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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他们把自己摆在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千百年来一直处于自我感觉良好的心理状态，并且具有强烈的干预时政、教化民众和移风易俗的道德担当意识。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谓经典地概括了中国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对自我价值的确认乃至历史作用的认识。
然而我们亦须看到，中国文明虽不可缺少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但是这并不是说，中国历史都是按照他们所设想的理想模式而发展的，或者说他们的主观愿望都能得以落实。比如儒家，自汉武帝时代起就定为国教，照道理，儒生的地位应该是很高的，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亦可得以实现。然而两千余年来，儒家的理念非但落空，而且屡屡遭受迫害。汉代的党锢之祸和明代的东林党事件，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这里的关键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既处在历史的中心位置，承担着社会良心的重大使命，同时又处在边缘位置，既无力直接左右政治，又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即使在他们最为得意的春秋战国时代，情形亦为如此。第一，礼崩乐坏之后，士不再是一个社会等级，其社会地位取决于诸侯国君是否重视。第二，士农工商四民，士虽居首位，但却无固定职业，衣食住行全赖于社会，主要是奔竞仕途或托庇私门，否则只能做一寒士。第三，他们可以“不治而议论”，但却只是“游士”。除个别情况外，任何统治者都可以将他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第四，他们“不治而议论”，有的是在王廷训导国君，但绝大部分则是在学官或乡校议论时政。后者显系发发牢骚而已，于统治者的政治实践并无直接的影响。前者虽可直接影响国君，但国君是否听取，他们是无能为力的。
也就是说，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既无自己的经济基础，亦无相应的政治地位。他们有才能，但却不能独立生活；他们有理想，但却只能劝说他人而施诸实践。此种状态，决定着他们对权力有着很强的依赖性，因为无论是他们的生存境况还是其理想的是否实现，都必须借助国家的力量。此种依赖性同时亦可转化为奴性，即在权力面前丧失自己的主体人格。
然则，处于此种边缘状态的中国知识分子，由于其“志于道”的理想情怀，又并不认为自己处在边缘状态，反倒认为自己了不得，可以移风易俗，可以安邦治国，可以为王者师。所以他们很难委曲自己，而是坚持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而且道不合者不与之谋。此是他们身上的傲气和骨气，也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品格。凭此品格，千百年来，他们承负了中华民族的价值大厦，同时亦唱出一曲接一曲的以良知反抗强权的正气歌。但是，由于他们的边缘处境和对王权的依赖性，又决定着他们很难维护自己的主体人格，或者说在良知与强权之间处于极其矛盾和极其尴尬的两难境地。
（二）王权与民本之间
前文说过，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使命便是以良知反抗强权，从而作为民众的代言人而体现他们的自身价值。而在古代中国，势力最大的强权就是王权。不管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国君，还是秦以后的帝王，权力都是至高无上的，其意志和行为不受任何限制。从世界历史的以往经验看，古代社会对王权的限制，一是靠宗教的力量，二是靠贵族的力量。而在古代中国，类似这两方面的力量，要么不曾有过，要么没有发展起来。对王权可以构成某种限制的只有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先秦诸子十家九流，之所以在后来只有儒家可以发扬光大，原因也就是儒家的担当意识最强，是一套非常精致的政治伦理学，而且所要解决的是“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亦是关系万千生民福祸安危的大事。正如现代新儒家的徐复观所言，儒家“只能硬挺挺的站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以担当人类现实生存发展的命运。”〔10〕
这里的问题是，儒家以限制王权为己任，为何能得到王权的垂爱，甚至被尊为国教呢？原因大致是：儒家虽以生民的利益为重，但它维护的又正是损害生民利益的权力结构。一方面，它强调以民为本；另一方面，它又强调国家的利益至上，强调“君君臣臣”的社会结构。从表现上看，这二者互为冲突，但其实质则又是一致的，因为民本主义主张的最终目的乃是维护王权至上的统治秩序。再者，在中国的权力结构中，统治者也是需要儒家学说的。因为，儒家所限制的只是具体的统治者的过分行为，维护的却是作为一种传统或曰作为一种秩序的统治形式。统治者的穷奢极欲，虽是中国统治模式中的必然现象或题中之义，但是从长治久安的大计着想，则又是应予限制和克服的，而其制约的力量便是儒家的学说。从此意义上说，儒家学说的实质乃是中国政治秩序得以自我修正的工具，至少从统治者和儒生们的主观愿望上看是如此。正因为这样，历代的儒生乃至统治者都把民本主义作为立国之道来看待。
然而，以一种观念形态来制约现实政治中的王权，难度是可想而知的。第一，王权是天意的体现，不是世俗的力量可以限制的。第二，知识分子食君之禄，进退荣耻全赖于王权的是否恩宠，他们保持自己的人格自主尚为困难，就更难说真正能够做到对王权的限制。第三，王权在古代中国是社会秩序的代名词，只有王权的相对巩固才有实现民本主义的前提条件。如此一种关系，又决定着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本身就有维护王权的成分在里面。
但这仍然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的问题是，王权的膨胀及其腐败，以及由之而对民众构成的伤害和对既定统治秩序构成的否定性因素，则是客观存在的。即是说，不论是对民众利益的关系还是对王权政治之本身的维护，中国知识分子都有责任对王权予以限制。而他们惟一的手段只能是从观念形态方面构想君王和民众都可认可的价值体系，即民本主义的价值体系。
现代许多学者都将民本主义等同于民主政治，并认为民主政治并非只有西方人才有，我们的祖先早就有了的。〔11〕实际上，民本和民主完全不是一回事。民本主义强调的是为政者对待老百姓的仁慈，说到底是一种极权主义话语；而民主政治则是要求全社会的成员，包括政府官员，在人格与法权两方面都必须平等。可千百年来，中国人乃至知识阶层都没有作如此想，以为强调民本主义，便是对君权的限制，却想不到民本主义只能规范个别的统治者的胡作非为，却不能限制整个统治集团和传统的权力体系对民众利益的侵夺。更为严重的是，民本主义既加深了专制主义的黑暗统治，又使中国历史长期处于恶性的周期动荡之中。因为民本主义之可能，往往同“汤武革命”、“替天行道”等革命话语和行为联系在一起。而这样的话语和行动在中国古代，只能恶化权力之争，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民众的命运。这里面的联系，中国知识分子是看不到的，其结果便只能使他们的社会关怀带有强烈的悲剧意味。一方面，他们极力鼓吹民本主义，视“汤武革命”式的权力之争为正义的事业，并将其同自己的是非观价值观相联系；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努力却很难解决社会的正义问题。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手里拿着两面盾牌，一面是防范统治者对民众的侵害，另一面则是防范民众对王权政治的危害。因为在他们的价值观和是非观里，既要对王权负责，又要对民众负责。对王权负责，是因为王权代表秩序，并且是天意和民意的体现；对民众负责，是因为他们是社会的良知，是民众利益的代言人。如此又决定中国知识分子手里的两面盾，又可理解为两支矛，一支投向王权，意在保护民众；一支投向民众，意在维持王权的神圣。这样一种互为矛盾的社会角色，直接使得他们左右为难。一方面，最高统治者将他们视为异类，并尽可能将其奴化和工具化，对那些不驯服者，则采取各种分化与迫害的措施消除他们的批判意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走的是“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很大一部分踏入仕途，从而使自己的利益同最高统治者的利益连为一体，并因此而损害民众的利益，故人民大众并不将他们视为代言人，而是将其看做统治集团的成员，同样是革命的对象。此种处境，可谓“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然而，中国知识分子在君权与民本的关系方面，更为可悲的还在于，每当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时候，他们由于认识不到内中的真正原因，故将其责任尽可能往自己身上揽。在他们看来，统治者的荒淫无道，乃是因为他们没有尽到“王者师”的责任，有愧于为臣之道；而百姓生活困苦，同样是他们的责任，没有尽到“治国平天下”的义务，有负于儒家的宗旨。这样一种原罪心理，落实于他们的政治生活中，便是道德理想主义情绪的高涨，试图通过改朝换代的形式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的正义问题，从而使在上的为政者贤明仁厚，使在下的民众可以脱离苦海。由于理想的崇高，他们也就不惜以生命和鲜血为代价而投身于实际的斗争之中，却不明他们的代价所换来的究竟是什么。
（三）道统与政统之间
在中国思想史上，“道统”有广狭二义。广义的道统是相对于统治而言的且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普遍认同的一种理想的观念形态。狭义的道统则是儒家内部侧重于心性之学的正统派别，其说法开端于韩愈的《原道》。本文所言的道统，主要是其广义。
道统与政统的关系，按照中国传统文人的用语，又可简称为道与势的关系。
前文已述，先秦的士阶层之所以重视一个“道”字，并非出于本体论或宇宙论的理解，而是出于政治伦理的需要，确切地说是想用一个“道”的范畴来实现规范为政者的施政行为。所以在当时，诸子们都把“道”的地位置于王权之上。孟子的一段话最能反映士人的普遍看法：“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公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由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12〕孔子说：“道不合，不与为谋”，这不仅是他的为人准则，也是他对待道与势之关系的态度。他周游列国，屡屡不能得志，甚至被人骂为“丧家之狗”，并非他的才智有限，而是他所尊崇的道不为诸侯国君所理解。也就是说，孔于是不愿意屈道而求官的。他的“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种种说法，皆可说明在他的心目中，道是高于一切的，为之甚至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所以曾子和孟子才有“死而后已”和“以道殉身”的豪言壮语。
先秦诸于特别是儒家道尊于势的理念，直接为后儒所继承，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后儒对道与势之关系的义理表述，更是多矣。让我们看看明儒吕坤的一段话，就可略见一斑：“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庙堂之上言理，天子不得以势相夺。即相夺也，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故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帝王无圣人之理，则其权有时而屈。然则理也者，又势之所恃以为存亡者也。以莫大之权，无僭窃之禁，此儒者之所不辞而敢于任斯道之南面也。”〔13〕
正因为中国知识分子两千多年来一直抱着道尊于势的理念。所以他们才会有“志于道”的理想，才会有“王者师”的自我定位。因为在他们自己看来，“道”虽是先王之道，但自己却是道的使者，或曰道的“肉身载体”，如同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上帝的肉身载体一样。这样一种信念，无疑使他们显得崇高，但同时亦使他们作为一个社会群体而显得非常难堪。
无可否定，在战国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确体面过百余年，尤以稷下学的盛期为典型。当时，各诸侯国君大多将其作“王者师”看待，且给予优厚的待遇，真可谓“礼贤下士”。孟子的一生，最可说明这一点。他周游列国，“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尽管国君们对他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