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做的是设定目标，然后真的可以做到；也就是觉得自己在一种游戏或是锻炼结实的状态。体会那种结实状态的快乐，远大于跟昨天的自己比，或是跟明天的自己比。
以前，或许会有人认为他是「少年得志」。
在《中国时报》工作将近八年的这个经验，让他得以发挥、学习。他觉得他的特长是，可以抓住一些大的方向，但不拘小节。只要在大方向有所进展或进步，一些小节上的疏失、挫折，他觉得都不是重点。这是他一直在练习的东西，用比较快的速度迈进、成长，对自己的要求都放在这上面。
四十岁之后，才逐渐调整。一方面，是因为处于创业阶段，一个新的、小的公司有很多资源上的限制，所以，看事情的角度与观点会变得和以前比较不一样。
人生无常，变化是必然的，要调整自己成为安打型的选手。
观念一旦从这种状态出发，做事的观点、角度跟观察事情的东西也就跟着调整。对自己的调整，相对的要求也会不同。
之后，他到台湾商务印书馆，又是另一种状况。
他必须打破自己以前学会的东西，重新思考、接受，否则很难接纳新的方法。他几乎都是在自我重整，尽量不让自己有累赘的东西，把自己掌控得更紧密。调整的过程是必然产生的结果，没有什么秘诀，只有不断地思考跟不断地练习，然后不断地头破血流。
一个工作的转换，只是自己给自己设定了太多的情境，让自己觉得心情有挫折。在当时当然会有挫折感，有时，甚至是心境的转换所带来环境上的转圜。忽然间要转换一个新的工作，跟过去的工作告别，而这个即将告别的工作又是你所喜欢的，一定会割舍不下，这本身，就是一种挫折。
刚开始，他会把怎样在时报文化时的本领，不要给荒废或是遗忘了，最后，他把重点回归在于他是不是真的喜欢书，真的想做出版，就算一年只出五本书，也应该有它的乐趣。
理念清楚，行销企划才能水到渠成。假设所谓的行销（marketing）绝对是不能跟所谓的发行销售扯在一起。
如果，非要等到作者把书写好、书出来之后才开始想：书应该怎样卖？卖给什么人？这时候，动作已经太晚了，卖得好可能是运气，卖得不好也不知道该怎么弥补。
做得比较成功的系列，都是在一开始时，编辑的理念就很清楚了。要做什么东西？要给什么样的人看？为什么要强调是提供给那些人一些什么样的书来阅读等，甚至系列的名称、定价策略，都会自然而然地展开。
编辑是杂家，出版则是靠嗅觉。
其实，编辑是杂家，说难听点是学而不精，说好听点是涉猎广博。编辑是非常需要这个条件的，因此，必须多方面去看、去听，让自己有更好的触觉、更敏锐的思考。就像新闻一样，需要靠嗅觉。在产品还没出现时，就有大家会不会喜欢这个东西的感觉。
书是具有独立的生命，不像杂志的替代性那么高。书本身来讲，每一本都是新的创刊号。
书起码可以分成三种，一种就是读来好玩的书；另一种是增广见闻、不只是娱乐的；第三种是让你在思想上产生探索、追寻的。杂志属于第一种与第二种之间；回忆录则属于第二类。每一种书都有它的功能与不同的读者，也没有一定的好坏，对读者有帮助的，就是好书，否则，书的价值就产生不出来。
即使是属于娱乐性书籍，还是有它的作用，仍然要顾及它的养分。
人跟动物不一样，总该有一点严肃思考事情的时候，也许时间长短有别，但不应该太偏废。
其实，成败是很难讲的。成败是相连的，前一刻的成功也可能导致下一刻的失败；前一刻的失败，说不定反而是成功的新契机。所以，现在的成功不一定就是成功，现在的失败也不一定是失败。
碰到挫折、打击时，他会告诉自己：这里面一定有一个教训、藏了一个宝贝是我所看不到的。这么大的痛苦里，一定有一个代价，就看我能不能找到它，所以必须不断地练习去找。
碰当到不如意的事，他就先想它的好处在哪里，他说：「你可以说这是阿Ｑ，但起码是有所帮助。」同样的，成功时，就不要太得意嘛！先想想，在这一片得意中，陷阱在什么地方，不可能没有陷阱，任何成功里面一定有陷阱。
三十岁以前是养成期，是在吸纳东西，要计较的是工作可以让你学到什么，工作的沉重和待遇的微薄是次要的考虑。三十岁到四十岁，从基层升到中级干部是必然的事情，靠努力、资历与经验，每个人都有机会。
高层的世界比较像海洋，波涛汹涌，斗争也多。
不做大事，做自己喜欢、合适的事。人事的复杂总是存在于任何组织，只要有人就有事，所以叫「人事」。你要接受它，这就是人性的一部分。人在高处，一定有人会打击你，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总之，这是任何人都会碰到的事情，也是一种必然。尽你的本领，能够应付得了人事的纠纷，那就周旋；应付不过，就知道自己不能应付，起码不必激动。
每个人最终要面对的，都是自己的问题。很多感动的东西是隐藏在小说里面，一个好的小说也许是几十万字，从里面浓缩经验、体会出来。这跟你阅读散文、某人的心得经验比较，后者是方便多了。
乐意参考别人的经验，详细阅读别人的见解，并对自己的人生有基本的了解，这是一个很好的态度。
阅读，可以提升自己。
人生若有缺憾，是因为不能更从容的、以更长的时间来沉淀。
沉淀了很久的东西，阅读起来方便，但自己是不是能有很大的体会，就不见得了。
网络的改变，让我们不再只看待地球是唯一的空间，不再只看待真实空间是唯一的空间。时空看法的改变，一定会导致我们对人生、生命，以及对世界哲学性思考的改变。
未来会怎么改变，没有人知道，但肯定的是，一定会改变。
过去，人文是与科技相对立的，将来则不一定。人文的部分一定会产生很大的变化，教育必定也会跟着产生改变。
时代的变化很快，以后的编辑谈的是外语能力、网络、多媒体、美学素养以及对音乐和影像的感觉。
其实，每个人在职场上，都有着一套自己的看法和见解，能够坚持自己的理念，做自己喜欢的事，又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等待，也是一种行动。在等待的同时，更要明白，等待的目的是什么？
郝明义在等待再一次的出发，而他每一次的出发，也都令人惊艳且期待。
充满活力至情至性的 林怀民
至情至性的 林怀民
「如果，现在，我眼前出现一道彩虹，不用去伸手，就能成真，多好！」－－林怀民
一九七三年，林怀民创办「云门」，前行政院院长萧万长称他是台湾的「国宝」，云门是华人世界至今唯一长期活跃在国际舞台的现代舞团。
《纽约时报》首席舞评家安娜‧；辛吉珂夫赞许：「林怀民辉煌成功地融合东西舞蹈技巧与剧场观念。」《柏林晨报》认为他是「亚洲最重要的编舞家」。一九九九年，他更因「倾倒众生，又充满中国气质的现代舞，振兴台湾舞台艺术」，获颁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麦格塞塞奖」。
艺术家的生涯，究竟是宿命？还是恩宠？
取名怀民，「爸爸认为我就是要服务人群」，父亲对林怀民的期望，不仅是长子的期望，还有天地的责任。
出身新港书香世家的林怀民，曾祖父林维朝是前清秀才，父亲林金生，历任交通部长、内政部长、考试院副院长，早年林家在嘉义是「喊水会结冻」的望族。
在那个根本没有「跳舞」这个行业的年代，林怀民的选择，让身居高官的父亲，总是默默地接受。
「父亲一直认为我们家要有一个律师、一个医师」，大学填志愿时，林父帮他填上了政大法律系。
没想到才经过一个暑假，林怀民便暗地里转到新闻系，父亲自动到学校，拜托老师照顾他。但，他怎么也没料到，后来，他竟会走上跳舞这个行业……他一直是家里的反动分子，初三时偷偷写小说，妹妹就会去告密。
五岁时，一出俄国芭蕾舞剧「红菱艳」，林怀民可以整出合节合拍地乱跳。家中阳台变成他最佳的舞台，他会搬好椅子，叫祖母、叔叔、姑姑一起来看。跳舞，对林怀民来说，似乎是得心应手。他说自己是一个东张西望、颠倒梦想的人。
大学学的是新闻，但出国后的林怀民，却又舍弃新闻，转到著名的爱荷华写作班，想当作家。只是一翻开他的行囊，竟又悄然发现，还挟带了一双舞鞋。
林怀民的才气，让他跳出与众不同的舞步，回国后，他可以一边在政大新闻系教书，一边又在文化大学舞蹈系教舞。
可是这种离经叛道的行径，对孝顺的林怀民来说，一直是心中最大的遗憾。
像云门这样的艺术产业，几乎是林怀民一步步地看着它成长，一点也马虎不得。即使，今天云门已成立近三十年，林怀民仍得亲自带领，很难假手他人。
林怀民在二十六岁那一年创立云门舞集，开创台湾现代表演艺术新境界。
创作来自累积记忆的无意识层。林怀民深厚的创作力，是云门舞集生生不息的动力泉源。
舞作「烟」则是一出抒情之作，反映了近年来他的生活、记忆与心情。
「烟」，最初的记忆是林怀民对生死的感受。两年多前，林怀民走在恒河畔，眼见夜雾在河面上升起，河岸的另一边却是一场火葬。丧家一身白色棉衣，被笼罩在焚烧尸体的火光迷烟中，这样的印象留在他的记忆里。
随着云门赴外巡演，林怀民在欧洲生活的时间比较长，「烟」也因而加入新的元素。
繁花落尽也投射成为「烟」剧里梦境与真实交织的情境。林怀民曾在长达一个半月的欧洲之行时，每天都见到到处生长的白花与高大的板栗树。
他在花开时分抵达欧洲，却又在群花雕落时离去。那样的场景让林怀民想到，马奎斯在小说《百年孤寂》中，描写家族的大家长逝世时，花似雨若雪般坠落，送葬行列甚至必须要在落花中开出一条路。
记忆不一定真实，无从捉摸的暧昧，即是「烟」要表达的美感。但那种美好，美得带着一些的感伤。
林怀民描述「烟」的最后场景，像是站在欧洲石板路上慢慢走，时光累积的痕迹下，就这样走着，树飘落下许许多多的花，因为，树也会想起他的春天。
这让人听见「烟」剧里的浪漫和感伤。
除了唯美，「烟」剧里更隐约透露出林怀民对台湾社会和人民的鼓励。一般音乐无法融合的美、抒情和强烈，林怀民为「烟」选用了许尼特克（AlfredSchnittke）的乐曲，却能把彼此融合得很美。
「他的作品很强烈，也很抒情。」找「烟」的音乐时，林怀民发现许尼特克是个生命能量很强，也很有趣的作曲家。
许尼特克是住在前苏联的德国裔犹太人，他的创作丰富，却不见容于当时的政权，所有作品和演奏活动都在地下进行、流传。
愈是被箝制，愈需要艺术。
创立于一九七三年的云门舞集，正好碰上台湾要摆脱贫穷、改善社会品质和文化环境的时代。
云门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林怀民曾经形容，「草创云门的时代，是个热情的年代，简陋不妨碍年轻人尝试，生活的贫瘠也不成为不创作的借口。」
艺术家呈现的东西，永远都从社会、生活中吸收、反刍，再重现。
对观众而言，不只是艺术的欣赏，也像照镜子一样，从对映、冲击、检讨、提醒来认知这样的东西。
至情至性的林怀民，带领着台湾走入文化艺术的圣地，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纯真、美善的追求。
他说自己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