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人合伙创办一家国际银行而大发横财。他野心勃勃的妻子赶鸭子上架，硬把他推上这个他力所不及的政府宝座，以便为她的宝贝女儿谋取更好的攀爬之阶。后来，他的女儿真的嫁给了瑞士驻巴黎大使德·斯特尔男爵，成为19世纪初期文化界的风云人物。
和蒂尔戈一样，内克尔带着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工作。1781年，他递交了一份关于法国财政状况的详细回顾。可路易十六除了被这份复杂的报告弄得满头雾水外，便再未能明白更多的事情。他刚刚派遣了一支军队去北美，帮助当地的殖民者反抗他们共同的敌人——英国。事实证明，这次远征耗资之巨超出所有人的意料。国王要求内克尔搞到急需的资金。可是他非但没捧着大把现金来觐见陛下，反倒呈上了另一份充斥着更多统计和数字的枯燥报告。更有甚者，他居然也开始用起“必要的节俭”之类的讨厌字眼来了，这意味着他作为财政大臣的日子也所剩无几了。1781年，他因“工作无能”被国王解职。
在“理论教授”和讲求实际的“生意人”相继下台后，接着登场的是一位伶俐讨巧、极其使人愉快的人物。他向所有人许诺，只要他们信任他无懈可击的完美政策，他保证每月付给每个人百分之百的回报。此君就是查理·亚历山大·德·卡洛纳，一个一心只想飞黄腾达的官员。他靠着自己的工厂和不择手段的撒谎欺瞒，在仕途上混得一帆风顺。他发现国家已经债台高筑，可他是一个聪明人，不愿意得罪人。于是，他发明了一个简便迅速的补救办祛：借新债还旧债，拆东墙补西墙。这个做法并不新鲜，可它带来的立竿见影的后果却无疑是灾难性的。在不到三年的短短时间内，又有8亿法郎添加到法国的总债务上。可这位魁力非凡的财政大臣似乎从不知道担心为何物。他彬彬有礼笑容可掬，总是在国王与可爱的王后陛下的每一项开支要求上欣然签上自己的大名。要知道，王后年轻时在维也纳便养成了花钱大手大脚的脾气，此时此刻要她节俭是不太现实的。
最后，甚至连对国王一直忠心耿耿的巴黎议会（一个高级的司法机构而非立祛机构）也无法坐视局势发展下去，决定要做点事情了。而卡洛纳还一心想再借八千万法郎的外债。那个一个特别糟糕的年景，粮食歉收，饥饿与悲惨的生活在法国的乡村地区蔓延。如果再不采取明智的措施，法国将完全破产。国王一如既往地对局势的严重性浑然不觉。征询人民代表的意见难道不是一个好主意吗？自从1614年被取消以来，全国性的三级会议就从来没召开过。不过，以路易十六典型的优柔寡断，他拒绝走得太远。
为平息公众的不满，路易十六在1787年召开了一个知名人士的集会。这仅仅意味着全国的显贵们齐聚一堂，在绝不触犯封建地主和神职人员的免税特权的前提下，讨论该做点什么，能做点什么？要指望这个社会阶层为属于另一些社会阶层的悲苦同胞们的利益，做出政治和经济上的自杀行为，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最后，与会的127名知名人士断然拒绝放弃他们的任何一项古老特权。于是大街上饥肠辘辘的群众便要求重新任命他们信任的内克尔做财政大臣。显贵们说“不”，街头的人们就开始砸碎玻璃并做出其它种种不象样的事情来。知名人士逃跑了，卡洛纳随之也被解职。
红衣主教洛梅尼·德·布里昂纳，一个平庸无奇的家伙，被任命为新的财政大臣。迫于饥饿民众的暴动威胁，路易十六只得同意“尽量可行地”迅速召开三级会议。这一含糊其辞的允诺当然不能使任何人满意。
三级会议
近一个世纪以来，法国从没出现过这么饥谨难熬的严冬。庄稼要么被洪水冲毁，要么完全冻死在地里。普罗旺斯省的所有橄榄树几乎死绝了。虽然有私人救济在试图尽一点微薄之力，可面对1800万嗷嗷待哺的饥民，这点救济实在是杯水车薪。全国各地都发生了哄抢粮食和面包的骚乱。在一代人之前，这些骚动本来可以靠军队的武力镇压下去。但是，新的哲学思想现在已经结出硕果。人们开始意识到，靠枪杆来对付饥饿的肠胃，将是完全无效的。况且，士兵们同样来自于群众，他们对于国王的忠诚是否继续可靠呢？在此危急关头， 国王必须做出明确的决断，来挽回民众对国王的信心。可路易再次犹豫不决。
在外省的许多地区，新思想的追随者们纷纷建立起一些独立的共和国。在忠实的中产阶级中间，也此起彼伏地响起了“没有代表权便拒不交税” 的呼声（这一口号是 1／4世纪前由北美殖民者首先喊出的）。法兰西面临全国性大混乱的边缘。为缓和民众的不满，挽回王室声誉，政府出人意料地突然取消了以往异常严厉的出版审查制度。一时间，一股铺天盖地的印刷品的洪流席卷了法国。每一个人，不管地位高低，都在批评别人或被别人批评。超过2000种形形色色的小册子被一齐抛到市面上。洛梅尼·德·布里昂纳在一片斥责与叫骂声中黯然下台。内克尔被紧急召回，重任财政大臣，尽其可能地安抚这场全国性的精神骚动。消息传出之后，巴黎股市暴涨了30％。在普遍的乐观情绪下，人民暂缓了对专制王权的最后判决。1789年5月，三级会议即将召开，全法兰西最杰出的头脑将汇聚一堂，这肯定能迅速解决所有问题，将古老的法兰西王国重新建设成健康幸福的乐园。
有一种普遍的思想认为，人民的集体智慧能够解决所有的难题。这种看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往往引来灾难性的结局。特别在一段极其关键的时间里，它反而束缚了所有个人能力的发挥。内克尔不仅未能将政府权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反而让一切顺其自然。此后，在关于何为改造旧王国的最佳方案上，又爆发了一场激烈的论争。在法国各地，警察的权力被大大削弱了。巴黎郊区的居民们在职业煽动家的领导之下，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他们公然扮演起在动荡不安的岁月本属于自己的角色来——革命的领袖们在不能通过立法途径达到目的时所运用的野蛮暴力。
作为对农民和中产阶级的让步之举，内克尔同意他们在三级会议里获得双倍名额的代表权。关于这一问题，西厄耶神甫写作了一本著名的小册子《何为第三等级？》。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第三等级（对中产阶级的另一称呼）应该代表着一切。他们过去什么也不是，现在则希望获得应有的地位。他的书表达了当时关心国家利益的大多数人们的情感。
最后，选举在难以想象的混乱状态下开始了。待到结果公布，一共有308名神职人员代表、285名贵族代表和621名第三等级代表将要收拾行装，前往凡尔赛宫。不过，第三等级还将携带额外的行李，即被称为“纪要”的长篇报告，内容写的是他们的选民所申诉的种种抱怨与冤情。舞台终于准备就绪，为拯救古老法国的最后一幕大戏即将开场上演了。
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在凡尔赛宫召开。国王情绪很不好，常常想发脾气。神职人员和贵族们也公开放出话来，说他们不愿意放弃任何一项神圣的权力。国王命令三个等级的代表在不同的房间里开会，讨论他们各自的冤苦。第三等级的代表们拒绝执行陛下的旨意。1789年6月20日，他们在一个网球场（为这个非法会议所匆忙布置的会场）庄严宣誓。他们坚持要求所有三个等级，神职人员、贵族和第三等级应该在一起开会，并将他们的决定通知了陛下。国王最终屈服了。
作为“国民会议”，三级会议开始讨论法兰西王国的国家体制。国王大发雷霆，可旋即又犹豫不决。他宣称宁死也不会放弃自己的绝对君权。随后，他便出去打猎了，把对国家大事的所有烦恼焦虑统统抛掷脑后。等陛下满载着猎物归来，他又让步了。按照陛下的神圣习惯，他总是喜欢选择错误的时间用错误的方法来做一件正确的事情。当人民吵吵嚷嚷，提出A要求，国王对他们严加斥责，不给他们任何好果子吃。之后，当陛下的宫殿被一大群喧声震天的穷人包围，国王便投降了，答应给人民要求的东西。不过此时，人民提出的已经是A要求加上B要求。这样为时已晚的情形一演再演。当陛下正准备屈服于自己热爱的人民，向同意A要求及B要求的文件上签上自己的大名时，人民又不乐意了。他们威胁说，除非陛下答应A要求加B要求加C要求，否则便杀死他全家。就这样，人民的要求从一个单词开始，一项项增加，直到写满整页白纸，直到陛下糊里湖涂地上了断头台。
雅各宾党与国王之死
很不幸的是，习惯于缓慢行动的陛下总是比情势的发展落后半拍。他从来不能意识到这一点。一直当他将自己高贵的头颅搁放在断头机上，他仍觉得自己是一个饱受迫害与虐待的人。他倾尽自己可怜而有限的能力，来关爱自己的臣民，可这些家伙回报他的却是天底下最不公正、最没良心的对待。他至死也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
我经常告诫你们，对历史追问“假如”，那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也许能够随随便便地说，“假如”路易十六是一个精力充沛一些、心肠狠毒一些的人，那么法国的君主专制也许会继续生存下去。但国王并不仅仅是孤身一人。“即便”他拥有拿破仑般的冷酷无情、横扫千军的力量，在那个急风暴雨的年代，他的生涯也很可能因其妻子的行为而被断送。王后玛丽·安东奈特是奥地利皇太后玛利亚·特利莎的女儿。她的身上综合了在那个时代最专制的中世纪宫廷长大的年轻姑娘所具有全部美德与恶习。她的行动常常使路易的处境雪上加霜。
面对三级会议的威胁，玛丽·安东奈特决定采取行动，策划了一个反革命阴谋。内克尔被突然解职，忠于国王的军队也收到秘令，开始向巴黎开拔。当消息传开，愤怒的人民开始猛攻巴士底狱。1789年6月14日，起义的人们捣毁了这座熟悉且倍遭憎恨的政治犯监狱。它曾经是君主专制暴政的一个象征，但现在只是用作关押小偷和轻微刑事犯的城市拘押所。许多贵族预感形势不妙，纷纷出逃国外。但国王和平常一样若无其事。在巴士底狱被攻占那天，他优哉游哉地去皇家林苑打了一天猎，最后载着了几头猎获的母鹿，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凡尔赛。
8月4日，国民议会开始投人运转。在巴黎群众的强烈呼声之下，国民议会废除了王室、贵族及神职人员的一切特权。8月27日，发表了著名的《人权宣言》，即第一部法国宪法的序言。到目前为止，局面还在控制之中，但王室依然未能从中汲取教训。人民普遍怀疑，国王会再次密谋，妄图阻挠这些改革措施。结果在10月5日，巴黎发生了第二次暴动。震动波及到凡尔赛，一直到人们将国王带回巴黎市内的宫殿，骚乱才稍微平息下来。人们不放心路易呆在凡尔赛，他们要求能随时监视他，以便控制他与在维也纳、马德里及欧洲其它王室亲戚们的秘密联系。
与此同时，国民会议在米拉波的领导下，开始整顿混乱的局势。米拉波是一位贵族，后来成为了第三等级的领袖。不幸的是，没等他能够挽救国王的地位，他便于1791年4月2日去世了。他的死使路易开始真正为自己的性命担忧起来。6月21日傍晚，国王悄然出逃。不过国民自卫军从一枚硬币的头像上辨认出了他，在瓦雷内村附近将他的马车截住。路易被灰溜溜地送回了巴黎。
1791年9月，法国第一部宪法通过，完成使命的国民议会成员便各自回家了。1791年10月1日，立法会议召开，继续国民议会未竟的工作。在这群新聚集起来的立法会议代表中，有许多是激进的革命党人。其中最大胆、最广为人知的一个派别是雅各宾党，因其常常在古老的雅各宾修道院举行政治聚会而得名。这些年轻人（他们中的大部分属于专业人员）喜欢发表慷慨激昂、充满暴力色彩的演说。当报纸将这些演说传到柏林与维也纳，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便决定采取行动，以拯救他们的好兄弟、好姐妹们的性命。当时，列强们正忙于瓜分波兰。那里的不同政治派别相互倾轧，自相残杀，使整个国家成为了一块任何人都可以分一杯羹的肥肉。不过在争夺波兰之余，欧洲的国王和皇帝们还是设法派出了一支军队去人侵法国，试图解救路易十六。
于是，整个法国突然陷入了一股普遍的恐慌之中。多年饥饿与痛苦所累积的仇恨，此时达到了可怕的高峰。巴黎的民众对国王居住的杜伊勒里宫发动了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