衷�1988年九百年校庆之际起草和发起了签署“欧洲大学宪章”，宪章不仅重申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原则，重申大学的崇高使命——维护人类精神文化价值、创造和传播知识，还高举欧洲联合的火炬，呼吁推倒精神壁垒，实现欧洲科学文化一体化，推动欧洲古老的联合梦向现实迈步。
牛津大学，这个世界顶尖人物的摇篮。诗人马修·阿诺尔德作了最浪漫但也最确当的描述。他写道：“牛津以她不可名状的神韵，在不断召唤我们走近我们大学的目标，最完善的理想……”，“敬爱的梦想家啊，你的心是这样罗曼蒂克，你这样慷慨地献身于人，献身于非属于我的事物和英雄，但从不下顾没有教养的庸人！失败了的事业，被放弃的信仰、不吃香的名声、难以置信的忠诚——都在你这里找到了家！”诗人寥寥数语，便让人窥见了牛津近千年不易的特质：理想主义、博大、宽容、同情失败者。
剑桥大学，很少有人准确知道其生辰属肖，但很多人却熟知她产生了思想学术史上光彩夺目的璀璨群星，熟知这个学术上常开风气之先，孕育了许多科学、文化巨人的著名学府事事讲传统。关于剑桥的讲传统，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院长金耀基先生的《剑桥的三一》一文中有一段动人的引文：“1918年当诺贝尔奖得主汤姆逊爵士就任三一院长的那一天，三一的‘伟大之门’是关得深紧的。身穿学袍的汤姆逊庄严地用铁环在大门上敲叩。整条三一街都可听到那清脆的声音，门房应声，呀然开门，有礼貌但很正经地问来客尊姓大名，所为何事？汤姆逊说明来意，把英王的任命书交他手里。门房即请他稍候，随即又把大门砰然关上，并疾行过‘伟大方庭’，到院士休息室把证书呈交资深院士。院士煞有介事的验明证书无误后，随即依资历深浅，鱼贯而出，列队在大门迎迓新院长。”剑桥对传统的谨守由此可见一斑。但正如金耀基先生所指出的，它的传统中“一直有变动，在变动中又强劲地维系着传统”。无论世事怎样瞬息万变，人们如何浮躁地追潮逐浪，它有一种任凭举世中风狂走，我自卓然独处的孤傲和镇定。
至于哈佛大学这个后起的世界顶尖大学，本世纪初，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说：“真正的哈佛”乃是一个“无形的、内在的、精神的哈佛”，这就是“自由的思想”与“思想的创造”。它以超越实用性的长远眼光致力于文理融合的“通才教育”，致力于唤起对新思想新事物的好奇心，鼓励自由探索、自由审视、自由创造，并因此而奠定了它的名望和深厚根基。八十年代，哈佛拒绝授予里根总统荣誉博士学位一事便显示了这个看重自由和创造的伟大学府十足的底气……
在上述这些大学通常留给世人眼中的传统形象之外，去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期间，我们又有幸听到世界著名大学的现任校长谈大学。
加州大学的佰克利分校校长说，大学“追求新思想、新知识”，它“总是站在批评的最前沿”，是“一个有创造力的前沿”；牛津大学副校长说，“大学是追求真理的民主机构”；斯坦福大学校长则说，大学是后工业社会的“轴心组织”……
如果说巴黎大学生气勃勃的斗争精神，博洛尼亚大学高擎理想主义旗帜的使命感，牛津的博大、古典，剑桥的孤傲、恬静的书院气息，哈佛的内在精神……是以各自独具的特色共同体现了对一种大学理想或者说大学灵魂的执守，那么，当代那些世界名校校长们的谈话则表明，这些大学在对理想的执守中又发展和丰富了它。不论是作为批评和创造的前沿，还是追求真理的“民主机构”，或是后工业社会的“轴心组织”，由它们标示的大学形象都是相当现代的，但内蕴在这些现代形象中的，仍是那不被风暴摇撼、不受时光溶蚀的大学之魂：以超脱于任何潮流，超脱于任何阶级、派别和权力机构的独立精神去保持和发展人类的自由知识和人类价值。正是成为大学之魂的独立精神，使大学在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创造与毁灭两种力量无休止的冲突中始终代表着创造的力量，在人类苦苦追寻理想的过程中，大学则既是人类在意识中进行伟大探险的先锋，也是世世代代人类赖以支撑的理想的精神价值的守护者。忠于伟大的理想，担负起传承伟大遗产的使命，又忠于光荣的探求，去开拓思想和知识的疆域——这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传统。这传统是一种自我滋养的创造性源泉，也是大学能在任何外力作用下保持自己稳定流向的力量。开拓者的蓬勃精神就搏动在忠实执守着的传统中。
（二）
大学的独立以及作为独立标志的自由特权是通过不屈不挠的斗争争来的。欧洲所有古老大学，没有哪一所不曾经历过争独立的斗争。巴黎大学还在雏形阶段就为了取得自治权而联合和斗争。作为教会的神学院，巴黎大学一开始就处于教会的严密控制下；作为中世纪欧洲最重要的教学和学术中心，王权和地方行政当局也觊觎着这块地盘，千方百计要插手和干预它的内部事务。处在教会和世俗势力双重夹击下，巴黎大学争取自治的道路艰苦而漫长。在与教士进行过无数次争执的斗殴后，巴黎大学付出了流血的代价，取得国王特许证书，摆脱了主教们的监督、控制和干涉。接着又是与警察的长期斗争。1229年，巴黎主教借学生与市民的冲突对学生提出起诉，摄政王太后下令抓捕学生。在与国王的警察发生激烈冲突中，学生死伤很多。师生愤然罢课，并撤出巴黎。罢课和撤离是一种强有力的武器。因为正如当时一位红衣主教所指出的，巴黎大学教授学习美文学的潮流“灌溉和肥沃了世界教会的天堂”，但师生的撤离出走使这个一直在巴黎城有力传播着的潮流“冲出了它的河床即巴黎城”，这个潮流将“因而减弱以至消失，就像一条溢出河床的大河，涌进许多溪流然后干涸”。1231年，长达两年的罢课带来的“大河干涸”的威胁使得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九世出面调停。这位法学家出身的教皇以创办异端裁判所和维护教皇特权著称，但正是他发布了有大学“独立宪章”之称的教谕《知识之父》，确认了大学的法权自治和结社权、罢课权、授予学位的专一权这三大特权。并确认只有教皇才是它的最高监护人。这份由教皇亲自制订的独立宪章使巴黎大学最终彻底摆脱主教控制而取得作为自治团体的法律地位。这一地位也得到国王和王太后的承认。
从此，就如十三世纪另一位教皇亚历山大四世所说的，巴黎成了“生命之树”，它吸收了欧洲各国最好的学生和许多来自各国的最优秀教师，巴黎大学则成为了“法兰西国王的大公主”、“教会的第一所学校”，而且还是神学事务中的国际仲裁人。但学生仍然经常罢课、打架。他们既反对教皇的监督，也拒绝国王的监护。在很多时候，不论是主教们还是国王的警察都对巴黎大学无可奈何。这种为了独立自治而不屈斗争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1968年从法国开始，波及欧美、震惊世界的“五月风暴”就肇始于巴黎大学，这次学运是大学生对僵死、停滞的教育体制的社会不公的抗议，也是这所大学的独立精神、罢课传统在现代的一次大展现。它导致了戴高乐政府下台，还结下一个硕果——《富尔法案》在当年11月颁布。这个在法国教育史上影响深远的法案再次明确重申了大学自治的原则。
当今欧洲最著名的那些大学中，除了由乔治二世出资建于十八世纪的格廷根大学由于国王明智，做了该做的事而不去干预不该干预的事，它有幸一开始就不受干预地自主办学；其他历史悠久的大学都有着与巴黎大学相似的为独立自治而斗争的经历。其中，博洛尼亚大学早在十二世纪就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一世那里取得特许状，外籍大学生可以不受博洛尼亚市的法律管辖。但市政当局限制教授们在各个城市自由流动，并干预他们的职称授予。一系列冲突触发了罢课，引起大学师生迁移出走。当局被迫让步，1278年，博洛尼亚大学最终获得独立。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反对国王干涉的斗争得到教皇保护，这打下了独立自治的基础。但这两所大学在维护和扩展自己的自治地位的过程中，不断发生“学袍”与“市镇”的争执、械斗。几乎是每斗一次，市镇就吃一次亏。历史上，甚至发生过剑桥的市长剔出教会的事。
在所有这些斗争中，大学表现出来的社团精神、不受任何派别控制的独立性和表示异议的倾向，使大学成为一种令社会上各种势力都感到不安的力量，诚如法国著名史学家雅克·勒戈夫在《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一书中所说，无论对教会、国家世俗政权还是地方当局，“它都可能是特洛伊木马。它是无法归类的。”大学时而与教会势力斗，时而与世俗势力斗，它们利用国王的特许状反对教会控制，又利用教皇的保护反对国王和其他世俗势力。大学就在这二权之争的缝隙中摆脱了教权和王权的控制而独立，在欧洲成为与教会和世俗政权并驾齐驱的三大势力。关于欧洲中世纪以来的权力格局，人们常以“上帝的事归上帝，凯撒的事归凯撒”的名句来描述。其实这不完整，还应加上一句，“亚里士多德的事归亚里士多德”。在知识这个广阔无垠的“国土”中，它的主人是学者。这种三元分立的社会格局保护和激发了欧洲社会的活力，使欧洲在表面的混乱下奔腾着汹涌不息的创造力。而大学，由于其传统的独立精神、批判创造精神和理想主义，它既开风气之先，成为欧洲最重要的创造力源泉，又“树立标准、展示理想，坚持价值”，为欧洲秩序的建立提供了一种不同于教会和民族国家的精神和文化的整合力。
（三）
说到大学的“树立标准，展示理想，坚持价值”，当然会令人想起牛津、剑桥不为世风所撼的古典神韵。这一对大学中的孪生子以对人生中永恒因素——心智和精神——的持久关注对抗工业文明时代的物质主义，以对失败者的同情和充当忠诚、信仰等一切被冷落但有价值的东西的家园和庇护所的姿态傲视炎凉世态和短见的实利主义；也会令人想起怀抱伟大梦想的博洛尼亚大学，它致力于在意大利重现古罗马文明的辉煌，致力于唤醒由这个古老文明传播的世界公民理想，在饱经战乱和民族仇恨之苦的欧洲推动民族和解和超越民族国家的联合；还令人想起“不平则鸣”的巴黎大学。叶芝有一句诗，大概是“一阵疯劲来了，连穿缁衣的死人也会摇醒”，把这用于巴黎大学，非常传神；尤其会令人想起所有这些大学坚持把自己作为人类对话基地，顽强地坚守着真正知识生活的条件：自由，自治、超然，独立……
所有这一切，无不闪现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在这光辉映照下，人类在数世纪中追求的自由、宽容等基本价值犹如亘古长明的灯塔，激流漩涡不能吞没，狂风暴雨不能熄灭。而大学本身，在世界还并不宽容并不自由的情况下，它就是自由和宽容这一人类理想的象征。大学自诞生以来，一直张开双臂接纳来自四面八方的学者和青年学生。在这里，学者们独立地提出问题，异常活跃地进行思想交流和学术探索；青年学生们则从这里学会如何思考、如何对话和进行思想交锋，并从这里获得广阔的视野去观察世界。大学的宽容和自由还使人们的精神可以往很多方面去发展。无论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和探索热情，还是对内心生活的专注、思考和默想，都受到鼓励和包容。这里也酝酿和容纳各种见解，不论这些见解是传统的、守旧的，还是新奇的、怪异的，都有立脚之地。四十年代两度到过剑桥的肖乾先生在《负笈剑桥》一文中记叙了他当时的所见所闻。他惊异地发现，在这个孕育和催生划时代科学思想的基地竟有一位心理学教授专注于鬼学研究，并对他大谈人鬼之间可以互递信息。更令人惊异的是，虽然偌大个剑桥，除了此公，无人信鬼，虽然不是没人对此公有非议，但鬼学家既没有被大学评议会除名，也没有遭同僚们孤立、歧视或鄙夷，当然，更没有被讨伐。鬼学家在剑桥安然无恙地存在着，安然无恙地继续着鬼学研究。这样的现象，在中国大学是不可想像的。然而，正是这种连鬼学都可以容忍的学术自由，可以解释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和达尔文进化论这些惊世骇俗的理论何以能相继在剑桥问世。
关于学生的自由，裘克安编著的《牛津大学》一书中有很有意思的记叙。牛津的学生有许多社团、学会俱乐部供他们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