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便在发生群斗群伤难以控制局面之时，警察向里投掷催泪弹。
但这里也并不是毫无可取之处。在全国普遍实行肉类配给制的情况下，这里是惟一的例外，人们可以吃到鲜美的肉类。
经过艰苦的工作，总算是有5000名工人留了下来。
1943年8月，开始为三座反应堆建造废水处理工厂，其总容量足可供给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之用。10月4日，杜邦公司完成了反应堆的设计图。 10月10日，公司的工程师们在哥伦比亚河边兴建第一座反应堆“100—B”的厂房。工人们先打反应堆的地基，并且挖掘反应堆厂房后面用来存放被辐照过换下来的铀棒的深水池……要建造的反应堆厂房高40英尺，工人们动用的第一批钢筋有390吨，混凝土有17400立方码，混凝土板 50000块，混凝土砖71000块。只是，到年底，工人们建造的这座没有窗户的庞大混凝土厂房里面却是空的，按计划，安装反应堆的工作要到 1944年2月才能进行。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费米搬家
这个厂房建造期间，费米原来的反应堆的规模已经不能适应实验和生产的需要。为了争取时间，在汉福德工厂反应堆安装之前，“曼哈顿工程 ”决定选一个新的场地建造一个大一些的反应堆。地点确定了，在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大学校长已经决定献出校园，表示“为了协助赢得这场战争，必要时我们把大学翻转来也在所不惜”。
这便出现了一个问题：费米必须把家搬到芝加哥去。
动员工作由阿瑟·康普顿承担了起来。康普顿到费米的家见了费米，没有进行试探，直截了当地把问题提了出来。
费米只犹豫了三秒钟。康普顿的使命很容易地就完成了，但康普顿心中感到不踏实，问费米：“劳拉怎么样？”
费米回答说：“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康普顿这时道：“看来，齐拉特可以赢得劳伦斯的一支雪茄了。”
费米不知康普顿何所指，忙问其故。康普顿讲了故事的缘由。
动员费米去芝加哥原想会费些周折。因此，康普顿把劳伦斯、齐拉特请到自己家里商讨办法。当时康普顿正被流行性感冒折磨着，还躺在病床上。劳伦斯和齐拉特则冒着被传染的风险到了那里。
问题提出之后，齐拉特第一个说，原来是为了这个——他还以为被叫来商量什么难于上青天的大事……言外之意，康普顿杀鸡用了牛刀，把他从遥远的地方搬了来，实属多余。
康普顿也遭到了劳伦斯的嘲笑，劳伦斯冲着康普顿喊道：“你永远也不会在芝加哥得到费米——你这叫一厢情愿。”
齐拉特是不喜欢别人在费米的问题上与他叫板的。他有点火了，道：“大炮……你有什么根据否定我？”他一向如此称呼劳伦斯。
实际上，劳伦斯是借此激齐拉特上钩，把事情弄扎实，万一康普顿说不下来，齐拉特就得跟上，说什么也得把费米弄过来。齐拉特上钩了。
劳伦斯道：“还要什么根据，劳拉第一个就不赞成！”
齐拉特：“这不能成其为论据——劳拉绝对不是问题。”
劳伦斯道“我用1000元跟你打赌。”
齐拉特：“我同意，在座的可以作证。”
这时劳伦斯收了兵，说：“我把赌注降到一支五分钱的雪茄烟。”
齐拉特：“这也可以——我岂图你那区区1000元！”
其实，劳拉不能不说是一个问题。费米犹豫那三秒钟，想到的就是劳拉。劳拉已经失去了太多，尤其精神方面。她离开生她养她的罗马，已经受到了刺激。现在，他们刚刚在纽约安顿下来，在郊区拥有一所舒适的房子。这一弄，又要面临一次迁动。问题还不止这些。劳拉在他们家的地下煤库的混凝土地板下面的铅管里，埋下了现钞，是费米得到的诺贝尔奖金。因为他们名义上还是“敌侨”。国家有可能对敌对国家的外国人实行财产冻结。而那样的话，那些宝贝就是他们的生活依靠了。
这些情况如何不叫费米费思量呢？
但费米选择了服从需要，至于劳拉，他决定慢慢说服。
为了缓解问题的尖锐性，事情定下来之后，费米总是乘火车来回。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劳拉不忍看到自己的丈夫来回奔波，便挖出了他们埋藏的财宝，搬家到芝加哥去了。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格罗夫斯的赌注
克林顿和汉福德两处工程的巨大规模，表明美国正孤注一掷，要保卫自己的主权，使它免于潜在的、迄今还从未受到过的最严重的威胁，尽管这个威胁——德国制成原子弹——当时只剩下了一面阴暗的镜子里的幻影。
重金属同位素的性格是顽强的。我们还记得，1939年玻尔坚持说，要把铀235从铀238中分离出来，只有把全国变成一座大工厂才成。特勒回忆了一个小小的插曲：“几年后，玻尔来到洛斯阿拉莫斯。我记起了1939年他说过的话，于是，我想对他说：‘你瞧……’还没有等我开口，玻尔就先说道：‘你瞧，我对你说过的，不把整个国家变成一座大工厂，这件事是做不成的——现在你们做的正是这件事。’”
玻尔的这番话使我们看到了工程的巨大，工程的巨大表明美国的另一种拼搏：它是多么雄心勃勃地在抢夺这项大奖！它不允许别人得到这一奖项，就是它的最坚强的伙伴英国也不成。1943年的6月，格罗夫斯将军为此进行的疯狂拼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他向军事政策委员会建议，美国应设法完全控制全世界已知的铀矿。当时，联合矿业公司在比属刚果开的辛柯洛布威铀矿由于遭受洪水而被迫停产。格罗夫斯曾强行要求这家公司在那里恢复生产。公司表示拒绝，格罗夫斯立即想其他办法，绝对没有退缩的打算。
我们在前台看到了一个格罗夫斯，其实，这种意志绝对不是格罗夫斯一个人的。它是美国最高决策层意志的一种体现。
实际上，格罗夫斯当时大概还不清楚，地球上到处都有铀，总量达好几百万吨。但1943年时，人们认为有用品位的铀矿很少，因此，这位对祖国忠心耿耿的将军代表国家拼命地想把每一磅铀都囤积起来，归美国独家使用。也许，他还会想到把海洋也囤积起来呢。
美国人的这种单独拼搏一直坚持到1943年8月。由于丘吉尔的努力，罗斯福改变了主意；要两国“分享”原子弹研究的成果。两位巨头在魁北克会议上达成了谅解。其背景是来年盟军将在诺曼第海滩登陆。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形势所迫德国的原子弹
战争使科研的分隔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对德国原子弹开发计划，盟军方面知之甚少。这种情况，我们从英美科学家对“海森堡图纸”的反应便可见一斑。那么，德国原子弹开发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了？
开发工程地位降格1941年12月6日格奥尔基·朱可夫将军麾下的苏联军队在200英里宽的阵地上，对离莫斯科只有30英里、在华氏零下35度雪地里苦苦挣扎的德军发起了反攻。
朱可夫的100个师，被描写“吃得好、穿得暖”，“完全是以冬季作战需要装备了起来的”，而这一切，德军没有。推进了500英里到达能够用肉眼望见克里姆林宫顶端那颗闪耀着的红星的那支德国机械化军队，在苏军的强力攻击下栽了筋斗，开始向德国溃退。这是自从希特勒发动他的征服性闪电战以来的第一次失败。
到了1942年3月底，希特勒在东线兵员的伤亡，不计病号，达到了120万人。
后方的情况也很清楚，德国的经济已经到了它扩展的极限。接踵而至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有所取，并有所舍。
在美国，布什和科南特制定了新的计划，并向科学家们做了广泛的宣传，要他们加快前进的步伐。在德国，军火部部长向帝国军事研究所所长下达指令，要他向参与原子弹开发工程的物理学家们宣布：“提出的新要求，在当前的征兵和原材料危机的情况下，只有肯定能证明在近期可以直接得到某些利益才会得到满足。”
在混乱中，哪个能够拿出这种证明呢？
机构方面也做了调整。陆军部决定把原子弹开发工程中的大部分交由伯恩哈德·卢斯特领导下的教育部。这说明，在考虑取舍的问题后，原子弹开发工程的优先地位降了下来。
物理学家们为管理的降格，尤其为脱离军队的管束而欢呼。只是，他们为把这项工作托付给一个党棍而感到懊丧。
别看科学家们瞧不起这位最高上司，卢斯特本人还瞧不上这项工作呢！他把权力交付给了帝国研究理事会。
帝国研究理事会倒想有所作为，于是，决定向帝国的最高当局直接呼吁，请求支援。它组织了一次报告会，并精心进行了安排。他们邀请了诸如赫尔曼·戈林、马丁·博尔曼、海因里希·希姆莱、海军司令埃里奇·雷德尔上将、威廉·凯特尔陆军元帅和艾伯特·施佩尔等名声显赫的人物出席会议。
2月26日，会议如期举行。海森堡、哈恩、盖革和哈特克都出席了。主持会议的是卢斯特。会上还准备供应一顿“实验性的午餐”，给与会者供应外涂人造黄油的冷冻食物和用豆粉制作的面包。
不幸的是，尽管组织者认为已经是十分经心了，但还是出现了纰漏，受命发请柬的一位秘书把通知寄错了。当日有两个会议，除这次“极端重要的会议”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极端重要的会议”：陆军军需部主持的一次秘密科学会议。那个会议日程包括25份高度技术性的科学报告。部分应该参加上面那个“极端重要的会议”的人员，却收到了另外的“极端重要的会议”的请柬，因此去了那个会场。但多数人不但没有出席这一个“极端重要的会议”，也没出席另一个“极端重要的会议”。希姆莱接到了这边的邀请，但他表示了歉意，说他正好当天要离开柏林到外地去。凯特尔也收到了这边的邀请，但说“手头太忙”，也不来了。雷德尔派来了一名代表。总而言之，当天，阴差也好，阳错也好，反正没有一个军方领导人出席这次会议。
这样，这次会议成了一个核科学家的俱乐部，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收获。
当年春天，海森堡应邀与卢斯特进行了一次会晤。这也可以看成是那次会议的一次回应，并且又对德国的原子弹开发工程带来一些实际收益— —海森堡的研究所得到了“一大笔”资金——10亿帝国马克，用它可以得到10公斤铀235。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新希望
1942年的4月，后方军司令弗里德里克·弗罗姆一次定期的私人午餐会使德国的原子弹开发工程现了转机。希特勒的军备和军火部长施佩尔出席了这次午餐会。我们知道，施佩尔可是希特勒的红人。他是德国有名的建筑师，1931年参加纳粹党，是希特勒的忠诚追随者。纳粹党的旗帜是他设计的。纳粹党执政后，他成为希特勒的“私人建筑师”，负责柏林重建整体设计。战争开打前，他是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部长。战争打响后，他成了军备和军火部长。他主管军械生产和运输，全国的原料和生产大权都集中在了他的手里。在那次午餐会上，他从威廉大帝学会会长弗罗姆那里听到一个信息：德国赢得战争的惟一机会在于发展一种具有全新效果的武器。弗罗姆告诉施佩尔，一批科学家正在追寻一种能使整个整个城市消失的武器。他建议施佩尔和他一起对这些科学家进行一次访问。
施佩尔并没有安排这样的访问，但他于5月6日把这一信息报告给了希特勒，并建议由戈林担任帝国研究理事会的头头——以此强调它的重要性。希特勒批准了这个建议。
把重心移向戈林只带来下一步的行动：6月4日，在哈纳克堂举行的一次会议。施佩尔、弗罗姆、汽车和坦克的设计师费迪南德·波舍和其他军事和工业领导人都参加了。海森堡也被指定参加了会议。
会上，海森堡讲述了核能的开发问题，并强调了军事前景。
威廉大帝学会的一位参加会议的秘书被惊呆了。他后来回忆说：“在这个会上所使用的‘炸弹’这个词不仅对我来说是新闻，从在场的许多人的反应来看，他们似乎也是第一次听到。”
当轮到海森堡回答问题时，施佩尔的一个副手问：能毁灭一个城市的炸弹多大？海森堡用手指做出了一个杯状——就像费米从普平楼眺望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