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意识到和平谈判不能解决问题，他们便拿起了武器。因为不愿意做顺民，他们便选择做叛乱分子。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因为一旦被乔治国王的德国雇佣兵俘获（按当时一个有趣的习俗，条顿王公们经常将整团的士兵出租给出价最高的竞标者），他们将面临死刑的惩罚。英格兰与其北美殖民地之间的战争一共持续了7年。在大部分之间里，反叛者似乎完全看不到胜利的希望。有一大批殖民者，特别是城市居民，他们依然效忠于国王。他们倾向于妥协，很乐意发出求和的呼声。但因为有华盛顿和他的伟大人格，殖民者们的独立事业才得以坚持下去。
在一小部分勇敢者的强力配合下，华盛顿指挥着他装备奇差但顽强无比的军队，不断地打击国王的势力。一次又一次，他的军队濒临彻底失败的边缘，可他的谋略总能在最后关头扭转战局。他的士兵总是饥肠辘辘，得不到足够的给养。冬天缺少鞋和大衣，被迫蜷缩在寒风刺骨的壕沟里，瑟瑟发抖。不过他们对自己领袖的信任毫不动摇，一直坚持到最后胜利的来临。
不过，除了华盛顿指挥的一系列精彩战役以及去欧洲游说法国政府和阿姆斯特丹银行家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所取得的外交胜利，还有发生在革命初期的更为有趣的事情。当时，来自不同殖民地的代表们齐集费城，共商革命大计。那是独立战争发生的第一年，整船整船的战争物资正从不列颠群岛源源抵达，北美沿海地带的大部分重要城镇都还控制在英国人手中。在此危急的时刻，只有那些真正深信其事业的正义性的人们，才有勇气走在一起，接受于1776年6月和7月做出那个历史性的决定。
1776年6月，来自弗吉尼亚的理查德·亨利·李向大陆会议提议：“这些联合起来的殖民地是并且有权是自由而独立的州。它们理应解除对英国王室的全部效忠，因而它们与大不列颠帝国间的一切政治联系也不复存在。”
这项提案由马萨诸塞的约翰·亚当斯附议，于7月2日正式实施。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正式发表了《独立宣言》。该宣言出自托马斯·杰斐逊的手笔。他为人严谨，精通政治学，擅长政府管理，注定将成为美国名垂青史的著名总统之一。
《独立宣言》发表的消息传到欧洲后，接踵而至的是殖民地人民的最终胜利及1787年通过的著名宪法（美国的第一部成文宪法）的消息。这一连串的事件引起欧洲人极大的震动与关注。在欧洲，高度中央集权的王朝制度随17世纪的宗教战争建立起来后，此时已达到了它权力的顶峰。国王的一处处宫殿越建越大，显出不可一世的宏伟与豪华，可陛下的城市却被迅速滋生的贫民窟所包围。这些贫民窟中的人们生活在绝望与无助之中，己经显露出动乱的征兆。而上等阶层——贵族与职业人员，也开始怀疑现存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北美殖民者的胜利正好向他们表明了，一些在几天前看起来还是不可能的事情，其实是完全可能做到的。
根据一位诗人的说法，揭开莱克星顿战役的枪声“响彻了全球”。这当然有些夸张。至少中国人、日本人、俄罗斯人（更别提澳大利亚人和夏威夷人，他们刚刚为库克船长重新发现，但不久就因库克制造了麻烦而杀死了他）根本就没听见。不过，这枪声确实越过了大西洋，正好落在欧洲不满现状的火药桶中。它在法国引起了惊天动地的大爆炸，深深震动了从彼得堡到马德里的整个欧洲，把旧的国家制度与外交政策埋葬在民主的砖块之下。
第五十一章 法国大革命
伟大的法国革命向世界宣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
“简单生活”的乐趣
当我们谈到“革命”时，我们最好先解释一下“革命”一词所包含的意义。根据一位伟大的俄国作家的说法（俄国人对这方面是深有体会的），革命就是“在短短数年之内，迅猛地推翻过去几个世纪以来根深蒂固的旧制度。这些制度一度曾显得那么天经地义、那么不可动摇，甚至连最激进的改革者也不敢摇动笔杆去攻击它们。然而经过一次革命，那些迄今为止构成一个国家旧有的社会、宗教、政治与经济的根基，在短时期内便土崩瓦解了。”
在18世纪，当古老的文明开始腐朽变质，法国就发生了这样一场革命。经过路易十四长达72年的专制统治，法国国王成为了一切，甚至国家本身。以前曾为封建国家忠实服务的贵族阶层现在被解除了所有职责，整天无所事事，最终沦为凡尔赛宫廷浮华生活的点缀品。
可是，这个18世纪的法国却一直靠着天文数字的金钱来维持开销。这笔钱完全来自于形形色色的税收。不幸的是，法国国王的权势又无法强大到使贵族和神职人员也分担税收的地步。这样一来，巨大的税务负担便完全落到了这个国家的农业人口身上。当时的法国农民住在透风漏雨的茅屋棚户里，过着困顿劳苦的生活。随着与庄园主们过往的密切联系一去不返，他们现在成为了冷酷无能的土地代理人的牺牲品，生存环境每况愈下。好收成只是意味着更多的赋税，自己一点好处也留不下。他们还有什么理由要辛勤劳作，去榨干身体的最后一分劳力呢？因此，他们便大着胆子，荒废农事。
这样，我们便看到以下画面：一位法国君主在一片空虚的浮华装饰中，穿过皇宫里一间接一间的宏伟大厅，身后习惯性地尾随着一群趋炎附势、想为自己谋个好差事的阿谀吹捧的贵族。所有这些人全部靠盘剥生活惨如牲畜的农民生活。这是一副令人非常不快的图景，没有一丝一毫的夸张。我们必须记住，所谓的“天朝旧制”从来都存在阴暗的另一面，这是难以避免的。一个与贵族阶层有着密切关系的富裕的中产阶级（通常的联姻方法是某个富有银行家的女儿嫁给某个穷男爵的儿子），再加上一个吸纳了全法兰西所有魅力人物的宫廷，他们齐力将优雅精致的生活艺术带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翩翩仪态和风情万种的社交谈话成为了上层社会最流行的时尚。由于这个国家最杰出的头脑没机会在政治经济的问题上施展才华，他们便只能悠闲度日，把时间耗费在最抽象的空谈之上。这显然是浪费资源。
由于思想方式和个人行为方面的时尚如同时装一样容易走向极端，很自然的，那个年代最矫揉造作的“社会精英”们会对他们想象中的“简单生活”也派生出极大的兴趣来。于是，法国（及其殖民地与属国）的绝对拥有者与无可质疑的主人——法国国王与王后，再加上一大群溜须拍马的廷臣们，他们穿上挤奶女工和牧童的服装，住进一些滑稽可笑的乡村小屋里，像健康淳朴的古希腊人一样嬉戏游乐，充分体验“简单生活”的乐趣。簇拥在国王与王后周围的，有宫廷弄臣的长袖善舞与诙谐滑稽，有宫廷乐师演奏的轻快活泼的小步舞曲，有宫廷理发师精心设计的昂贵而造作的新奇发型。最后纯粹出于无所事事和极端的烦闷，这个绕着凡尔赛宫（路易十四为逃避喧嚣嘈杂的巴黎而在市郊修建的一所大“舞台”）旋转的小圈子里的人们开始一个劲地谈论起那些与他们的生活距离最远、最无关的话题来，如同一个挨饿的人只知道谈论面包和美餐、一个饱食终日的人只关心哲学一样。
“社会批评”的焰火
当勇气十足的老哲学家、剧作家、历史家、小说家及所有宗教与政治暴君的危险敌人伏尔泰开始在他的《风俗论》里掷出批判的炸弹，抨击法兰西现存秩序里的一切东西，整个法国都为之鼓掌叫好。由于观众太多、太踊跃，伏尔泰的戏剧只能在仅售站票的戏院里上演。当让·雅克·卢梭点染着热爱自然的感伤油彩，为他的当代同胞描绘出一幅原始先民如何生活于纯真和快乐之中的美妙画面（像对儿童一样，卢梭对原始人的生活也毫无了解，可他却被公认为自然与儿童教育方面的权威），所有法国人都倾心不已。于是在这片“朕即国家”的土地上，人们带着同样的饥渴捧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并为他“重返主权在民，而国王仅仅是人民公仆的幸福时代”的呼吁，流下感动而辛酸的热泪。
伟大的孟德斯鸠也出版了他的《波斯人信札》。在这本书里，两个思维敏锐、观察力非凡的波斯旅行者揭开了当代法国社会黑白颠倒的实质，并嘲笑了上至国王下至陛下的600个糕点师傅在内的一切事物。这本小册子很快风行起来，在短时间内连出四版，并为孟德斯鸠下一本著作《论法的精神》招来了成千上万的读者。书中，一位虚构的男爵将优秀的英国政治制度与法国的现行体制进行了细致比较，大力宣扬以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进步制度取代法国的绝对君主专制。当巴黎出版商布雷东宣布，他将邀请狄德罗、德朗贝尔、蒂尔戈及其他一系列杰出作者，合作编写一本“包罗所有新思想、新科学、新知识”的百科全书，来自公众的反应相当热烈。22年过后，当28卷本百科全书的最后一卷也付诸发行时，警察方面珊珊来迟的干预已无法压制公众对此书的热，惰。它对整个法国社会所做的重要但异常危险的评论，已经广泛地传布开来。
在这里，我想给你们一个小小的告诫，当你阅读某本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或观看某部有关的戏剧和电影时，你会很容易得到一个印象：即这次革命完全是一帮来自巴黎贫民窟的乌合之众们所为。不过事实并非如此。虽然革命的舞台上通常站满了乌合之众的身影，但他们通常是在那些中产阶级专业分子的鼓动与领导下发起冲锋的。这些人将饥渴盲目的大众用作他们威力无比的盟军。然而，引发革命的基本思想最初是由少数几个拥有杰出智慧的人物提出的。一开始，他们被引荐到旧贵族们迷人的客厅，为腻烦透顶的女士先生们展示智慧与奇思异想的火花，作为新鲜的娱乐。这些赏心说目但危险无比的客人们玩起了“社会批评”的焰火，几粒火星不小心从与这座大房子一样老旧腐朽的地板裂缝里掉了下去，不幸落到了堆满陈谷子烂芝麻的地下室，引起了火苗。这时，惊起了一片救火的呼声。房主尽管对世上的一切事物都倍感兴趣，可就是没学会如何管理他的产业。由于他不懂得如何扑灭火头，所以火势蔓延开来，导致整座建筑都被吞噬在熊熊大火之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法国大革命。
为叙述的方便，我们可以将法国革命分为两个阶段。从1789到1791年，是人们还或多或少努力为法国引人君主立宪制度的阶段。这种尝试最终失败了，部分是因为国王本人的愚蠢和缺乏诚信，部分是由于局势的发展已经无人能够控制。
从1792到1799年，出现了一个共和国和第一次尝试建立一个民主政制的努力。不过，法国大革命最后以暴力的形式爆发出来，这是多年的骚动和许多真心实意的改革尝试统统付诸流水的结果。
理论教授、生意人和讨巧家
当法国背负起40亿法郎的巨额债务，国库总是空空如也、面临倒闭的边缘，并且再没有一项新的税目可以用来增加收入，连好国王路易（他是一位灵巧的锁匠和优秀猎手，可极其缺乏政治才华）也模糊地感觉到，应该是做点什么来补救的时候了。于是，他召见了蒂尔戈，任命他为自己的首席财政大臣。安尼·罗伯特·雅克·蒂尔戈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德·奥尔纳男爵。他刚刚60出头，是一个正处于迅速消失之中的贵族精英阶层的杰出代表人物。作为一名成功的外省总督兼能力出众的业余政治经济学家，他确实用尽了自己的一切力量来挽救危局。不幸的是，他无法创造奇迹。由于再不可能从衣衫槛楼、面有菜色的农民身上榨取更多的税收，因此必须让从未出过一个子儿的贵族与神职人员也为国家财政尽一点必要的义务了。不过，此举也使得蒂尔戈沦为了凡尔赛宫最招厌憎的人物。更糟的是，可怜的财政大臣还不得不面对皇后玛丽·安东奈特的敌意。这位女士对任何胆敢在她的听力范围内提到“节俭”这个可恶字眼的人们，都—一报以冷若冰霜的怒容。很快，蒂尔戈便为自已赢得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家”和“理论教授”的绰号，自己的官位当然也发发可危。1776年，他被迫辞去了财政大臣的职务。
紧接“理论教授”的，是一个讲求实际的生意人。这位工作勤勉、任劳任怨的瑞士人名为内克尔，通过做粮食投机生意以及与人合伙创办一家国际银行而大发横财。他野心勃勃的妻子赶鸭子上架，硬把他推上这个他力所不及的政府宝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