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米怡斯内看作是自己提拔起来的人，培养他，提携他。
谢米怡斯内记得，一次他给赫鲁晓夫打电话，请求接见，赫鲁晓夫说：“你来
吧。我要见一些部长，你稍坐一会儿。”
赫鲁晓夫召见了三名部长。然后他问了谢米怡斯内各种问题：“关于这点你怎
么想？你意见如何？”他想看看这个年轻人有何本事。
赫鲁晓夫吩咐，中央机关解决任何有关共青团的问题都要请谢米怡斯内参加。
但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共事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有一次，谢米怡斯内带着一大堆问题去找他。但第一书记当时的心情很不好。
年轻的团领导汇报着，而赫鲁晓夫一概否决。这可如何是好？但就在这时，赫鲁晓
夫发了慈悲，说：“有人惹我生气，我就冲你发火了。可你还是尽力说服我。你要
学着这样做。”
1950年，谢米怡斯内被调到莫斯科，以26岁的年纪当上了团中央书记。他在首
都经历了严酷的磨炼。
弗拉基米尔·谢米怡斯内对我说：
“1952年我和谢列平到赫尔辛基参加奥运会。回来后立刻被叫到了克里姆林宫。
马林科夫、贝利亚、卡阿诺维奇和苏斯洛夫脸色阴沉地坐在那里。从晚上10点到次
日早上6点，他们一直在教训我们。主要罪责当然是足球输给南斯拉夫那件事。要知
道，斯大林给足球运动员发了封电报，希望我们获胜。当时我们同南斯拉夫是仇敌，
因此这场比赛不是体育比赛，而是政治较量。中央陆军体育俱乐部足球队因输球而
被解散。贝利亚阴森森地对我们说：‘看来送你们去的地方不该是那里……’
“还在赫尔辛基时，我们就发了密码电报，报告我们的得分已超过美国人。但
在最后关头，美国就射击比赛结果提出抗议，抗议得到了满足。结果，我们没能胜
过美国人，仅仅是打成了平手。我们因此受到了指责：‘你们怎么能欺骗斯大林同
志呢！’
“后来马林科夫去了一趟斯大林那里，回来时态度平和地说：‘斯大林同志说，
表现得不错，但有几个运动项目还需加把力。’这才把我们放了……”
共青团中流行的是一套官僚主义生活准则。在谢米怡斯内当上团中央书记时，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米哈伊洛夫是团中央第一书记，他领导青年工作已有14
个年头，从1938年到1952年。
谢米怡斯内还记得给米哈伊洛夫送报告的情景。如果报告有七八页，他就测览
一下第一页，再溜一眼最后一页，读都不读，就说：“大致删掉两页，再修改一遍，
好吗？”
当上国家领导人之后，赫鲁晓夫依旧很赏识谢米怡斯内。
谢米怡斯内回忆说：“我请求赫鲁晓夫见一见即将开赴生荒地的团员。他同意
了。大家聚集在大剧院。他把整个中央主席团都带来了。我们研究了最切实的经济
工作……”
许多人记住谢米怡斯内是因为他就授予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
诺贝尔奖以及他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在国外出版而发表的那番轰动一时的讲话。
曾对诗人发动了一场中伤运动。谢米怡斯内说：“帕斯捷尔纳克连猪都不如，猪都
不会在食槽边拉屎。” 当然，他所说的话是别人写好的，因为该说些什么要听上级
的指示，但激昂的情绪是真实的。
1958年谢列平被调到党中央后，谢米怡斯内成为团中央第一书记。但他没当多
久团领导。第二年，同谢列平早先一样，他被任命为苏共中央党机关部部长，即人
事主管。叶若夫和伊格纳季耶夫都曾担任过这一关键职务。当部长后，谢米怡斯内
写了一份关于干部更换与年轻化的必要性的报告。他的报告被用来除掉某位老干部。
制度就是如此，谢米怡斯内必须第一个在决定上签名。没曾想苏斯洛夫打来电话，
不满地说：“您怎么刚来就要赶走老干部？”
于是有人开始说，谢列平和谢米怡斯内这两位“共青团员”所想的只有一件事
把所有人都赶走。
谢米怡斯内曾在苏共中央工作过几个月。中央第二书记阿列克谢·伊拉里奥诺
维奇·基里琴科也赏识他。基里琴科曾在斯大林去世后在乌克兰当过4年第一书记。
后来赫鲁晓夫把他调到莫斯科，当心腹一般看待，很信赖他。但很快发现，基里琴
科不是个甘当第二把手的人，就甩开了他，把他打发到罗斯托夫州任州委第一书记。
鉴于谢米怡斯内与基里琴科过从甚密，就把他从中央部长的位置上调到巴库任
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这是降职，谢米怡斯内很受打击，好在他才
35岁，前面的路还长。
他的忠实的朋友谢列平仍在赫鲁晓夫身旁，他在等待机会提醒赫鲁晓夫，让他
想起谢米怡斯内。两年半后，即1961年终于有了合适的机会，谢列平本人要到中央
工作，于是产生了他在克格勃的职位由谁接替的问题。
谢米怡斯内刚刚做完阑尾手术，正在莫斯科郊外的巴尔维哈疗养院休养。突然
谢列平来电话说：“明天来中央一趟。”
扮演中央第二书记角色的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接待了谢米怡斯内，
他说：“我们推荐您担任克格勃主席。”后来赫鲁晓夫也接见了他，赫鲁晓夫已转
怒为喜，很高兴见到这位新提拔上来的年轻人。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才37岁，
他成为最年轻的国家安全机关的首脑。赫鲁晓夫喜欢提拔年轻人。
一见面他就向谢米怡斯内讲明：“除了懒汉，所有人都对你感兴趣。但你要知
道，对你来说，上帝和首长是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第一书记。”
有一次，谢米怡斯内不小心对一位中央书记说了些什么。后来当他带着一份报
告去见赫鲁晓夫时，赫鲁晓夫气愤地打断他的话说：“你怎么拿这种老掉牙的东西
给我？连房顶上的麻雀都在叽叽喳喳地说这个！”
原来，那位中央书记吃午饭时已把谢米怡斯内的话转述了一遍。赫鲁晓夫嫉妒
了。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向克格勃主席发号施令，他希望垄断秘密情报。赫鲁晓夫以
及后来的勃列日涅夫都曾规定，哪些情报只能让第一把手知道，哪些情报可以通报
政治局。
“谢列平是怎样向您交接工作的？”我问谢米怡斯内。
“他交出了保险柜和办公桌的钥匙，演示了一下怎么开锁，但需要换密码。他
说：‘你自己想个密码吧’。他还交代了什么？可能还有全体人员的名单？谢列平
领我见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班子，介绍了我之后就走了。”
“难道什么建议都没提吗？”
“我们关系非常亲密，来往也很密切，如果有问题我可以随时问，同他商量。
他没有教训过我。他说了说少数几个人的情况，和谁关系可以近一点，和谁要远一
点，谁要尽快撤掉，可以依靠谁。就和通常一个来一个走的交接情况一样……”
安全机关的干部是如何看待谢米怡斯内的呢？
瓦季姆·基尔皮琴科中将说：
“他年轻得简直不成体统，才37岁。克格勃的所有处长都比谢米怡斯内年长。
没有一个人把他当作国务活动家，大家首先把他看作谢列平的人。但与谢列平不同
的是，谢米怡斯内正确地评估了形势，开始深人了解工作内容。他故作严肃，是个
自尊心和权力欲都很强的人。”
菲利普·博布科夫大将说：
“都说他是个文化水平低的人，但我不这样认为。他能很快领会任何想法，朴
实而又平易近人。他关心专家，不轻率，在安排干部方面比谢列平考虑得周到。他
不固执己见，如果他认为谁的建议合理，他不会死抱住自己的观点不放。他大概太
爱轻信他人……”
命运对他并非是一味地宠爱。年轻成了他的障碍。勃列日涅夫当政时，大多数
领导都已到了花甲之年，而他却还像个团员。围绕谢米怡斯内制造了一系列的阴谋。
他被认为是谢列平的人，因此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从乌克兰的党组织提拔上来并同
勃列日涅夫保持着联系的那些克格勃分局领导都同他唱对台戏。
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情报机关负责人马尔库斯·沃尔夫上将说：“这是一位好
心的、友善的领导。但在和蔼可亲的外表下掩藏着一个精明、有心计、意识形态观
念严重的人。”
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
克格勃主席的一天
我问谢米怡斯内：“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一天是怎样安排的？”
他说：“首先，应该浏览一下早晨的报纸，哪怕是溜一眼标题，了解都有些什
么事。还要浏览已经筛选过的塔斯社综合报告，所有重要内容都已画上了着重线。
秘书处和助手准备好了外国媒体综述，这是要看的，以便把握时代的脉搏，了解国
内外正在发生的事。
“然后是日常情报：内务部的汇报，卫生部的汇报以及反间谍机关的汇报，内
容都是哪些地方发生了什么事。这同样是开始一天的工作时所要了解的……
“接下来就是那种日复一日的工作。送来第一份邮件，需要立即审阅并作出决
定。然后空出一段时间，用来接待某位工作人员或其他部门的代表。约在11点，克
格勃主席要审阅情报机关和反间谍机关为政治局委员们准备的绝密材料，然后要亲
自在这些材料上签字。晚上他要签发第二份提供给政治局的专门材料。材料要放在
封好的信封里送去。就连政治局委员的助手也无权打开和阅读这些文件。
“克格勃主席分门别类地发送文件：一般性情报供所有政治局委员参阅，以扩
大视野；范围比较窄的情报供有关负责人参阅。如果情报涉及对外政策，则一定要
送苏斯洛夫和葛罗米柯。有关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情报要提供给安德罗波夫。他当
时是负责社会主义国家事务的中央书记。
“情报分析处负责对专门材料进行严格的分类。该处要就什么情报送什么人提
出建议，还要考虑到这种情报以前送过什么人，以免发生向某位政治局委员通报了
某些事情的开头，却忘了报告结局这种事。克格勃主席经常提出修改意见，有时指
示把通报范围扩大点，或者相反，把范围缩小点。
“这之后是会议和大范围的会见。这涉及的已不是需要紧急处理的日常事务，
而是比较重大的问题。最后是委员会会议，这些委员会是为执行中央和部长会议的
某些决定而成立的。星期一是‘钉钉子’的日子，即确定这一周应该解决或完成的
3…4件重要的事。”
与前任，尤其是与自己的继任者不同的是，谢米怡斯内只有4个副手。他说：
“自己需要几个副手，就设几个副手。否则安排了副手，你却不能让他们各司
其职。副手可不单单只是提供帮助，他应该自己考虑该干什么。如果副手来了，就
应该立刻接见。如果让他在那儿排队，等空闲下来的时候再召见他，那他还算什么
副手呢？他来一趟可不只是呆3分钟，他要呆一个小时，有时还带着自己的部下来汇
报工作。如果你有10个副手的话，你用一个星期都接见不过来！
“情报机关和反间谍机关的负责人及边防部队的司令克格勃主席也必须立刻接
见。至于一些辅助性的局，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例如，对技术局局长向来可以说：
‘朋友，你得等等。过两天有空的时候我叫你。’当然，如果没有急事的话……
“跟踪局或政府通信局都是可以等的。特别是在通信畅通的情况下，那就拿起
话筒，通过电话询问各种情况。
“但是，一些关键的处和部门的领导人是一定要见的。我有一个习惯，在许多
事情上，我会把总局局长和直接办案的处长一起请来。首先，我想看看这个处长有
何能力。其次，他进行了深人研究，什么都装在脑子里，总局局长不会向我汇报的
所有细微之处他都了解。有了他们，汇报会更有意思。
“我上任时，真是一无所知。我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没有你们我无法工作。’
情报局长萨哈罗夫斯基头一次来汇报工作，我需要就我们在印度或孟加拉的工作作
出决定，具体是哪国我现在不记得了。还不是解决什么，就是说一句话，给多少钱，
是5000美元还是3000美元。我不发话，这件事就定不下来。我就直接问他：‘你意
见如何？你怎么认为？’我就照他说的作出了决定。不这样做是没有道理的。顺便
说一句，6年里他们从没有哄骗过我。就连试探我或故意把什么不好的东西偷偷塞给
我这种意图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