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本海默这次战后讲话，留下了两种不同的记录文本，两种文本同样反映了奥本海默所记得的他自己在1944年时的思想状态，但在叙述方面有些差异。在未经审订的记录文本中，有他讲的这样的话：“玻尔的到来，使这个看上去如此可怕的杀人事业似乎有了希望。”在经过审订的记录文本里这句话变成了这样：“当许多人都心怀疑虑的时候，他的到来使这项事业似乎有了希望。”
马力开得足足的，资金投入大大的，一般说，科学家们的热情很高，奥本海默却说了这样的话：由于玻尔的到来，他们的事业才有了希望。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奥本海默记录了玻尔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他写道：玻尔以轻蔑的口吻提到希特勒，说他只有几百辆坦克和飞机，却企图奴役欧洲1000年。他说，这一类事情永远也不可能再发生了。他自己非常希望结局是良好的，而且他所看到的科学家中的客观性和合作精神将会在这方面起到有益的作用。我们大家都很愿意相信他说的这一切。关键是这句话：“他说，这一类的事情永远也不可能再发生了。”
奥地利移民、核物理理论家维克托·韦斯考普夫对当时的情景也有一段回忆：在洛斯阿拉莫斯，我们干的工作也许是一个科学家所能面临的最值得怀疑、最成问题的事。当时我们热爱的物理学被推入现实的最残酷部分，而对此，我们只能忍受。我可以说，我们——至少大部分人—— 都很年轻，没有多少人生经验。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玻尔却突然在洛斯阿拉莫斯出现了。
这是我们第一次感觉到这一切可怕的事的意义，因为玻尔一来，就不仅参与了我们的工作，而且参加了我们的讨论。每个巨大和深刻的困难本身都包含着它自己的解决办法……这一点我们是从他那里学到的。维克托·韦斯考普夫的这段话道破了科学家们疑虑之所在。
大家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最初，大家把铀研究仅仅当作一项科学事业进行着。后来，战争来临，铀研究的政治性突出起来。科学界普遍遵守的规矩发生了变化。独立的科研变为政府干预，公开原则被保密纪律所取代，相互交流让位于分隔化。赶在德国之前把原子弹搞出来，几乎成为每个科学家的行动准则。一切都走上了战争轨道。事业接近了成功。就在这时，人们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自己搞的这种玩意儿是要杀人的，而且要杀死几十万、几百万。大家还渐渐听到，德国其实搞不出什么原子弹。那么，大家辛辛苦苦搞这个东西为了对付谁呢？
所以，连洛斯阿拉莫斯的主任在那时的讲话中都用了“如此可怕的杀人事业”来形容自己的工作。而官方把这句话改掉，也是自然的。
这就是当时科学家们疑虑之所在。
玻尔的到来，帮助大家消除了这种疑虑。他的到来向大家说明，原子弹有搞下去的价值，科学家们的劳动不是在积累罪恶，而是在积累善德。要不，他就不会来了。
那么，这种善德指的是什么呢？
也许，当时在洛斯阿拉莫斯见到玻尔的极少数几位科学家知道指的是什么。
齐拉特算是一个。他讲了一段话，那段话中，就有玻尔思想的影子：如果在公众了解到原子弹的可能性已成为现实之前就实现了和平，那就不可能有现实的和平……假定今后几年里还有可能进一步开发原子弹……这项武器的威力将如此强大，以致任何两个大国同时拥有它就不会有和平，除非这两个大国缔结成解散不了的政治同盟……除非在这次大战中实际使用了高效率的原子弹，而且它的破坏力已经深入人心，否则很难实现这种政治行动。明明白白地理解玻尔的意思的，当属奥本海默。他告诉一位朋友说：“我们并不需要玻尔帮助制造一颗原子弹。” 奥本海默接着说，玻尔来美国是为了实现他心目中一直高悬着的一个目标。他离开了老婆孩子和工作，孤零零地来到美国，同他曾在黑暗的年代匆匆去斯德哥尔摩见国王所做的事是一样的：做见证，澄清问题，争取改变，最后进行拯救。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玻尔到达后开始了工作（2）
上一次他来美国，带来的是裂变的信息。这一次，他给人们带来的是关于原子弹的互补性的理念。
据奥本海默说，玻尔的这个理念给人的启示，与听到卢瑟福发现原子核后的启示是相同的。
奥本海默的理解是准确的。
在伦敦，在洛斯阿拉莫斯，玻尔一直在努力，他要找出原子弹的革命性后果。他找到了。现在，他想把自己的理念告诉可能对此采取行动的国家首脑，首先是告诉罗斯福和丘吉尔。3与法兰克福特的约定
1943年12月间，在他首次去洛斯阿拉莫斯之前，他和奥格住在华盛顿的丹麦大使馆。在一次小型招待会上，他再次见到了美国最高法院助理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这位法官身材矮小、聪明、生气勃勃，他出生于维也纳，是个好争论的、信奉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他自然已经是美国人，是个热情的爱国者，罗斯福的密友，也是总统的长期顾问之一。
1933年，在英国，玻尔为救援学术界移民事项曾经见过他，两个人建立了友谊。1939年玻尔访问华盛顿时，法兰克福特刚提升到最高法院，现在，他们又重叙旧情。
在那次招待会上，两人没有机会谈很多的话，法兰克福特离开时，邀请玻尔确定时间到最高法院去，与他共进午餐。这使玻尔意识到自己的这位朋友将有话要讲。
1944年2月中旬，玻尔从洛斯阿拉莫斯回到华盛顿，他和法兰克福特如约共进午餐。他们先是山南海北，丹麦的近况，战争的可能进程，英国帝国的状况……德国的必败……法兰克福特以为玻尔会向他吐露一些有关这次访美的目的，从而把话引到主题上去，可没有。
这样，只好由他先来起个头了。
尽管是躲躲闪闪的，法兰克福特说，他曾听说过一个他称之为“X”的计划。他向玻尔解释说，这是他从“某些著名的美国科学家”那里听到的。
其实，这法兰克福特没有讲真话。实际情况是，一个曾经在劳伦斯手下工作的年轻科学家，由于与工程承包商杜邦公司闹矛盾，曾打通门路，找到法兰克福特和罗斯福夫人，向他们控诉了这家公司。这样，法兰克福特便从他那里了解到存在着一个X计划，对这个计划的意义，连听带猜，也便略知一二。法兰克福特知道玻尔的研究领域，他猜想玻尔访美肯定与X计划有关。法兰克福特盘算着，如果猜对了，玻尔教授真正参与此事，玻尔就会看出他对这个计划是知晓的。
玻尔听了法兰克福特讲后，摸不清对方的真实意图，对法兰克福特也就含含糊糊、闪烁其词地应付。但不久，两个人就都明白了。他们俩都如此长期和如此深刻地受到希特勒主义的威胁，又如此深深地参与共同的事业，怎能丝毫不向对方透露一点真情来讨论讨论X计划的含义呢？
就这样，一个大名鼎鼎的法学家，另一个大名鼎鼎的物理学家，一举清除了中间存在着的微弱障碍。
于是，玻尔向法兰克福特表示，他深信“X计划”可能成为人类最大的福利之一，或者，可能成为最大的灾难。
玻尔所讲的“可能成为人类最大福利之一”，指的就是他的“原子弹的革命性”。
讲到这里，法兰克福特说，他了解罗斯福总统，深信总统会很赞成玻尔的想法。
这样，玻尔最终找到了他的一个传话人。
第六部分：德国的原子弹开发遇到了大麻烦玻尔见罗斯福（1）
月的某一天的晚上，白宫总统办公室灯火通明。罗斯福与法兰克福特已经谈了将近半小时。
法兰克福特坐在沙发上，罗斯福的轮椅就在他的对面。
罗斯福面色凝重，他道：“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片云——整个这件事使我忧虑得要死……”
法兰克福特：“总统……”法兰克福特一般不称“总统先生”，而直呼“总统”。
罗斯福没有让法兰克福特讲下去：“这片云对我来说颜色过于深重了，而且它连着整个世界，挥之不去，扯之难动……”
法兰克福特被打断了一次，这次打算静静地听，任罗斯福讲下去。
罗斯福：“从这片云掉下来，而且离我越来越近，我便考虑到，总统这个宝座不是好坐的。当初，1939年，好像是11月，萨克斯到这里来，给了我爱因斯坦的一封信，萨克斯给我上课，讲了原子问题。在那之前，我只晓得原子是物质的最小颗粒，是不能再分的。可萨克斯突然说：在科学界，那已经是老掉了牙的知识。当时人们的认识是，它不但可分，而且已经分出了不止一个更小的微粒。它不但可分，而且在分裂的过程中能够放出大量的能量——了不得，萨克斯那时说，用重金属做成的一颗炸弹，只有拳头那么大，就可能炸平一座城市。现在，这方面的报告多了起来，那样的炸弹已经有了一个轮廓。科学家们真是能干，那个奥本海默真能干，还听说有一位将军，叫什么……格罗夫斯，很霸道，可很能干，才四年的光景啊……”
罗斯福停了下来。法兰克福特依然不想立即讲话，以便让罗斯福把他的话讲完整。
半天，罗斯福又道：“当总统难在哪里呢？他除了考虑平常的事物之外，还得思考原子弹。法兰克福特，我们在打仗。人们告诉我，那是件武器。法兰克福特，对武器，我们自认是懂得的。在我当总统之前，人们已经发明了飞机、大炮、潜艇，等等，而且它们已经被普遍使用。用多少，杀多少人，一般无须总统来过问。在我任职期间，人们发明了雷达，新玩意儿，但使用起来也无须总统来批准。就是有什么特殊情况，譬如密集轰炸，人们希望总统过问过问，而总统表示意见，下命令，难处也不应该很大。可，原子弹就不同了。法兰克福特，你知道吗？对它的知识了解得越多，思索起来越发让人焦虑……它被成功制造的消息向这里传得越多，思索起来越发让人焦虑……它要杀死一个城市的人哪！毫无疑问，动用这样的武器，一定要得到总统的批准。这就是令人焦虑的根源。批不批准使用它？人们一定会说，这关系到美国士兵的生死—— 用了它，我们就会减少伤亡……当初，我呼应爱因斯坦的请求。当初，我批准了布什的曼哈顿工程。这一切完全为的是抢在纳粹的前面，但抢在前面干什么？是不是抢在前面用它？应该说，思想并不明确。现在，有情报说，纳粹并没有真的搞什么原子弹，或者换句话说，他们比我们落后得多，他们不太可能在我们前面搞出一颗原子弹。这就费思量了，花十几亿、二十亿美元搞原子弹，到头来不使用，将军们肯定不干。可使用它对着谁呢？对着一个城市的几十万老百姓？想来令人毛骨悚然……法兰克福特，怎么办？”
罗斯福停下来。等了半天，他不再说话了。这时，法兰克福特道：“总统，也许，您说的那片云，在玻尔那里颜色浅些……”
罗斯福盯着法兰克福特。法兰克福特补充道：“我觉得，要挥它，要扯它，他会有点办法……”
罗斯福：“这是我所希望的……我要见他！”
罗斯福见了玻尔。会见时，主要是罗斯福听取玻尔的讲解。玻尔自然着重解释他的关于原子弹的双重性的观念。罗斯福听得很认真。最后，他也听明白了。他觉得玻尔谈得很有启发性。如果按照玻尔的办法办，真的显示了玻尔在谈话中不止一次地讲了的“原子弹的革命性”。
只是，罗斯福有一个错觉，认为玻尔是负有使命的，而且，他的脑子里形成的概念一直是，玻尔的使命担子是丘吉尔放在他的肩上的。或者是这样：丘吉尔周围的英国政治家们是在利用玻尔向他转达这样一种信息，关于战时和战后安排，丘吉尔本人还没有最后决定承担什么义务，仅仅有些想法。他们要通过玻尔来向美国进行试探。这样，罗斯福做了一个欠妥的决定，他表示：这件事将由丘吉尔首相和他本人寻找最好的办法加以解决，以造福于全人类。他衷心欢迎首相为此目的而提出的任何建议。
这就等于告诉玻尔，让玻尔把他的意愿带回英国去。
会见使罗斯福的精神轻松了许多。他觉得，他讲的那片云，极有可能可以被扯动，被除去了。
实际上，玻尔的使命重担不是丘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