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脑子里有了先入为主的印象。第一次与蓝翎先生认识，是在1980年春天那次中文系主办的全国文艺理论研讨会上。当时我已留校任教，从事古典文学的教研工作。这是拨乱反正后学校组织的首次纯粹的学术会议，一批全国知名的学界耆宿高校精英应邀而至，荟萃一堂，给乍暖还寒的校园带来了缕缕春风。一看到蓝翎与会，我便迫不及待地到住处造访。当那个清瘦单薄温文尔雅的身影出现在我眼前的时候，却怎么也不敢与当年敢于挑战权威的青年学者相联系，特别是那早生的华发和多皱的面庞，似乎盛名之下隐藏着诸多隐秘及沧桑。
简单的寒暄之后，便开始了漫无边际的交谈。当我言及家乡是水浒故事发源地郓城时，他眼睛突然一亮，下意识地抓住了我的手，告诉我他的老家就是同属于菏泽地区的单县。要不是他亲口说出，我还真不敢相信，仰慕已久的两个“小人物”，其中一个原来是从鲁西南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走出来的。乡情真是个奇妙的东西，瞬间打破了陌生人之间的怯生和戒备，一下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接下来的交谈就成了那种一见如故或久别重逢似的推心置腹。我怀着好奇，询问了他的生活历程，尽管这是初识比较忌讳的纯私人话题，他却十分坦诚地向我直陈了“轰动效应”之后的传奇经历。
蓝翎原名杨建中，1932年出生在苏鲁豫边界黄河故道区一个贫穷的乡村。他少年聪颖，不满18岁就从高中一年级考入华东大学，1950年并入山东大学中文系。1953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当语文教师。就是这个时候，他与同在北京的大学同学李希凡一起，共同撰写了那两篇驳俞平伯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初衷本来只是为了表明和俞平伯不同的学术见解，但却因此而被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恩宠加身的蓝翎，在懵懵懂懂中，几乎像金榜题名英雄凯旋般地调进了《人民日报》文艺部，两个刚刚踏进社会的大学生，不经意间成了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一个方面最年轻的权威发言人。一时好评如潮，各种光环和荣誉纷至沓来，声名显赫如邓拓者亦不敢等闲视之。
岂奈天有不测风云，志满意得青云直上的蓝翎在党报立足未稳，那场突如其来的“三、五反”运动即席卷全国，他竟因右派言论而获罪，强行发配到河南一个偏远农场劳动改造，一下从天堂跌进了地狱，度过了十多年炼狱般的生活，尝够了失去自由的精神折磨，经历了孤独无靠的感情煎熬，遭受了筋疲力尽的体力惩罚。1961年摘帽后做过商业干部和文学编辑，但仍然是受人歧视的另类人物，特别是十年浩劫中饱尝了被人管制任人凌辱的滋味，直到1979年正式平反后，才被选调到郑州大学中文系从事教学和研究。
初获解放的蓝翎先生，就像涸辙之鱼回归大海，抑制不住重获新生的亢奋和激动，毫无顾忌地向我这个素昧平生的小老乡袒露心迹。时而感叹文学界的野蛮荒芜，时而痛惜学术界的单调苍凉，时而庆幸学人的觉醒和人文精神的回归，却丝毫没有流露对自己不公正遭遇的怨怼和愤懑。这让我第一次接触就感受到了他的朴实、直爽和宽厚。也许第一印象容易融入记忆，这次面谈以及以后几天的相处，蓝翎先生那种历经风霜雨露一路走来的精神，那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气度，那种忧文人命运之多艰的人文情怀，那种珍惜余生发奋作为的意志，都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这次相识分别后，不久我便调回原籍从政，天各一方，以至于十多年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但最初给我的印象却弥久难忘。
说来也是缘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组织上安排我到单县担任领导职务，不期然成了蓝翎先生家乡的父母官。到任不几天，蓝翎先生突然从北京打电话向我问候，畅叙别情之余，恳切地希望我为他贫苦的家乡多做些实事好事，并热情邀请我抽机会到京晤谈。原来几年前他落实政策，又回到《人民日报》文艺部，并明确为负责人。重操旧业，志得意满，那种矜持的口气和声调里，自然便流露出安居乐业的欣喜和当家作主的豪放。
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我带领单县的同志在北京召开同乡联谊会，特地邀请蓝翎先生参加。记得那天通知开会的时间是上午九点半，刚刚八点多，蓝先生便兴冲冲地来住处看我。日月如梭，一别就是十多年。此番重逢，虽然早有思想准备，却还是有些说不出的惊喜。在我下榻的房间里，清癯健朗的蓝翎依然精采秀发，侃侃而谈。他告诉我，与家乡阔别已经三十多年了，时常怀念那质朴淳厚的乡风乡情。他十分认真地询问了家乡的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情况，特别倾情地了解了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当听到改革开放后城乡发生了重大变化时，他抑制不住地呵呵大笑，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当我告诉他，由于工业基础和自然条件的限制，农民还没有从根本上脱贫，他的脸色陡然严肃起来，深情地说：“自古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天下最苦的是老百姓，最好的也是老百姓。父母官就要想方设法为老百姓谋福利啊。”老学长专注地望着我，并下意识地吟起唐人的诗句：“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达人无不可，忘己爱苍生。”蓝翎先生的爱乡忧民之心，让我很受触动，顿感双肩增加了沉重的压力。
接着，这位老学长又颇有兴致地同我聊起了家乡的人文风物，提及较多的就是牌坊和羊肉汤。他一本正经地提醒我，要充分利用单县丰厚的文化资源，开发旅游经济。单县羊肉汤固然是美食一绝，全国闻名，但百寿坊、百狮坊的艺术价值也很高，他说走遍国内很多地方，见过各式各样的牌坊，还没碰到过如此精美绝伦的石雕精品。羊肉汤和牌坊是单县的绝代双骄，不能让牌坊淹没在羊肉汤里。
开会时间快要到了，蓝先生谈兴犹浓。我拉他一起来到会议室，并向与会各位作了介绍。那次会上，他就欠发达地区的脱贫问题，谈了许多很有见地的意见，引起一阵阵赞赏的掌声。
离京前夕，部队的那位文学朋友陪同我拜访了蓝翎先生。在人民日报社那座庄严的办公楼上，有一间是蓝先生的办公室。室内摆满了大大小小的书架和废旧报纸及文稿，显得比较拥挤。唯有办公桌上整洁有序，显示出主人的精细和勤勉。也许是置身人民日报社这个特殊环境里，触景生情，勾起了他对人生世事的诸多回忆，也许是神交已久并且相谈投机，故而愿意吐露心底的隐秘，反正，这一次涉及的话题比较沉重。一见面，他就煞有介事地问我：“你记得咱们家乡的龙卷风吗？就是那种顶天立地的大旋风。”这使我想起每当秋后初春，空旷无垠的田野里突然拔地而起纳尘柱，扶摇直上，升入云天，且旋且行，蔚为壮观。由于来无影去无踪，变化莫测，乡亲们往往认，为是鬼魂作祟，令人望而生畏。蓝翎先生见我若有所思，十分动情地说：“自然界的龙卷风尚可躲避，而政治上的龙卷风来势凛冽，让人躲之不及，一旦旋入，就是灭顶之灾哪！”说罢仰天长叹，似有无尽的曲衷深埋心底。我知道，他又记起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两场史无前例触及灵魂的政治运动，正是这接连而至的可怕的龙卷风，改变了他原本辉煌的人生轨迹，在他心中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痛。
为了避开这痛，我及时岔开了话题，问起他近年的工作和生活，这下可触到了蓝先生的兴奋点，他喋喋不休地告诉我，不仅住上了宽敞舒适的楼房，衣食无忧，儿子和女儿也都各得其所，大学毕业后分在高校和科研部门工作。话到此处，他诡秘地一笑，悄悄地说，儿女们搞点学术和技术就很好，离政治远一点安全哪。接着，又蛮有兴致地谈起自己的写作和编辑生涯，话语里充满了自信和泰然。他说，自然界的龙卷风，是客观气候形成的。政治上的龙卷风，是特定环境造成的。改革开放，大地清明，那种政治龙卷风是不会再来了。故而这些年主持文艺部工作，上下信任、左右逢源，十分舒心。不仅掌握一定的行政和业务权力，还能驰骋想象，自由自在地写作，重返文坛后，终于有了说话写作的自由，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后来，我收到了蓝翎先生自京寄来的个人作品专集，书名就是《龙卷风》，并且加了副题：“小人物”沉浮自述。封面上赫然标明：“本书完整地展示了作者自一九五四年投身《红楼梦》研究起，个人数十年的真实经历，堪为那段特定历史之存照。”像这样直接将内容介绍印在封皮上的设计，当时还不多见。
时隔多年，当我再次翻开那本放旧了的《龙卷风》时，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扉页上蓝翎先生那幅照片，质朴慈祥，音容宛在，身后是绵绵青山，郁郁松柏。或许，这背景所在就是他灵魂安息的处所。照片下方印有几行细小的铅字，仿佛蓝翎先生轻声细语娓娓道来：“我自己是个极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人，但我经历的却是急风暴雨，时代使然。”
是的，我所知道的蓝翎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从急风暴雨里一路走来的刚直清正的文化人，就是这样一个思维敏锐才华横溢锋芒毕露的普普通通的山大人，就是这样一个经历过人生大起大落却不失睿智乐观的平平凡凡的菏泽人。
唯愿蓝翎先生一路走好。
2005．6 于菏泽
责任编辑 陈东捷
沉香缭绕众生相
止 庵
引 子
关于张爱玲的话似乎也太多了——正因为如此，多写一篇也无妨；假如的确有的可说的话。张爱玲的小说布局精巧，构思谨严，任你如何推敲，总归滴水不漏。而她驾驭语言真是得心应手，繁则极尽秾艳，简则极尽洗练，一律应付自如。张爱玲一并展示了中国小说和中文最美的收获，与一般有心无力或有力无心者，殊不可同日而语。论家每以题材渺小或狭隘为由，轻言她不够伟大，实为皮毛之见。无拘什么题材，全都有待开掘；伟大不在表面，在于对人性更深层次的揭示，而张爱玲把人性的善与恶都刻画到了极致。以此而论，还得服膺胡兰成从前所言：“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至于或嫌她未曾展现理想，塑造英雄，岂不知伟大深刻之处正在于此。张爱玲非但没有受到时代局限，反而超越了所处时代——她无非不骗自己，也不骗别人罢了。
张爱玲的《传奇》扉页上印了这样的话：“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现在不妨从中挑几位讲讲，有如再次“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在这些看似互不相干的人物背后，浮现出的是作家张爱玲完整的面貌。
聂传庆、言丹朱、他的母亲和她的父亲
张爱玲的《茉莉香片》和接下来要谈的《金锁记》《红玫瑰与白玫瑰》，也许还有《倾城之恋》的一部分，都属于“心理分析小说”——附带说一句，这也是继鲁迅《阿Q正传》以后，中国小说在这方面的真正收获。这路小说的核心是心理先于现实。一切都起始于头脑之中，人物为一个或简单，或复杂，或起初简单而后变得越来越复杂的念头所驱动，在自己的内心世界左右奔突，寻求出路；外部世界不过先是为此提供必要条件，而后转化成为阻遏，以及进一步所施加的压力。其中又以《茉莉香片》里的传庆为甚，外部行为只是心理活动的最后也是最无奈的一步；他只做过一件事，就是小说结尾处对言丹朱大打出手。然而他实在逼不得已，环境——外在的，心理的，前者经后者而被放大——对他压迫得太厉害。除此之外，小说里几乎没有别的事件发生。
小说形容传庆的思维方式，说是：“吃了一个‘如果’，再剥一个‘如果’……”最为深刻不过。现实没有出路，他为自己硬想出一条路来。父亲，后母，整个家庭，学校，言子夜，还有自己，都是他无可抵御的压迫；最终却择定全然无辜的丹朱，作为唯一突破的缺口：“有了你，就没有我。有了我，就没有你。”公共汽车上丹朱说出自己父亲的名字，本来再寻常不过；可是这就种下恶果，几乎丢了性命。似乎全不搭界的事情，在传庆却是理所当然；因为他有他的逻辑，他按此去想，去做。难得的是张爱玲写得如此周全，简直丝丝入扣。这让人联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传庆的想法、做法，正是“拉斯柯尼科夫式的”。这一心理过程，不妨称为疯狂；其实张爱玲笔下许多人物亦然，不过方向、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