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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风中的山野来到这个省会城市，已经二十六岁，又高又瘦如风中之丝。命运发生了改变，不必再迎风兀立或者逆风而行。一个从山野中回来的人，现在会在城市的茶艺居里，安闲地品着功夫茶，回想着原野浩荡无边的风群。许多人可能记住了其他更有价值的片段，因为记忆是私有的，储存和忘却存在着万千个差异。使记忆的价值产生不同的比较刻度。城市是乡村的怪胎，许多的空旷越来越紧密地被高层建筑挤占，似乎不占尽空间就不足以称城市。一座高大的建筑就是一面挡风的盾牌，盾牌多了，激荡的风难以穿越。城市闷热起来，蒲扇已经消失，电器降温设备在炎炎夏日的居室里制造着非自然的情调。有时也能巧遇故旧，当我放弃大路钻入小巷，风突然旋转而至，皮肤准确地判断它来自高空或者原野。即使城市生活久了，皮肤的感觉依旧，像一小节细微的芒刺拂动，有一点幸福的异样。
台风是城市最大的威胁。一个城市在建设中时刻要提防台风的到来。和一个家庭相比，家庭更会感到切肤之痛，被台风损毁的家庭，无不有一种被利刃划过的深刻。
没有谁看到等级达到十二级的台风，如同没有谁真切地捕捉到鬼魅。当我们看到台风时，已经是这股力量穿行过后留下的破坏痕迹了——楼房倒塌，桥梁倾圮，林木拔起，船只颠覆。装点城市的无数大型广告，妖冶的美女花容失色，断成几节，只余一只煽情的眼。城市处在无序和萧索的漩涡里，作为庸常生活的载体，我原本对这个城市不抱大大的美感，只是认为适合于普通的生活即可。台风之前，走马灯一样的各种检查表明，这座城市如此优秀，生活在这里是一种福分，这些来自官方报纸上的语言资源，如果盲从，还真的会以为离巴黎这座有着高贵神情的国际大都市，只是一步之遥了。
台风的到来，一切逐渐明了。生活中的马太效应这么明显，那些居住于别墅群中的富人，隔着宽厚的玻璃幕墙，看风起云涌，心机平和地打着手机，指挥大公司的运作，只等台风过后，生活毫无损伤地重新开始。住在棚户区的人，摇摇欲坠的老房子，此时的倾斜度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而吹垮的不在少数。在倾斜的木屋里生长，对于有着久远的期待平衡、中正民俗心理的人来说，精神上是一种负担，惊恐弥漫。如果风从另一个角度吹来就好了，可是没有。风每一次都朝着这一个方向，大势所趋，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抵挡。木壁散发着来自森林长久沤泡的霉味，还有油毡补丁的纹路。一年经历了几次台风，台风过后一脸茫然——毫无家底，下岗，多病，经不起波动。当老师在课堂上讲述比萨斜塔的美感时，他们的女儿，此时有些坐立不安，对于这种美感充满了忧郁——同样是倾斜，价值却有天壤之别，如果真如比萨斜塔就好了，生活将就此得到改观，心境得到安宁。想得多了，脑门上有些微微的晕眩。一阵风的过程中，对于有的人家只视为一种自然现象；而对于另外的人家，这个过程含纳了许多的神秘，让人不禁想象，私下扩大它凋敝的一面，让人觉得逆境凝聚了可供咀嚼的苦涩滋味。当然，向人絮絮叨叨自己的贫困，就好像把伤口摊开给人看。结果，只能让人离你更远。一些无言的苦涩让人只看到平静的外表，看不到深处的真实。就好比舞蹈，舞者的曼妙舞姿，让人觉得她生活在天堂，无忧无虑，可是皮娜·鲍希却说：“我跳舞，因为我悲伤。”这句话让人震惊许久。少年的早熟，有一部分是在贫困中发酵催化的，提前进入了成年的思维轨迹里，忧愁风雨。当成熟要由生活的困顿来做为催化剂，并且自古以来很欣赏由困境中走出的成功者，夸大困境的促进作用，在我看来，这很不道德。
生活在低洼地带的都是一些小户人家。从风水学的角度讲，这里不宜筑屋建房，透气不好，地气潮湿，视线也很局限，采风更是短促，完全不是向阳高地的爽朗开阔。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生态圈，从生态圈的方位就可以看到各个等级、身份、经济状态，这是一点都不含糊的。在我的感觉里，一个城市在无形中划分为几块，有的是生意圈，有的则是公务员、白领的聚集地，还有一大片是旧日官宦的后人，然后是学府师长、学子的文化区，最后是外来打工、捡拾破烂、乞讨者的部落。当这些人在一条必须之路上汇集着赶路时，穿着、举止、神情，自然地流露出不同阶层的气味。荀子曾经说：过令我铭记不忘的一段话，他说，马比人跑得快，牛比人有力气，却都归属于人驾驭，这是因为人能够结合，可以“群”，而“群”的前提是能“分”，即各守本分，见出高低阶层——世界就是由各个层次的人群组合成的。这里有着认命的理想，有人过好日子，也就有人过着苦日子，现实中人必须爽快地承认这一点。台风携带的暴雨首先冲刷和浸泡这些低洼地带。平日政府对于地下的排涝系统的整治看起来无懈可击，没有人怀疑它们的可靠性，直到风狂雨骤，壅滞堵塞，才知道全是纸面文章。四处汪洋中，机巧的人已经扎起简易的木排，开始运送过客，趁风雨交加发一点小财。老子当年说过：“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能攻坚，莫之能胜”，果真应验，这些激动万分的浑浊液体趁着风势破门而入。家中的轻薄之物，载浮载沉。天下大多数物品经不起浸泡，浸泡使它们还原不了原先的色泽、造型，还有质量。低洼地带的居民的敏感，已经在多年的遭遇中养成。像瘸子的手特别好使，像哑巴的眼睛特别明亮——人总是会在生活的艰辛的另一侧，增生出一些说来十分辛酸的生存手段。这些手段来源于生活的需要，只要他们不迁到高处，这一套完全可以作为遗产传给后人继续使用。当盆盆罐罐东一个西一个地散落在各处盛漏时，整座宅院八音和鸣，高低相激。这些声响不是为健康正常的生活设置的，听不到美感。生活破碎、残缺，在接漏的声响中点点滴滴地展示出来。时日长了，人也麻木了，坦然地面对一道道蜿蜒的屋漏痕，还有一盆盆盛满的水。许多年以后，也许生活质量有了稍稍的改善，当这种接漏声调偶然在梦境中穿过，会不会为此惊醒而坐起？！
这个临海的城市以水产养殖闻名。在惠风和畅的日子里，我们进入成排连结着的养殖水域，穿着长筒雨靴的养殖者的脸色如水平和，让人不由得对临水生活的从容和徐缓，生出一些歆羡。每一个网箱都试图网住一个大的希望，就像农耕人期待每一片土地都迸发出最大的能量。对于荡漾着心潮的水域，热爱的程度要比坚硬的地面大得多——水面真实地提供着发展的过程，传递着水族生长的微妙信息。这是一个让人难以定性的空间，希望建筑在摇曳的水上，有些心虚，投入越多，可能性越大，可能性的逆转也就相对大。此时，也只能这么走下去了。更深夜阑，水面迷蒙，隔着木板听得鱼虾的喋水、窜动，不由光着膀子走出，见远处三两灯火昏黄，万家沉睡，便坐下来点一支烟。隔了三天，平静被打破，浊浪排空，惊涛裂岸，小船、浮筒、网箱，水面上的家当在台风的伟力撕扯之下断裂破碎，鱼虾获得自由，散入无边无际的大海。几乎每一次，屏幕上都要出现他们绝望的容颜，以示关怀。当具体的生存一开始就要规避如此大的风险，希望就已经打了打扣。赌一把的心理与生俱来，充斥在我们生活的许多细节上，向往和背驰，希望和绝望，就是一枚钢铡儿的两面，大自然把我们不希望的那一面给翻过来了。
每一次台风过去，城市惊魂未定。对于大自然而言，只不过是它一次急促的呼吸罢了。
曾经有一出戏代表了一个时代对于风的强硬态度，它的名字叫《战台风》。当几百万知青躬耕于大野，对于自然的力量不寒而栗时，这出戏的出现，增添了人们不自量力的胆魄，面对台风、暴雨、山洪、泥石流，以血肉之躯去抵挡的人不在少数。甚至为了几根洪水中的公社木头，跃入其中不得返回。这些都成为范例，让旁观者羞愧。我在这一群人中不仅是一个旁观者，还是一个胆怯的避让者，在这类事件中奋不顾身而受表彰的大红榜上，从来找不到我的名字。不独我觉得自己渺小，我甚至觉得在山洪、山水的面前，整个村子的人捆绑在一起，也无比渺小。是哪一种用意的鼓动使人狂妄自大起来呢？我不知道人已经离准确估量自己偏差了多少。也许是在自然界的力量面前表现畏惧、退缩，使我后来回到城市的时间推迟了。一个狂热的时代肯定不喜欢退避者，他显出不听话不合群，还有我行我素。后来，当我离开山村，有些人就永远地消失了，他们是在自然的力量面前，为了公社的财产，财产说起来很小，无非是几头被冲走的猪、牛，一场无名的山火。只有激情而缺乏理智的判断，向前迈进一步，事态就走向反面。我们对于一个人价值的衡量，不是从进入市场经济才开始的，任何时候，都应该认为，人比猪、牛，比一片燃烧的山林，都更为重要。
自然界永远是这么一幅广阔高迥的相貌，深含超人的力量。风总是参与其中，推波助澜，凡有风的参与，自然界其他的力量都会变得更加强大和迅猛。在这个纬度上的人与城市，注定要不断地面对风雨带来的灾祸。人类无法拒绝风，无法改变风的走向，人的自尊自信受到了风的挑战。人在长大除了肉身的伸张之外，更重要的标志是人的思维摆脱了愚昧，走上了正常的轨迹。我注意到，面对破坏力强大的风，人们已经从迎战转为躲避，避其锋芒、尖锐，不再侈谈人定胜天这类空话。渔船靠港、学校放假，举村迁移，这些都是认识上的觉醒和进步——没有什么比人的生命更加紧要，人在大自然面前低头，并不是人类的羞耻。
在风中，我们长大。
责任编辑 林苑中
我所知道的蓝翎先生
金 锦
知悉蓝翎去世的消息，是在甲申春节前。那天晚上刚看罢电视播放的书法大师刘炳森追悼会的新闻，正为人命危浅天不假年而怅然叹惜，便接到了北京一位军旅作家朋友的电话，告诉了我蓝翎先生病逝的噩耗。尽管他轻声地说是“走了”，但我的心头却不啻重重的一击。
两天后蓝翎的追悼会在北京举行，远隔千里，匆促间我只是发了一份唁函，遥祝他魂归天国，永久安息。当时追昔忆往，虽然心有所感，却没有急于诉诸文字。不是不想，而是觉得像蓝翎先生这样上世纪五十年代就和李希凡一起，因毛泽东那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而名震朝野的人物，即便写悼念文章，一时也轮不到我的份儿。光阴荏苒，时过半载，我一直留意凡能见到的报章杂志，竟没有发现追悼的辞章，这让我很有些失望和不安。也许痛定思痛的追忆是一个反复咀嚼回味的过程，可能需要酝酿更长的时间，我却有点沉不住气了，慌急间把几十年来对蓝翎先生零零碎碎的记忆连缀一起，觉得吐出来对他对我都是个安慰。
我对蓝翎先生的仰慕，是在认识他之前，这首先要追溯到山东大学的因缘。当年，两个小人物一夜走红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但到上中学时，就从语文课堂上知道了这两位山大中文系毕业生在母校校刊《文史哲》抨击权威一炮打响的重要事件，并由此萌生了对山东大学中文系的向往。及至1975年秋天我终于跨进这座高等学府的时候，那种如愿以偿的感觉里，既包含对历史名校的景仰，也包含终与两位“小人物”同校为学的欣慰和自豪。上古典文学课时，从事红楼梦研究素有造诣的袁世硕教授，讲述起红学史上那场惊天动地的风波，对他的那两位同班同学自然就多了几分了解和评说。这就使蓝翎这个名字伴随着“两个小人物”的概念，在我脑子里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第一次与蓝翎先生认识，是在1980年春天那次中文系主办的全国文艺理论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