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如果到挤牛奶的时候赶不回来，我可不能去，”她抱着一线希望说道。
“我问你，如果赶不回来，又有什么关系？你们不是还有那个德国老头吗？他要是连奶头也不能扯一扯，连牛奶也不能送一送，要他干嘛？就让他排命往肚里塞东西吃，呆在那个破屋子里头，把裤子都撑破吗？”
于是，再无话可说了。
她们坐着欧达乌德家那辆带弹簧的马车，在那条黄泥土路上颠簸着，朝乌龙雅进发，车轮溅起朵朵水花。那匹马甩着它那稀疏的鬃毛，践踏着泥泞的路面，就好像它乐意这样做似的。不管怎么说，开始的时候，连它的骨头都失去了往日的愤懑。甚至它喘气的声音都是欢乐的。
欧达乌德太太说：“在我跟你说过的那个马戏团里，有一位小姐在两匹白马的屁股上跳舞。从这匹跳到那匹，还穿过一个大铁圈。乐队奏得抓抓叫。哦，我真喜欢看马戏。能叫人消遣。他不喝酒的时候也喜欢看，就像那次。啊，就在我跟你说过的那个马戏团。我们花了三个便士才在一块草地上坐下——或者说，那是一团乱草，人们一直在那上面乱踩——我们坐在那儿吃我们带来的小馅饼。他越发变得不要脸皮了。你听我说，他喝了大概不超过一品脱。哦，也许是两品脱。你知道他那个样子。他是在‘橡树酒店’，或者是在‘葡萄串酒店’喝的？这倒无关紧要。总之，他喝醉了，扯起裤子，要骑那匹总爱猛地弯腰跳起的小马，我挽着他的胳膊。‘抓牢点儿，’我说，‘你这个不安份的东西，你还没看够那些马戏，那些小丑，那些杂技演员吗？’我说：‘如果他们摔断了胳膊或腿，那是因为他们赚的就是这份钱。我可不是花三便士来看我自己的丈夫摔断骨头的，欧达乌德。’啊，听我说，帕克太太，当时真是糟糕透了。我又是个对当众出丑最反感的女人。不管怎么说，为了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乐队演奏起来。他们用一根绳子吊起一个皮肤浅黑的西班牙姑娘。那姑娘拴着一个脚趾头从顶棚上吊下来，嘴里还叼着一个鸟笼子。‘那儿，’我对我们家那位说，‘瞧呀！’我说，‘我们花钱就是来看这个的。’可是，帕克太太，他已经醉得厉害了呢，注意不到顶棚下面的表演。他站都站不稳。这之后，他就摔了下来。我一边给他撵脸上的苍蝇，一边看马戏，我是花了钱的嘛。唉，那马戏真好看，我永远忘不了。也忘不了那天夜里，大象和猴子身上的那股味儿。”
欧达乌德太太赶着马车向乌龙雅驶去。她挥舞着鞭子，抽打着眼前的景色，统帅着她的过去和现在。
可是艾米·帕克，这位被统帅的妇人，被女邻居的夸夸其谈镇住了，一路上沉默不语。为了防雨，她披着麻袋，那样子简直毫无生气。她在湿乎乎的麻袋下面，握着自己那双热烘烘的手。鞭声脆响，马车颠簸。篱笆向后退去，篱笆上的铁丝挂着水珠。天空在头顶旋转，有一阵子，露出一片蓝色。但是飘飘忽忽，犹疑不定，从那蓝色的穹隆，鸟笼子一定会掉下来。
在令人炫目的阳光像一把把刀剑胡乱砍下来的时候，阴沉冷峻的山坡上风雨飒飒，仿佛是表示心中的懊悔。整个山坡上，浑黄的瀑流飞泻而下。透过被涂上一层光彩的树叶，太阳照耀着一串串绿中带黄的桔子，似乎在玩弄一种骗术，只一会儿便隐没了，又让位于蒙蒙细雨。
到乌龙雅的路上，树期待地飘摇着，似乎有什么野兽会闯进来。
“听，”帕克太太说，她的脖子蹭着湿淋淋的麻袋。“你听见什么声音了吗？欧达乌德太太。”
“有人也在这条路上走呢，”她的朋友回答道。
这时她们已经听见车轮滚动的声音。那声音很急促。
“他要把马眼睛都打瞎的，”女邻居说。“没错，这小子不是抢了银行，就是老婆要生产了。”
两个女人听着飞快旋转的车轮声很是紧张。她们直挺挺地坐在车上，脖颈显得又细又长。
直到车轮拐过最后一个弯儿，她们才看见那是一辆轻便马车，车上并排挤着三个俗里俗气的小伙子。轻便马车溅起泥水，他们从座位上转过身来。
“早晨好，太太们！”他们说，或者是挥舞着鞭子的那个人说。车慢了下来。“这是到发洪水那地方的路吗？”他问。“乌龙雅？”
“到处都是洪水，”欧达乌德太太凝视着前方说道。“路都成一条了。”
“哈！挺滑稽，是吗？”拿鞭子的那个家伙说。
他是个块头很大的年轻人，镶着一颗金牙。
“我们是体面的女人，今儿个出来逛逛，”欧达乌德太太说。“我们一直很快活。或者说，在你们几个赶上来之前很快活。”
那个年轻人对着蒙蒙细雨，从牙齿的缝隙中间，挤出一口唾沫。另外一个小伙子笑了起来。
“说下去，”他说。
“我会的，”她说。“我还得添上一句，我们的车赶得不快不慢正好！”
“哼！”年轻人捅了捅伙伴的肋骨说：“这么说，你没听人说我姥姥怎么死的吗？他们没法儿把她救出来，给淹死了。”
“哼！”欧达乌德太太说。“你姥姥和什么张三李四！你们家完蛋的是你扔掉的那些空酒瓶子。”
女邻居的这种鲁莽使艾米·帕克既兴奋又吓得发抖。她转过一张微露喜色的脸，紧张地望着路边的铁丝网。铁丝网上滴着水珠。
“你他妈的说话太损了，”小伙子说。
他穿着一件绿颜色的旧大衣，越发显得块头大了，尽管他的块头已经就够大的了。他把他的同伴——那个黑不溜秋，满脸通红，眼睛血红，但明亮、好奇的家伙挤得紧贴在那个坐在外手的小伙子身上，那小伙子便只好挤着车围栏。不过对于他，好像关系还不大。他很瘦。他是那种不爱说话，但是在该笑的时候，恰到好处地笑一笑的人：或者放声大笑，或者低声窃笑。他是个能煽动人心的人。
“太损了？”欧达乌德太太一边摇晃着她那根细细的马鞭，一边说。“你还希望什么呢？也许是希望给你一束扎着缎带的紫罗兰？”
艾米·帕克希望她不要再说了。她的女邻居简直是在走钢丝。她可受不了。于是，她转过脸，不再去看他们。
那个大块头黑不溜秋的同伴，从绿大衣后头探过脑袋，只露出一张脸，下巴尖尖的，显得特别好奇。他说：“你，一言不发的那位。这场合你这么一声不吱可不大合适吧。我以前在哪儿见过你呢？是班加雷，还是在河沃尔的广告里头？”
“我不去班加雷，很少去。”
她十分懊恼，尽管血直往上涌。她无法也去走那钢丝。她很笨拙，浑身发抖。
“我的朋友是一位夫人，”饱经世故的欧达乌德太太说。“她可是一直有人护着。她从来没和乱七八糟的人混过。”
“如果这么一对漂亮的娘们也算得上什么贵夫人，我可就没得说了，”大块头说。
这当儿，那两匹拉车的马儿相互之间不理不睬，它们浑身水淋淋的，松松垮垮、平平稳稳地走着。
“坏小子！”欧达乌德太太忿忿地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厚脸皮的家伙。”
坐在马车外手的小伙子笑了起来。
“听着，”穿大衣的家伙说，“我们座位底下有点儿货真价实的老酒。来找块干燥的地方聊聊天，你们看怎么样？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煮点儿什么，边煮边聊。”
“啊！”欧达乌德太太手里抖动着缰绳说，“到处都是雨水，没法儿聊天。”
“她对付得挺快，”那个瘦小的、眼睛通红的家伙说。
他已经开始露出饥渴的、还有点狡猾的神色。他用那根一边长了个疖子的长鼻子唤了嗅。
“啊，亲爱的，这算不了什么，”胖墩墩的女人说，“等我丈夫来了对付你们，这就算不了什么了。”
“你丈夫又怎么样？”那个黑不溜秋、眼睛通红的小个子嚷嚷着。他越发饥渴难忍，比他的同伴还来劲儿。
欧达乌德太太说：“我要是有时间，会详细讲给你们听的。可惜没时间，就只好简单点了。他是个块头非常大的人。听我说，身上的肌肉像南瓜。见了你们这样的人，鼻子里头就要喷火。我丈夫最不喜欢的就是那种白天得意洋洋，黑夜偷偷溜走的、鬼鬼祟祟的短脚鸡！就这些了，上帝保佑！”
她很麻利地抽了一下她那匹马。马儿湿乎乎的耳朵耸了耸，在车辕上甩了一下尾巴，放了个屁，似乎表示抗议。
轻便马车上爆发出一阵乱哄哄的、愤怒的叫骂声。声浪之中，那三个家伙紧紧地挤在一起，讨论对策，对于是动手来硬的还是对骂，意见有分歧。
“揍她一顿！”有一个说。
“丈夫！”另外一个人说道。“她说的是哪个丈夫呢？”
坐在马车外手的那个家伙笑着，在坐位上挪动了一下身子。
“如果你们想认识认识我丈夫，”欧达乌德太太说，“班加雷的哈勒兰警官会帮忙的。他刚好从山坡那面过来。他的连鬓胡子我一英里以外就认得出。”
果然，那个高个子年轻警察骑着他那匹懒洋洋的栗色马，慢吞吞地走了过来。他的连鬓胡子亮闪闪的，因为打过发蜡，连一滴雨水也没沾。他的背由于长期骑马隆起了一块。
轻便马车上那几个家伙脸色变得阴沉起来。车轮子先是跑了一阵，接着吱吱嘎嘎地走着，然后在你喘气的工夫，像先前那样，飞也似地跑开了。
“早上好，哈勒兰警官，”欧达乌德太太说。“我们今儿个到发洪水那儿逛逛，瞧瞧能看到点什么。比如可怜的人们，还有那些不说话的牲口。我们还希望碰到我们的丈夫。这两三天，他们一直在这儿帮忙呢。”
雨似乎变得有了一点暖意。在这蒙蒙细雨之中，和这位长着两条长腿、一口自牙、性格随和的年轻警官又快活地聊了一会儿，大车便载着两个女人，继续走那条泥泞的路。
马戏团的故事和她自己刚才经历的危险，打破了艾米·帕克沉闷的生活，使她变得昂奋。与这位警官的邂逅又使她感到宽慰、快活。现在她在马车上安顿下来，准备在这条陌生的道路上，完成这次旅行的最后一段路程，又觉得几分凄凉。如果走到头，还只是树木，只是灰蒙蒙、湿淋淋的树木，她可真搞不清楚为什么要来这儿了。她试图去想象她将要高兴地看到的丈夫那张诚实的脸。她试图重新燃起对女邻居的友谊之火。她依然坐在她的身边，颠颠簸簸。她知道，她还是那样了不起，经常做些令人惊奇的事。但是像她自己一样，还得一直走下去，漫无止境。
“哦，亲爱的，”她说，在湿麻袋下面舒展了一下有点儿痉挛的四肢，“你说我们多会儿才能到呢？”
“总有一天会到的。”欧达乌德太太打了个哈欠。她也觉得索然无味。
路继续向前延伸着。
欧达乌德太太披着那条蟹壳似的、硬梆梆的麻袋，样子如此之怪，简直可以说马戏团都会因此而不存在了。
“有时候，”她说，“你已做的事情都让你莫名其妙。我记得，那次他让那匹白星眼大黑马——我从来不喜欢那匹马．后来没多久，我们就把它卖了——踢到肚子上，差点儿踢死。我问他：‘你要我找神父去吗？’他被马踢得青紫，不过比起后来的黄色，那就算不了什么了。他肚子上捂着个热盘子或者热布子，整夜整夜地瞎转悠，把我都要折腾垮了。不过，我没垮下来。要知道，我紧张着呢！因此我就这么问他：‘我去叫个神父好吗？’‘叫个神父？’他说。他正痉挛着呢。‘经过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该怎样和神父打交道了。给我拿个大号的羊皮酒囊，穿上紧身背心，再拿本书。我宁愿要这些东西。因为，它们还没学会伸手要钱呢！’你知道，这是因为欧达乌德手头很紧。紧得就像贴在屋子四周的糊墙纸。不是我说他们的坏话。那些神父们这事上要一先令，那事上要六便士。要果一夜，就得付他一镑。我知道他的弱点，便说：‘好吧。’他说：‘给我倒杯朗姆酒。神父和酒二者不可得兼，如果必须放弃神父，没办法也只好如此。’他难受得浑身冒汗，身上的汗毛连一根也竖不起来了。欧达乌德是个汗毛很重的人。”
现在这段路上的树木变得相当稠密了，乌云也比以前更加浓重了。它们仿佛经过一番密谋，笼罩着、包围着这辆小小的马车。马车爬上一道山坡，显得孤孤单单。
“可他还是没死，”欧达乌德太太说，“尽管说了那么多不尊重神父的话。我可不愿让他死。我不知道我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因为，帕克太太，有的人选择一条这样的道路，有的人却选择另外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