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做到这一点。除了她对他真实的、渗透了每一个细胞的爱，到这时他已经变得那样模糊。她最常记起来的，是他们去打仗的时候，他抬起一条腿，从大车的一侧迈过去，爬进马车，背朝她坐在欧达乌德身旁。
“过来，”她说。男孩已经把木柴扔进炉子旁边那个盒子里。
“干啥？”他有点疑惑地问。
“亲亲我，”她笑着说，就好像那是一只红苹果。
“哦，为啥？”这矮胖的男孩嘀嘀咕咕地说。
他把自己凉凉的面颊从她脸上挪开，咬着嘴唇，看起来浑身燥热。
“这有什么好，”他说。
“是呀，”她说，“我想是没有多少好处。”
她开始整理她洗过的衣服，用水喷过之后，又一包一包地卷好。
她也到牧场去。那是在傍晚，做完一天的工作之后。常有这样的情形，就在她要体味这种安宁的时候，一种突发的负罪感会使她从那安宁中惊醒，强迫自己进入一种新的不安，并且用这种方式表示对离家在外的丈夫的崇敬。她最终获得了既有农场又有孩子的自我满足的安宁，他却不在身边了。但是在她那踩着青草穿行的焦躁不安的脚步声中，在草浪间滚动的充满忧虑的风声之中，在海鸥悲凉的叫声中，在寸步不让的黑色铁丝网上，他却总是存在的。她折磨折磨自己这也无可非议。尽管有时候，甚至这种折磨也是为了她自己的快乐。痛苦的岁月会带来一种痛苦的情欲。
大约中午，孩子们都在学校上学的时候，她常到路边去，站在初秋灼热但并非不堪忍受的阳光下面，等着瞧谁会从这儿走过。过来的人们就跟路旁站着的这个女人说说话，把他们的亲戚朋友的情形、他们的病痛、饲养的牲畜，甚至家里的丧事都告诉她。他们会把这个女人当作知心人，因为她脸上的表情就要求他们这样做。有时候，他们甚至把脑子里刚刚闪过的念头告诉她，告诉这个他们再也不会见到的女人，而这些念头大概对家里人也不会说起。女人想着人家告诉她的那些事情。这些事情填充了她本来会是一片空白的心。她闯人那些陌生人的生活，犹如日后在花园里散步，掐掉花儿已经死去的花柱头。她闯入他们的生活，构成一种充溢着同情、甚至是情欲的关系。然而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有人出其不意地使她承认这种关系。就这样，丈夫的远去逐渐变成一种隐隐的沉闷的不快，这种不快确实存在。但是有时候，她并不停下来想出个究竟。她周围的景物、阳光、斑斑驳驳的树皮，她与那些早已离去的、陌生人们的关系太生动了。实际上比那些陌生人本身或者周围的自然景物还要生动得多。
有一天，她站在路边，盼望着发生什么事情，或者看见什么人的面孔。她手搭凉棚，好让他们进入视线。这时，一个年轻士兵歪戴着帽子走了过来。他走过来的时候先是低着头。他是个厚脸皮，不过皮还没厚到太过分的地步，因为周围的环境对于他还很生疏。他就这样走了过来，看见有人盯着他，就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然后把脸扭过去，朝对面的牧场张望着。他尽管浑身是劲，脸皮挺厚，在眼前的情况下看起来却像个姑娘。
正在凝望又似乎不是在凝望他的这个女人看出，他也许不屑于跟她谈话就会扬长而去。她满脸通红，由于内心的软弱差点儿哭出声来。因为她完全可能趴在篱笆上对他说；我在等你跟我说点儿什么，谈谈战争、死亡和爱情。
可是小伙子径自走了过去。他瞅着他那双红靴子。路上的尘土已经把靴子变白了。他的一双眼睛无视她的存在。后来，他突然朝她转过脸来，就好像只是这时才想起这样做。他歪戴着帽予，趾高气扬地转过头来，但并不看她，或者只是翻了翻他那好像是半透明的眼皮儿，稍微瞥了她一眼，说道；“日子过得怎么样？你知不知道这条路上住着个叫霍诺的人？”
“霍诺？”她重复了一句，吓了一跳，就好像刚看见这个陌生的年轻人。现在她既然已经把他“尽收眼底”，便看见他把帽子上的皮带扣在下嘴唇上。
“啊，不知道，”她说，镇定了一下，把一缕散乱的头发拢到左耳朵后面。“我没听说过有个叫霍诺的人。反正这条路上没有。不过这条路长着呢！你要去的那头，人们住得又很分散。”
“哦，”他说，“这事儿听起来可不怎么妙。”
他向她走过来，走到路边。她正站在她家的篱笆旁边。花园里长满参差不齐的荒草。地太硬太早，除了草什么也不长。
“他们是我妈的亲戚，”他一边扔着一枚硬币玩，一边说。“杰克有几亩地。他得了肺病。妈妈让我来这儿瞧瞧他们，这就是我来这儿的原因。我不大喜欢霍诺家。杰克总是坐在那儿吐痰。这种病人你瞧着都恶心。他们在厨房里面给他放了个铁桶，专门供他吐痰。人们说他一叶肺已经烂光了。他是个剪羊毛的，是从布巴拉过来的。”
“哦，”她说。
逢着这样的场合，从语言的角度看，她不是给予，而是一味地接纳。可是人们看起来仍然很喜欢她。他们信任这个沉静的女人那双眼睛，信任她那棕黄色的皮肤。因此，这位年轻士兵打算在她这种静默的“庇荫”之下诉说一番了。他自己明朗的思想没有什么不可以暴露的东西。
“我几个星期前才从前方回来，”他说。“他们从我的腿上炸掉一块肉，那些该死的王八蛋！瞧，”他边说边卷起一条裤腿，“那是在迪克布什附近。医生给我植了一块皮。”
“一定很痛吧，”她说。她看那伤口的时候，既不觉得讨厌，也没有那种油然而生的同情，几乎像是察看一只罕见的昆虫被弄断或者被揪下来的腿。
然而，她并非真的冷淡，这一点当兵的心里也清楚。她的这种距离不过是他们站在大路旁边白草中共享的那场阳光与尘土交织而成的梦的一部分。
“腿痛了，痛是自然的，”年轻的士兵说。“要是他们允许，我还要回去，再跟那些婊子养的拼杀一番。或者等到下一场战争。我喜欢痛痛快快地打它一仗，”他说。
“我的丈夫也在前方，”她用她那超然的，同时又是温暖的、犹豫不决的声音对他说。
“他在什么部队？”年轻人问。
她告诉了他部队的番号，这使她的谈话无形中增加了几分严肃和神秘的色彩。
“他也受过一次伤。医生从他身上取出些弹片或者别的什么。他把那些东西放在一个盘于里，给我们留着呢。他得了一枚勋章，”她说。
“哦，”当兵的自言自语地说，“勋章也有各式各样的呢！”
他对尚未遭到损害的自我，以及他那健壮的身体、结实的肌肉更感兴趣。
“各式各样呢，”他说。
“但是我敢肯定，他得的这枚是那种很不错的，”得了勋章的男人的妻子脸红脖子粗地说。
“事情有时候很滑稽，”士兵说，他解开衣领上的扣子倚靠在篱笆上。于是她无法避免地看见了他那绷紧了的脖子上的喉结。“我在那边差点儿跟一位姑娘订了婚。她是比利时人，长得还算不错。当然，他们长得跟我们多少有点儿不一样。她父亲做生意，开了一家肉铺，卖些小玩意儿。明自吗？腊肠和各种熟肉。”
明媚的阳光照耀着，他身体的重量压弯了算笆。他靠在铁丝上，慢慢地晃荡着，倾吐心里的话。她一双眼睛直盯盯地望着他，等他说话。她望着他的太阳穴，意识到自己已经年岁大了。
“你没待下去跟那家内铺的姑娘订婚？”她问道。
“没有，”他说。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这事儿好像我也管不了啦，”他简单地说。
他不再晃荡了。霎时间，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都强烈地感觉到某种同样的恐惧。现在那女人站在那儿，也面临着什么也管不了的可能。
“我还会再被派回去的，”士兵说，更像是自言自语。“住院的时候，我本来打算这么给她写，信纸都拿出来了，可又没写。现在就更不能写了，”他说。“我写不下去。”
女人搓着胳膊上的皮肤。
“我这儿有她一张照片，我给你瞧瞧，”他说，“这就是她。照得不太好。不过，当然，你还是看得出她的模样。法国人和比利时人长得不大一样。你看得出来，她是个正经姑娘。”
女人现在站在一个很有景深的苍白的世界里，毫不留情地暴露在人生经验的光芒之下，打量着那位肉铺娇娘的面庞。那张脸充满了希望，满怀着对爱情的信心，渴望把爱可能拥有的任何深度都表露出来。那脸还没尝过拳头的滋味呢！
“她叫什么名宇？”艾米·帕克问。
“瓦旺妮，”士兵爽快地说。“别的我就没记住了。”
文米·帕克很镇静，尽管一看见被踩死的、或者肢体不全的鸟她就浑身发抖。她继续凝视士兵打满老茧的手指间捏着的那张棕黄色照片，凝视这个男人长满古铜色汗毛的粗壮的手腕。
“他们在那个铺子一边，”士兵说，“摆了两张大理石做的小桌子。人们可以坐在那儿喝上一杯。我常去那儿。他们有各种酒，各种颜色的。还有那么多的幽默和笑话。她就站在那儿。小伙子们在桌子上胡写乱画，可她就像什么也没注意到似的。过一会儿，就走过来坐下。她常跟我一块儿坐，渐渐地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我得说，这不完全是我的错。”
但是他的一双眼睛却不像他那张嘴那么坚决。艾米·帕克凝视着那位肉铺的娇娘，或者这男人的手腕，给不了他什么帮助。她自己正需要别人帮助。她认为理所当然的那些事情好像都在她眼前颤动。她那可怜的身体等待着给她以自信的抚摸。
“你这地方真好，”他边说边把照片装进口袋，把扣子扣好。因为眼前的事情总是更重要些。
“也没什么太好的，”她说，往大丽花的荫凉下退了退。“我们开垦了这块土地。我大半辈子都是在这儿度过的。”
她看见这个并不惹人讨厌的年轻人一双清澈的、动物的眼睛毫不掩饰地盯着她看了一会儿，企图看到她不愿意向他敞开的生活的内幕。
“说下去，”他说道，越发重重地倚在篱笆上面，望着她脸上那神秘的绿色的肉。那大朵大朵的沉甸甸的洋红色大雨花在她身边摇曳着，把她挤进它们那蒙蒙绿雾之中。
在那深沉的绿色所形成的可怕的窒息中，她喘不过气，只得走到阳光下，向大路张望着，嘴里念叨着她的孩子们。
“你还有孩子？”他翕动着双唇，沉思默想。
等树荫从她脸上挪开的时候，他才又意识到，她不过是大街上跟他擦肩而过的那种陌生人，或者是有轨电车上拿着包袱坐在他对面的同路人。这样的人，他连想都不愿意多想。他们的年龄好像差不多。
“我有两个孩子，”她轻声说，“他们一天比一天大。有时候很顶用。”
她意识到这个年轻人马上就要走了。当她系着浆洗得挺硬的围裙时，她是一副强者的样子；只是当她以一个陌生人解除一个陌生人更进一步倾吐衷肠的义务的那种超脱的目光看着他的时候，她看见了儿子眼睛里那种冷漠，看见了他那丰润的嘴唇上某种经常惹得她抱住狂吻的、难以言传的东西，在这种时候她就变得软弱了。
“我得走了，”士兵说。“去找我母亲的那些亲戚。”
“祝你走运，”她用清脆的声音说。不过，她显然不习惯使用这种辞令。
他走了以后，她回到房间，屋里摆着丈夫那张对人家给他照相不无讥消的照片。他很不自然地对她笑着。她没脱那条浆硬了的围裙便在床上躺下。两条胳膊在钩针编织的被子上面来回蹭着，脖颈枕在枕头上，一种巨大的悲哀压迫着这间木屋。苍蝇在屋里营营嗡嗡，一只个头挺大的、灰颜色的绒一动不动地趴在墙上，就像死了一样。直到她放声哭．了起来。不知道是为那位肉铺的娇娘，为她的丈夫，还是为这个让人感到痛苦的下午。反正这一哭，她觉得松快多了。
孩子们回来之后，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走着，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她坐起来，衣服弄得皱巴巴，说她头痛。他们信了她的话。她看见儿子的眼睛里并没有她曾经疑惑会有的那种冷漠。那简直是丈夫的一双眼睛。于是，一种新的柔情和希望又充溢了她的心。
斯坦·帕克终于按时回来了。因为邮件耽搁，家里人事先不知道。他背着背包和给男孩带回来的钢盔，沿着那条大路走回来。差不多在年轻士兵路过这里的那个时间——刚过晌午，进了家门，说：“啊，我回来了，艾米，终于回来了。”
因为没想到他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