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撮似的。儿子又要钱学驾照，说是学会开车，就去给人家跑运输，一月能挣多少多少工资。这一次他没有上当，他没给儿子这个钱。他让儿子跟他学做拥脖，手艺活，没多总有个少，一般的日子还是过得去的。他知道这话会招致儿子的讥讽和冷笑，但他还得说。
果然儿子冷笑了，说他在那个黑窑里真是蹲瓜了。你就没发现你的拥脖越来越卖不出去了吗？儿子说，并且断言，再过几年，这世上可能还有执迷不悟做拥脖的人，但是，用拥脖的人，将会不再有了。
事情变化起来是很快的。儿子的话并非没有道理。原本只是埋头做拥脖，想着只要把拥脖做好就行了，只要拥脖好，卖是不成问题的。但世事变化也使得达吾呆由不得自己的把头从拥脖上抬起来，看向一边去。这几年，好像专门和他作对似的，这世界好像从茫茫人海里发现了他这个手艺人，发现了他那个窑洞和他的拥脖，于是像个阴险的镜头那样一步步逼近来，逼得他再也不能像以往那样安坐了，逼得他再也难以一心一意地做拥脖了。有两桩事情对他打击很大，一是一些人开始不用牲口来耕播了，开始用起拖拉机来了。一辆拖拉机下面可以带好几个犁铧和好几个耧筒，自然是远胜过牲口了。人们不用牲口，也就用不着拥脖了。他对人们采用拖拉机犁地有嘲讽甚至恶意。但总还有些人用牲口在耕播的。这便好。达吾呆就为这些人做拥脖。他还听到一些令他高兴的消息，据用拖拉机耕过地的人讲，拖拉机耕的地，是比不上用牲口耕的地的，这就像机子面和手工面的区别一样，无论有着怎样高级的打面机，手工面也总还是有人需要的。直到今天，当有人用拖拉机耕播时，依然有人来给牲口买拥脖。也许是做拥脖的人减少了的缘故，达吾呆觉得自己的拥脖销量是有些减少，但做成的拥脖还是一个也没有剩下，陆续都卖出去了。而且让他觉得奇怪的是，一些用拖拉机耕地的人也来买他的拥脖。这使他甚至有一种错觉，觉得拖拉机对他的威胁不会太大。对他真正有了威胁的倒是退耕还林，退耕还林，他不喜欢听这几个字，好像这是自己的一个噩梦，不愿被人提及似的。他隐隐觉得，像第一个用拖拉机犁地的人似乎是他的敌人那样，退耕还林也是一个居心险恶的人针对他提出来的。是要把他逼到悬崖边上。到处都在退耕还林。到处都写着这几个字，他也认识了，觉得像一种咒语，一看见就眼黑。总有一半的土地被退出来了，不再用于种庄稼，要种草种树，种草种树是不大用得着牲口的，用不着牲口也就用不着拥脖了。他做的拥脖第一次在窑洞里有了积压。它们结结实实地闪着油光码在那里，显出一种强蛮的生机来，像一些膘肥体壮欲有所作为的骡子。
不为所动似的，虽然窑洞里已经码压了那么多拥脖，每天的邦目达刚下来，达吾呆还是一如既往地拎了他的阔气的茶杯，到窑洞里去。依然是不忙于工作，多年形成的习惯好像对他有着制约。他开始喝茶。将杯盖旋去，依旧是红黄绿白的一应齐全。他在高高挽起的灯下面板着面孔吸溜吸溜喝茶，身后那码得整齐又结实的拥脖好像是他的一种坚实后盾，在不停给他壮胆打气。还是以突然一声潦草的喝茶声收尾，他把杯盖旋紧，放过一旁，开始拉过泥桌上的拥脖来做。他的眼神像更加不济了，这从穿针的费力上可见一斑。收音机也还在响。做成一个，就起身踮起脚尖，码到那垛拥脖上去。猫儿似乎不来他身上卧了，远远地睡在窑洞门口，一只眼睛被腿遮住，一只眼睛微眯着，但总是不舒服似的一动一动。家里的气氛有些异样。是一种说不清的异样。儿子还是去学驾照了，和人借的学费；又唆使被借者来找他讨要，他埋怨了那人几句，钱还是给了人家。到吃饭的时候，梅旦就端饭进来，轻轻地放在泥台上，又轻轻地出去，像怕惊动了什么似的。她也不再捂鼻子了。从女儿的不再捂鼻子里，他觉到一种说不清的遗憾和失落。
他还是到街上去摆卖拥脖。
无论卖得好还是坏，他都会把陪伴了许多年的自行车推到饮食摊点那里去，买一碗羊羔肉坐着默默吃掉。
也只是偶尔地去吃一吃。他吃得神情凝重，像尽着一个义务。
卖羊羔肉的中年人和他的老人一样的胖大，在肉摊上，他的动作还见出一些生疏的，他原本是做别的生意的，老人下场后，他就接手了老人的活，来卖羊羔肉了。他很少主动地来一碗肉汤给达吾呆喝，好像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如此简单不过。
作者简介：石舒清，男，回族，1969年生于宁夏西海固。现为宁夏文联专业作家，宁夏作协主席。短篇小说《清洁的日子》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清洁的日子》获第七届十月文学奖。
责任编辑 赵兰振
海棠十二贴
陈继明
雪
我回到海棠已有十天了。
昨夜睡觉时快一点了，并没有下雪。凌晨五点便醒了，且毫无睡意，便穿上衣月随来，去外面上厕所。一出门，感到脸上冰凉冰凉的，脚底下也发软，原来是下雪了。我回身拉亮院里的灯，一下子看清了大约十米范围内，雪匆匆急急偷着坠落的样子。雪花像米粒那么大，是从空中垂直地落下来的，在灯光里闪着细碎的银光。半空中的雪花，相互间的缝隙清晰可见，一概落得很急，有种争前恐后的味道，我伸开手掌时立刻感到了雪花的分量，刚一会儿，掌心里就湿了一片。前些天，每日忽阴忽晴，总是无法落下来，眼下，终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下起来了。房顶和地上全白了，但树梢上并没有多少积雪。天稍亮雪就停了，天仍然阴着，树梢上还是很少有雪，地上的雪也只有一掌厚。
东南边的天际，白里面含着一丝红，是粉红，薄薄的，很均匀，像是贴在白的表面。农民们是反感这种颜色的，像反感轻薄的女人。
我拿着照相机去照雪景，看见有一半人家已经扫净了院子，门前也扫出了路，各家扫出的路连接起来，就是一条雪里面的长路。一个我不认识的年轻后生，穿着红色的棉拖鞋，蹲在自家的已经清扫过的院门口，一边抽着烟，一边呆呆地注视着路上的雪。田野里，我幸运地看见一个情景：一只鸟蹲在树枝上，缩着身子，一动不动，像鸽子那么大，后来才知道，正是野鸽子。仿佛整个村庄里就这么一只鸟。它之所以那么紧地缩着身子，不是因为冷而是因为孤寂。我就想给它拍照，但我手上是一台傻瓜相机，远处怕拍不好，去近处又怕惊飞它，于是，我一边向它靠近，一边拍，连续拍了三四张，快到树下时，它终于飞了。我回到村里时，那个穿拖鞋的后生正和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一同堆雪人，女孩戴着兔子形状的棉帽子，用小铲子拍着已经初具模样的雪人，不停地欢叫着。
路过一家店面的时候，从小小的窗眼里蹿出一股烟味，是刚刚被点燃的干柴的味道，有些尖硬，带着生木头的滋味，刺得我头皮一紧。
从窗户里传出粗野的男人的声音。这一定是个“大男人”，盘膝坐在炕上，等着地上的女人一样一样地取来水、取来干粮、取来茶叶。
路过一家院子时，里面有人喊着我的小名。喊我名字的人，我叫五哥。他正坐在院子正对面的堂屋炕上，叫我过去。堂屋门上的白布门帘搭在一旁的门上，浓烟正紧贴门框的上沿往出冒，呈带状升向高处。五哥家的院子很大，有半个足球场那么大。一院子的雪还没扫，上面也没有一个脚印。我迟疑了一下，便踩着雪从院中央走过去，走向堂屋。
五哥邀我与他一同喝罐罐茶，我欣然坐下。五哥盘膝坐在炕边，手上握着黄铜烟瓶，却从身后摸出“奔马”牌纸烟，让我抽。我点了枝烟抽起来，和五哥一同看着院里的雪。五哥突然问：冷不冷，把门帘子放下？我答，不冷。五哥接着说，婆娘要扫雪呢，我没让扫，我溯U急着扫，我一边喝茶一边赏雪。说完五哥自嘲地笑了起来。我这才明白五哥家的一院子雪是故意不扫的，而其中没有一个脚印，也肯定因为五哥有过“禁令”。
看着院中央那一串粗野的脚印，我顿时不好意思了。我抱歉地说，我刚忘了绕着走过来。五哥急忙笑着说，没事没事，也该扫了该扫了。
于是，五哥用霸气的声音喊：
“赶紧把雪扫下！”
五嫂子从厨房里出来，埋怨道：
“由你着呢，一阵扫一阵不扫。”
“不由我由阿谁？”五哥笑着反问。
五嫂子再不做声，只是扫雪。
院子里没了雪，屋里暗了下来。
丝
“想不想吃苜蓿？”父亲问。
当然想了，有很多年没吃苜蓿了。于是我们蹲下来揪苜蓿。“是咱家的吗？”我问。父亲说：“不是，咱们这儿有个规矩，清明前，可以任意剜谁家的苜蓿，过了清明就不能剜了，自家的也没人剜。”真有意思，问原因，父亲答：“是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再说，过了清明也不好吃了。”揪苜蓿的时候，我和父亲的话题始终没离开苜蓿，不久，父亲说：“五八九年——谁还管清明不清明的，连苜蓿根都挖出来吃了。”
下面的故事就是由苜蓿引出的。
五八九年，是1958年和1959年的简称。
1958年8月15日，全村分为上庄和下庄两部分，开始“吃食堂”。上庄一个食堂，下庄一个食堂。这之前家家户户的锅已经交公了，连门窗上的铁环子、柜子上的铁栓子，大大小小的铁，只要是“铁”都交公，用来“大炼钢铁”。
1958年其实是个少有的丰收年，雨水充足，一盼雨，天边边就开始上云，麦子长得俊，玉米也长得俊，夏粮秋粮都丰收了，所以，当时大食堂的伙食也不错，不定量，能吃几碗舀几碗，一开饭食堂里就挤满了人，老年人坐在椅子上，中年人蹲着，碎娃娃们站着，喝汤的声音唏啦唏啦的，食堂外面都听得一清二楚，吃完饭不是哼着山歌就是打着饱嗝回家了，那种情景，真的让人相信，共产主义已经不远了。
1958年的丰收事实上倒成了祸根，丰收的程度被无限夸大，一级一级地虚报、浮夸，最终就成为一个鬼才信的数字：亩产万斤！原是广种薄收、好年景也不过亩产二百斤的山地呀！就算1958年亩产万斤，年年能如此吗？
可是，1959年亩产也过万斤！
1959年的实际产量却远不及上一年。靠天吃饭的地方原本就是如此，丰收一年，存粮大体可吃三年。但是，既然亩产万斤甚至过万斤，全部存粮便成为“余粮”，被光荣地全数上交了。而1959年的“丰收”又纯属“人为”：聪明的大队干部们把别处的玉米棒棒掰下来，集中绑在一块地里的玉米秆上，直到玉米秆们不堪重负，然后拍了照、登了报，一时成为典型。于是，大食堂里的饱嗝声再也听不着了。
先是顿顿稀汤，一大锅清水里，抓两把面扔进去，再和些菜叶子，如此而已。家家用来盛汤的家伙，倒都不小，木桶、瓦罐、瓦盆之类，但是一人一勺汤是死的，五口人就是五勺汤，最多再添半勺，还要和大师傅沾亲带故。
我大哥和二哥共用一个较小的瓦盆，瓦盆底下有个洞，打汤时洞用棉花塞住了，打上汤后，两人轮流端回家，坐在土炕上一人几口地喝。父亲说那晚“月亮明光光的”，把没铺席子的土炕照得亮堂堂的，大哥喝了几口，交给二哥时，棉花疙瘩掉下来了，稀汤流了半炕，大哥二哥两人慌忙俯下身伸长舌头一顿乱舔。
接下来连“面气气”都没了，用不着去大食堂了，1960年的春天，全村似乎连一颗粮食都找不到了，老鼠洞都被挖遍了，想喝到带面气气的汤已经不可能了，于是树皮、鞋底、麦衣等，都成了难得的食物。四处的榆树都是白身子，榆树皮“肉厚”，被撕下后晒干——如等不及便烤干，再砸碎，磨成“面”，烙成“饼”。麦衣、谷衣，用火点着，快成灰时用脚踩灭，泡在开水里吃。父亲说，某天上午，他饿昏了，在春天的乏日头底下睡过去了，其实说不清是睡着了还是死了，后来突然醒过来了，一睁开眼，便看见不远处撇着一支红艳艳的高粱穗穗，心跳得怦怦怦的，不敢相信是真高粱穗穗，仔细再看，没错，就咬牙爬过去，捧在手里一通乱啃，才知道上面半颗高粱都没有。
吃了这些东西拉不出屎，上厕所得有人提着钩子跟着。终于有一天，没人能站起来了，甚至没人能爬得动了，开始死人了，是饿死的还是憋死的难说清了，活着的人只剩下一口气或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