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说大清朝，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像袁枚这样弃官而去者，也不是很多的，能不为他的这种毅然决然的大解脱喝一声彩吗？
他的两位学弟，就不如他想得开了。蒋士铨乾隆二十七年任顺天乡试官，《通考》纂修官，乞假奉母南归，估计受到袁随园的一些影响，也想当一个彻底的纯文人，求得不当奴才的自在。可是，到了乾隆四十三年，因高宗在诗中念及他这位江西名士，乖乖！这可不得了啦！万岁爷还惦着我咧！我估计，喜极而泣的同时，那当奴才的劣根性，随着泪流一片而复发了。为了感激天恩，又屁颠屁颠来到北京。他哪知道日理万机的帝王之尊，会把随便说的一句话当真？蒋先生只好在国史馆当编辑，作书虫，坐冷板凳。可他那以为有朝一日可以当上国师的梦，始终醒不过来，就这样，一直到乾隆五十年，仍被雪藏着，不但没有发达，反而因北方气候的不适应，患了类风湿病，终于不治身亡。
而赵翼这个大文人，他的《陔余通考》、《廿二史札记》，几为治中国史者案头必备之书，这都是他乾隆三十七年因受到降职处分，辞官解职期间所撰著。虽然，他数次下狠心，此后“息意荣进，专以著述自娱”，可他从乾隆二十一年起，入军机处供职，一直到嘉庆十五年，死前四年，奉旨赐三品顶戴，将近六十年的为官生涯，无论擢升，无论黜降，那甘心为帝王奴才效死终生的宗旨，从未超脱出来。可是，做官真的使他得到快乐了吗？一则《军机直舍》随笔，记其军机处的生活片断，略可了解为奴才之不易。
余直军机时，直舍即在军机大臣直庐之西，仅屋一间半，又逼近隆宗门之墙，故窄且暗。后迁于对面北向之屋五间，与满洲官员同直，则余亦改官不复入直矣。扈从木兰时，戎帐中无几案，率伏地起草，或以奏事黄匣作书案，而悬腕书之。夜无灯檠，惟以铁丝灯笼作座，置灯盘其上，映以作字。偶萦拂，辄蜡泪污满身。非特戎帐中为然，木兰外有行宫处，直房亦如此，惟多一木榻耳。余归田后，岁庚子上南巡，余恭迎于宿迁，见行营之军机房明窗净几，华褥绣毯，当笔者倚隐囊椅而坐，颇顾盼自雄，余不觉爽然失也。（赵翼《檐曝杂记》）
写此文时，已是晚年，能以一个文人的认知，来看待自己的经历了，可酸溜溜的行文，却依然读出为帝王奴才久了以后，那卑下的品位和格调。看起来，磕头磕多了的奴才气息，长在骨头缝里的，也难轻易褪掉。这就是封建社会中，专制制度下，即使非常有才华的文人，也是难以逃脱的宿命论。
在那个黑暗王国里，在精神的扼杀胜于一切压迫的时代里，纵使有天大的才华，也只能付诸流水，任其消逝，化为乌有，抱憾苍天。因此，无论为叛逆，无论为奴才，也无论既非绝对奴才，也非完全叛逆，能在一丝缝隙中求生存，如袁枚这样侥幸者，在这样一个高压窒息的乾隆年间的政治气氛下，作为诗人的袁枚，除了倡“性灵说”，还有别的道路可以发挥其聪明才智么？
他之这样做，固然具有别开生面的意义，但是，实际上也是为免受文字狱殃及的巧妙逃避，乃不得已而为之的尝试。毫无疑义，袁、蒋、赵，都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如果得大发展，当有大成果，如果让他们放开手脚去写，不知该给中国文学史增添多少华章？然而在统治者的精神阉割下，在文字狱的刀光剑影下，在奴才思想浸润到心灵的腐蚀下，他们不得不风花雪月，不得不游戏人生，不得不关在随园那小天地里，与整个社会、整个民众脱节，不得不改弦易辙、奉旨填词，不得不官样文章、马屁哲学。因此，袁枚所发起、所推动的倡写性灵，摆脱陈腐的新诗歌运动，对于清代文学的发展，多少起到一些促进作用，也就是难能可贵的贡献了。
大概稍晚半个世纪，俄国的普希金（1799—1837）、莱蒙托夫（1814—1841），德国的歌德（1749—1832）、席勒（1759—1805），英国的拜伦（1788—1824）、雪莱（1792—1822）这样双子星座似的诗人，也将走上世界文学的舞台，而且，远比“乾隆三才子”，或“江右三大家”，要产生更为深远和广泛的影响。
假如，倘非满清“盛世”，对于中国文人和中国文学的严酷统治，袁枚、蒋士铨、赵翼，对于世界文学史的意义，绝非今天这样简直不足为外人道的寒伧了。话说回来，即使对中国人而言，知道他们三位者，又有多少呢？
呜呼，天才的悲哀，莫过于生不逢时了。
2004·俄罗斯八日
□ 王蒙
一 没有
没有。
还是没有。
终于找不着了啊。
2004年11月15日，我坐在俄航的北京—莫斯科航班上，是波音767型客机，而不是伊柳辛或者安东诺夫的型号。我戴上耳机寻找一个哪怕只是听着熟悉一点的，没有苏联味道，但是至少有一点俄罗斯民歌味道的歌曲，我找不着。
有意大利歌剧，有百老汇音乐剧，有交响乐，有爵士乐，大概也有俄罗斯的流行歌曲，摇滚风格的，都是我不熟悉的了。
在通向莫斯科的路上，我寻找的是自己的往日，这方面的话我已经说过太多。我想起了“前苏联”一词，本来我觉得莫名其妙，谁不知道苏联已经“前”了？加一前字纯粹脱裤子放屁。但是在俄航班机上找寻歌曲的经验使我想起了那种前朝“遗老”的悲哀。我自嘲像是苏联的遗老，于是从遗老想到“前清”，不也是加前字的么？
但是飞机的服务极好，至少飞机上没有我国民航上常见的那种飞行小姐扎堆聊天的。飞机起飞十多分钟了，已经完全平稳地飞行了，空中小姐们仍然紧紧系住安全带，端坐在特定的位子上，也不是我国或有的那种把最好的座位留给机组人员的路子。直到统一宣布了可以不系安全带了，她们才开始走动，厕所也才开始启用，这是全球飞行中最严格的一批人，毕竟是俄罗斯人，没有中国人那么“灵活”。
八个半小时以后，到达莫斯科。我弄明白了，莫斯科国际机场旁边的仍然是密密的令人感觉是原始的大片白桦林，而不是我想像的山毛榉，像我在《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中描写过的。我还发现，在俄罗斯画家偏爱的风景画中，树木，特别是白桦起着主角的作用，例如列维坦。我的可怜的美术经验和背景，使我喜爱列维坦胜过了法国和荷兰的大师。
可是，我又迷惑了，介绍说列维坦是立陶宛人，立陶宛在脱离苏联和远离俄罗斯方面是最积极的，它现在已经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还能把他算作俄罗斯画家么？
莫斯科机场的屋顶仍然像是悬挂着金属的易拉罐式的铜状圆环，像我二十年前看到过的那样。俄罗斯是一个金属与林木都多得不得了的地方。“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它有无数田野和森林……”《祖国进行曲》的歌词完全是事实。当然，机场里已经大大增加了商业气氛，而且许多是英语的标志、广告和霓虹灯，品牌也是国际化了的了，例如耐克的对号与苏格兰威士忌的“红方”“黑方”和更昂贵的“蓝方”。
彼此彼此。我想起了1988年访问匈牙利的情景，那时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是当我向匈牙利同行介绍中国文学与中国社会的情况的时候，他们的笔会领导人不断用英语说着——应该说是喊着：“Brother Countries”——兄弟国家嘛。
我也想到，一个商品的名牌竟然比例如五十年代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在联合国的气壮山河的长篇讲演更持久？半个多世纪前，大概也只有我这样的中华少年革命人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位据说在斯大林的大清洗中立过功劳的同志的宏文谠论。现在，不论俄国还是中国，有几个人像我这样还念念不忘他老人家？
二 宇宙饭店
我和妻与原来的助手崔建飞同志一行三人住在COSMOS——“宇宙”饭店。说是前几年铁凝全家来旅游也在这里住过。一个四星级大饭店，大堂里明晃晃地设有赌博场地，当然还没有拉斯维加斯或者葡京饭店那种规模。住房里可以看到称作“欧洲电视”的高塔和设计气魄宏大的加加林纪念碑，像是一个大钝角三角形，指向太空。窗下是熙熙攘攘的和平大道。
然而最难忘的是宇宙饭店的餐厅：柯林卡，《柯林卡》就是《雪球树》，就是俄罗斯那首令我眩迷痴醉的民歌，先是高耸入云得近于孤单，而又委婉多情得近于凄凉的男高音的领唱，你原以为已经没有可能给这样的领唱以回应了，他只能曲高和寡地悬挂在那里了；然而狂欢式的近于暴烈的火一样的合唱响起，于是孤高的英雄与广场和四乡的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扭成了可畏的扫荡一切的宇宙伟力。我那年写过一篇文章说我在香港太古广场听俄罗斯（马戏团）小丑艺人唱这首歌乞讨的感受，发表在《南方周末》上。
11月16日与17日，我有两个晚上在这个餐厅里吃饭。两个晚上都有民歌民乐。飞机上没有的地面上有。一个男子用弹拨乐器伴奏，两个青春无瑕的姑娘唱歌。有时她们俩也拿起三角琴或者摇鼓。我完全没有语言学的根据，但是我坚定地认为，英语的girl最好译成“女孩”，俄语的“捷乌什卡”只能译成“姑娘”。这次旅行中，俄国译员把捷乌什卡说成“小姐”，我无法接受。
她们还在。民歌还在。她们唱了喀秋莎，唱了山楂树，唱了红莓花开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不用书名号因为这就是她们唱的内容与心情，而不仅是歌曲题目。她们唱的却又有很大的不同，更接近民歌的原汁原味，节奏一样，旋律颇有区别，十分欢快活泼，接近说话——诉说，就像这些歌曲并没有固定的乐谱一样。这使我想起了延安，同年五月在延安旁的安塞县听到的革命歌曲，也都向原汁原味的陕北民歌——“酸曲”上回归。
尤其是她们唱的《有谁知道他呢》，韵味悠长，纯情无限，天真无邪。一面唱一面轻轻摇着身体，像是微风中的花朵。“有女怀春，吉士诱之”，她们的歌声直出直入，无装饰无表演无技巧，像召唤和自语自叹。却又俏皮谐谑，灵动随意。每句词都是以啊、呀、nia、lia、达、掐押韵，比中文词唱起来动人得多开放得多也热烈得多。这样的歌声是无法抵挡的，声声入耳入心，再也挥不去。事隔数周，我至今一闭上眼耳边就有她们的“有谁知道他呢”响起。
中文中的“呢”字，很难唱出效果来。
我想起了1953年十九岁时候的冬季，那是惟一的一季冬天，我每周到什刹海冰场滑冰。可惜那时每周只休息一天。那是我初恋的一年。那是我开始写作的一年。那是我欢呼祖国的“大规模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开始的一年。那是我每日每时都充盈着想像和感动的一年。所以我在作品中多次渲染与歌唱过十九岁。我在什刹海冰场上听到原汁原味的苏联庇雅特尼斯基合唱团演唱的《有谁知道他呢》。我还知道这个合唱团1910年就建立了。它受到过斯大林的关心和喜爱。没有办法，在宇宙饭店的雪球树餐厅听到的演唱给了我十九岁的冰场上的感觉。没有办法，苏联就是我的十九岁的梦，我的初恋，我的文学生涯的开端。我告诉崔建飞，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知道苏联已经“变修”，已经成为我们的敌人的时候，我感到的是撕裂灵魂的痛苦。这种痛苦甚至超过了处决我本人。本人处决了理想和梦还在，而苏联变修了呢？世界就是这样崩溃的。现在说起来未免无趣，老掉了牙，没有什么出息，不像男子汉！
而在她们唱起《雪球树》的时候，我已经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了。苏联不存在了，但是《雪球树》还在，《有谁知道他呢》还在，《红莓花开》还在，俄罗斯姑娘的头饰与衣服花边还在，她们的天真与微笑还在，比“时代的荣誉、智慧和良心”（苏联共产党不断自诩的一个套话）更天长地久。
我赶紧布置要给她们小费。我毕竟是跟上了时代。艺术与小费不沾边，友谊、青春、爱情与梦里都不包含小费。然而，艺术的创造者传达者是人，艺人是在乎利益的，俄罗斯的唱歌的姑娘们是要小费的。只要理念不要利益的伟大实验不能成功，遗憾哪您呀。
给小费的行为中还包含了显示一下我国的大好形势的崇高动机。
顺便记一笔，斯大林虽然众说纷纭，虽然现在的俄罗斯人不见得愿意正面地谈说斯大林，但是斯大林喜欢的庇雅特尼斯基民歌合唱团还在。几个俄罗斯朋友向我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