另类的眼光来读。我不禁要问，有“季节系列”在前，《坚硬如水》还新吗？奇吗？
表现手法落入别人窠臼不说，《坚硬如水》的致命伤还在于作家立场的暧昧。
王蒙“季节系列”除《恋爱的季节》外，在对非理性的“红色语言”戏拟的背后，我们能看到作家理性的、批判的身影。与王蒙数十年深受“左”倾路线迫害之苦，对“红色语言”保持着几乎本能的警惕不同，阎连科带着批判的初衷写作《坚硬如水》，可“红色语言”就像斗牛士手中的一块红布，迎风招展便会引得斗牛血脉贲张，在戏拟中，他迷失了方向。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限制叙事，由高爱军——“我”在生命的尽头回忆自己革命的一生。“我”到死都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罪恶，仍壮怀激烈的说：“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呀你仍须努力。”“我”不仅对革命无限忠诚，对爱情同样至死不渝。一次次思而不得的焦渴，一次次灵肉交融的巅峰体验，一次次海枯石烂的盟誓，把高、夏二人的爱情一步步推向高潮。当“我”以为是由于夏红梅的疏忽导致东窗事发，从而葬送了两人的大好前程时，对她仍没有一点怨恨。在刑场上，“我”和夏红梅穿越过重重阻碍冲到一起，身子贴着身子疯狂的吻起来，上演了又一出刑场上的婚礼。这一切不可能不打动着读者，同时也打动着作家。在对革命造反的一片赤诚，和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面前，作家犹疑了，悄悄泯灭了批判的锋芒，甚至对这种当下生活中早已湮没无闻的忠诚、执著不无缱绻。阎连科说，高爱军和夏红梅“害人也害己，制造了许多人的悲剧，也制造了自己的悲剧”，他们“长期不被人理解和宽恕”，“我爱他们”。
应该决绝的离开，阎连科却投下了留恋的目光。暧昧的缱绻消解了批判的力量，作家立场的混乱最终导致了作品的混乱和读者的无所适从。我不禁想，“文革”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昨日的创伤已慢慢愈合，可我们是否仍应对它保持警惕和批判，为了昔日不会重来？
大学之魂
大 学 之 魂
？ 肖雪慧
无论风云变幻、世事无常，人们始终对大学抱有比别的许多事物更为特殊的关注。大学的形象关乎人们对大学这一事物的认同，也关乎大学的自我身份认同。大学应该呈现什么形象？还是让我们从世界上的伟大学府那里寻求答案吧。
（一）
历史悠久的巴黎大学，称得上现代大学鼻祖。它在中世纪率先打出“师生自治联合会”的旗帜，并率先以罢课斗争确立了自治地位，争得了结社、罢课的自由特权。从此，大学作为教师和学生自治团体昂然于世，在此后若干个世纪中，巴黎大学最经常地使用了罢课手段来维护和扩大自治权。这种对外的斗争展示出了大学的独立形象。在校内，这个教会的第一神学院发展出一种自由论辩的传统，提出各种令人不安的问题，进行最热烈的讨论、最勇敢的探索和最富成果的交流。这又展现出大学的另一基本风貌——对知识和真理的无私追求。它还一开始就以国际性面对世界。即使在当今世界也弥足珍贵的世界主义，早期就从这里发散出去，但它同时又以“传播法兰西精神最活跃的发源地”而著称。可以说，巴黎市享誉世界的特征——最富世界性，又最具法兰西的民族性——正是由巴黎大学熔铸出来的。
欧洲另一所最古老的大学，巴黎大学的姊妹学校博洛尼亚大学是作为法学院开始自己的校史的。诞生之初，就以富于使命感的形象出现于世。早期，她致力于使罗马法重放光芒，让古罗马文明光照人间，这种努力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到来做了准备；当意大利处于豺狼包围中之时，她又站在斗争前沿，正如意大利民族诗人卡尔杜齐所说，“在战火中，在博洛尼亚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人们听到了法学教授用拉丁文发出的呼号”；本世纪末叶，欧洲联合的事业艰难曲折，她又在1988年九百年校庆之际起草和发起了签署“欧洲大学宪章”，宪章不仅重申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原则，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