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通常追求一种很原始的东西。我们知道人们是多么喜欢不正当的魔术，我们也知道在魔术里言辞起多大的作用。要是你们知道妖魔或鬼怪的名字，或知道镇伏他们的符咒，你们就能够控制住这些妖魔鬼怪或任何力量了。所罗门知道所有精灵的名字。知道了他们的名字以后，他就能使他们服从他的意旨了。对于抱有自然思想的人说来，宇宙总象是个谜。解答这谜的钥匙一定要在一些有光彩有力量的词或名字中去找。这个词给宇宙的原理命名；有了这个词，就仿佛连宇宙本身也有了。“上帝”，“物质”，“理性”，“绝对”和“能”都是这类能解决问题的名字。有了它们，就可以安心了。形而上学的追求，也就算到头了。
要是你采用实用主义的方法，就不会把这些词当作追求的终结。你必须把每个词实际的兑现价值表现出来，放在你的经验里运用。这词与其说是个解决的方法，还不如说是进一步工作的计划，特别是改变现有的实在的各种方法的表征。
因此理论成为我们可以依赖的工具，而不是谜语的答案。我们并不向后靠，依赖这种工具，而是向前推进，有时借着这种工具的帮助去改造自然。实用主义使我们所有的理论都变活了，使它们柔和起来并使每一种理论起作用。它在本质上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和许多古代的哲学倾向是协调的。比如在注重特殊事实方面，实用主义和唯名主义是一致的；在着重实践方面，它和功利主义是一致的；在鄙弃一切字面的解决，无用的问题和形而上学的抽象方面，它与实证主义是一致的。
你们看，所有这些都是反理智主义的倾向。针对自命是一种权利和方法的理性主义，实用主义有全副武装并富于战斗精神。但是在开始时，实用主义至少并不代表什么特别的结果。它除了方法之外，没有什么武断的主张和理论。意大利青年实用主义者巴比尼①说得好，实用主义在我们的各种理论中就象旅馆里的一条走廊，许多房间的门都和它通着。在一间房里，你会看见一个人在写本无神论著作；在隔壁的一间房里，另外一个人在跪着祈求信仰与力量；在第三间房里，一个化学家在考查物体的特性；在第四间房里，有人在思索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体系；在第五间房里，有人在证明形而上学的不可能性。但是那条走廊却是属于他们大家的，如果他们要找一个进出各人房间的可行的通道的话，那就非经过那条走廊不可。
①巴比尼（1881—1956）意大利哲学家，批评家。主张实用主义，信奉天主教。——译者
所以，实用主义的方法，不是什么特别的结果，只不过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需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
实用主义的方法就讲这么多！你们也许要说，我只称赞它，而没有解释它。那么我现在就来十分详细解释一下它在一些熟悉的问题上怎样起了作用。现在，实用主义这个词已有了更广义的应用，也就是某一种关于真理的理论。我有意要在先铺平了道路之后，再作一次讲演来说明这个理论；因此现在只尽量简短地谈谈。但是简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请你们格外注意地听一刻钟。如果还有许多模糊的地方，我希望在以后各讲中交代得更明白些。
现代哲学中研究得最有成绩的一个部门就是所谓归纳逻辑，这是研究在什么条件之下我们的科学得以进展的学问。归纳逻辑的作者们，对于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所制定的自然定律和各种事实原理，究竟有什么意义，已经开始表现出一致的看法。人们发现数学、逻辑学和自然科学的最初表现的各种一致性、即第一批定律时，为它们所带来的那种明确、优美和简单性迷住了，因而相信自己已经真正认识了上帝的永恒思想。上帝的心，也在三段论里明确地反映出来了。上帝也用圆锥截面，方根或比率来思想，并且也象欧几里德一样按几何学原理进行工作了。上帝创造出凯普勒定律使行星照着运转；使下坠物体速率的增加和时间成正比例；做出正弦律来让折光遵守；把动植物分为纲、目、科、属，并且确定它们之间的远近关系。上帝想出各种事物的模型，并且规定出它们的变种。在我们从新发见了任何一种他的神奇的规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捉摸到他心中的真正意向了。
但当科学更向前发展时，认为大部或全部定律不过是些近似的东西的这种看法，就越来越得势了。况且定律本身越来越多，多得没法数，而且在科学所有部门中，还提出了很多相反的公式，因此研究者就习惯于这种看法——认为没有一种理论绝对是实在的副本；但是从某一个观点看来，任何理论都是有用的。它们的大的用处是总结旧事实，并且引导到新事实上去。它们只是人为的语言，有些人管它们叫做概念的速记，我们用它们来写出关于自然的报告，而语言，如所周知，是容许我们尽量选择辞句和方言的。
因此，有了人类的独断，科学的逻辑就没有神圣的必然性了。只要我提起西格瓦特、马赫、奥斯特瓦尔德、毕尔生、米约、彭加勒、杜恒、罗爱森等人的名字，你们研究哲学的人一定很容易明白我所谈的倾向，并且能举出些别的名字来。
席勒和杜威两位先生现在在这科学的逻辑思潮上名列前茅，他们都用实用主义来说明真理在各种场合下的意义。这两位大师到处说，我们观念和信仰里的“真理”和科学里的真理是相同的。他们说真理的意义不过是这样的：只要观念（它本身只是我们经验的一部分）有助于使它们与我们经验的其他部分处于圆满的关系中，有助于我们通过概念的捷径，而不用特殊现象的无限相继续，去概括它、运用它，这样，观念就成为真实的了。譬如说，如果有一个概念我们能驾驭，如果一个概念能够很顺利地从我们的一部分经验转移到另一部分经验，将事物完满地联系起来，很稳定地工作起来而且能够简化劳动，节省劳动，那末，这个概念就是真的，真到这样多，真到这种地步：从工具的意义来讲，它是真的。这就是在芝加哥讲授得很成功的真理是“工具”的观点，也就是在牛津大学十分机智地传播的，我们观念中的真理就意味着“起作用的”能力这个观点。①
①这两件事，前者和杜威有关，1894—1904年，杜威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教书，开始形成自己的实用主义哲学见解，这个派别曾因而被称为“芝加哥学派”；后者和席勒有关，席勒在1903—1926年是任教于英国牛津大学的，他鼓吹的实用主义——人本主义也就被称为“牛津大学派”。这两个称呼后来没有传开来。——译者
杜威、席勒和他们那一派学者会获得这种一切真理的一般概念，不过是依照地质学家、生物学家和语言学家的榜样罢了。在建立那些别的科学中获致成功的办法，是经常纪录一些在变动中真正观察到的简单过程（如土地怎样受气候的风蚀，生物怎样从父母型演变，或方言怎样吸收了新词新音而引起变化的），然后加以概括使它在什么时候都能适用，并且总括它多少年代的效果，这就产生出巨大的成绩来。
席勒和杜威为了概括作用而特别选择的能够观察得到的过程乃是大家所熟悉的，任何人借以取得新的意见的过程。这里这个过程总是一样的。一个人有了一套旧看法，如果碰到新经验就会使那些旧看法受到压力。有人反对那些旧看法；或者在自己反省时发现这些旧看法彼此互相矛盾；或者听见许多与这些旧看法不相符合的事实；或者心里产生许多这些看法所不能满足的要求。结果产生一种前所没有经验过的内心的烦恼；要避免这种烦恼，只有修正过去的许多旧看法。他尽量保留旧看法，因为在信念这种问题上，我们大家都是极端保守的。因此他就先试着改变某一种看法，然后再改变另一种看法（因为这些看法抵抗改变的程度很不同），直到最后产生一些新观念，可以加在老一套的看法上，而使这老一套看法只受到最少的干扰，并使它和新经验调和起来，彼此很巧妙地，很方便地交织起来。
新观念就这样作为真观念被采用了。它保存着较旧的一套真理，极少改变；仅把旧真理稍加引伸，使它能容纳新的经验，但仍是尽可能地用熟悉的方式去设想这种新东西。所有违背旧看法的过激解释，绝不会当作新经验的真正解释。我们勤恳地四处探求，直到找到不那么古怪的说法为止。个人信念即使经过最剧烈的改变，还会把大部分旧的一套保留下来。时间与空间、原因与结果、自然与历史以及个人自己的历史，还是原封不动的。新真理总是个媒介，总是过渡的缓冲物。新真理将旧看法和新事实结合起来的方法总是使它表现出最小限度的抵触和最大限度的连续。我们认为一个理论的正确程度同它解决这“最小限度和最大限度问题”的成功程度成正比。但是要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显然只能做到差不多的程度。我们说，在解决问题上这个理论比那个理论大体上更令人满意些，这只意味着对于我们自己更满意罢了，而各人满足的重点却是不同的。因此无论什么东西，总具有一定程度的可塑性。
我现在劝你们特别要观察的一点是较旧的真理所起的作用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是实用主义所受到的许多不公平的批评的根源。其实较旧真理的影响，有绝对的控制力。首要的原则是忠于旧真理——在多数情况下这是唯一的原则；因为在处理那些会使我们的旧见解受到严重变动的新奇现象时，我们所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干脆不去管这些新奇的现象，或者辱骂那些替新奇现象作证的人。
你们无疑要想看看这个真理成长过程的实例；唯一的苦恼的是这些实例太多了。关于新真理的最简单情况，自然是把新种类的一些事实或旧种类的新事实加到我们的经验上去——这种增加并不改变旧信念。只不过是日复一日地内容增加起来。新内容本身无所谓真，它们不过是产生着，存在着。真理就是我们对新内容所说的；当我们说新内容已经产生了，只凭单纯的附加公式就满足了真理。
但是一天的内容常常迫使我们对它们加以重新安排。要是我现在站在这讲台上，忽然厉声怪叫，象个疯子那样乱闹，那就会使你们对我的哲学可能价值改变看法。前些日子镭的发现，成为一天内容的一部分，一时看起来，好象和我们对自然界秩序的观念——所谓能量不灭的那种对自然界秩序的观念——是矛盾的。只看到镭的本身无限地把热放射出来，这个事实好象违背能量不灭定律。这应当怎样来考虑呢？如果说镭的放射，只是原子里先期预存的意外“潜”能的溢散，那末能量不灭的原理仍能保留。作为放射结果的“氦”的发明，为这信念开辟了道路。因此腊姆齐（Ramsay）的看法，一般地被认为是真实的，因为它虽扩大了我们对能的旧观念，但使旧观念性质的改变是最小的。
我不必再多举例子了，总之一个新看法的“真实”程度是与它满足把新经验吸收到旧信念里去的个人愿望的程度成正比例的。新看法须依靠旧真理，又须把握新事实；至于做得是否成功（正如我刚才说过的），是一个个人估价的问题。旧真理加上了新真理而得到发展，那是由于主观上的理由。我们就是在这过程之中，并且服从这些理由。新观念如果能最圆满地尽它的功能来满足我们双重的需要，就是最真的了。它全凭行之有效的方法，使它本身真起来，使他本身列入真的一类。把它本身接在旧真理的老枝上，那末就象一棵树靠了一层新生组织的活动而生长一样。
杜威和席勒着手概括这个观察，并且把它应用到真理最古老的部分上去。那些最古老的真理，也曾一度有过可塑性。它们之所以说是真的也为了人的缘故。它们也曾把更早的真理与当时新观察的东西调和起来。要是说纯粹的客观真理在它建立之中，结合旧经验与新经验而给予人的满足的这种功能不起作用，那么这种客观真理是哪里也找不到的。我们之所以称事物是真的，正是它们为什么是真的理由，因为“是真的”仅意味着实现这种结合的功能。
因此什么事物都打上了人的烙印。独立的真理，仅仅由我们发现的真理，不再能加以锤炼，使之适应人的需要的真理，总之，是无法修正的真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