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迪亚说：“这条每况愈下的路。这些烂房子。”
我告诉他，我认为殖民地开发者之于技工的想法。
他说：“我的叙述者也一直提到，社会如何需要有人维护。”
“你的小说，”我说，“是基于某种政治回忆录吗？”
“不全然是。我得给它找个形式。真是困难得要命。”
我们已经走过了镇中心，经过一座音乐台，一处荒弃的游乐场，几帧旗帜、几根灯管犹然吊在横跨主街的绳索上。我们走到路上一个严重下陷的地段，路旁的别墅窗板紧闭，破烂不堪。
“我为这小说吃尽苦头，”维迪亚说，“我不晓得究竟该怎么讲这个故事。有一天，这故事自己找上我了，书的结构出现了。我好高兴。我打电话到帕芝学校里找她。我说，‘我有了！’”
维迪亚会做出这样的举动，也蛮容易想像的，不过，我就没办法想像自己拿起电话，找太太过来听我讲述自己还未写就的书。不管怎样，我是有书了，可是我的太太在哪里？那整个事情听来叫人艳羡，友人这么关心我的写作。在我遇见维迪亚之前，我一直在黑暗中写作，不断匍匐前进。
对于写作的看法（2）
“结果，我一开始写，就发现难写得要命，难到让我生病，”他说，“我写不下去。我没那么大体力去写。这本书可折腾死我了。”
好在，我有自知之明，忍着没跟他说，我从来不觉得写作过程困难。我坐着，我写着，文思文字就自然泉涌。我一点也不痛苦。不过，他不相信左右逢源、如有神助的作品。他说：“东西要是写得太顺手，就扔掉它。那种文字绝对一无是处。”所有的写作中，都该存在着挣扎的成分，正好体现生命的挣扎。这也是为什么他讨厌搭便车的人。
写作对我而言，是种纾解。除此之外，率皆挣扎。我知道，自己算哪根葱啊──不过是个独居在非洲中部的光棍教师。能跟维迪亚攀交，已经算我运气了，只是，现在他整天都嚷着要离去。他讲的好像要回到万事万物的中心一样，回到他的房子、他的朋友、宴会、他的出版商、他的太太、他的生活。我并不羡慕他的名声或是他的光彩，不过，我满钦佩他为自己营造的生活方式。
“这里已经开始回归丛林了。”他说，“你看，丛林就在这里。”
就像在基加利一样，路旁走道已经绽现裂缝。墙头插着玻璃碎片，环绕湖畔别墅的围墙，也处处龟裂。有些墙给人破坏推倒，有些墙身则遭到标语涂鸦，或是黏贴着一些政治海报。热带比利时，布鲁塞尔郊区逐步走向丛林，橡胶树纵横穿透，霉菌四处滋长。殖民地的衰朽，令维迪亚低回不已，却叫我心驰神往──颓圮的房屋，断垣缺角的檐板，逝去的故旧遗迹，非洲人坐靠高墙侃侃而谈，埋锅造饭的炊烟熏黑、焦灼了的墙面。
我跟他讲了这些。
他说：“恐怖的兴趣。”
我们继续走下去。
他说：“我回去以后，就要去找安德烈。”
安德烈·朵奇是他的出版商。他还在想着他的小说，全是因为我问他有关写作的问题，才激发出这般心思。
“我要对他说，‘安德烈，这本书我要一千英磅’。”
在我听来，这像是一笔大钱，然而，还是少于我与乌干达政府签的合约上一年的薪资。
“我想，他会了解的，”维迪亚说，“我想，他会照付的。”
我们还继续走在瓦砾铺就的空荡路上，落叶与碎纸乏人清扫。走在奇森邑中央，周遭林立隐暗的别墅，漆黑暗夜中，听着湖水拍岸绵绵不绝的水声。
那些狗并未事先警告我们──或许，它们老早就盯上我们，等着我们走得更靠近些。一开始，没听到狗吠。不过，状况很快就明朗了，我们显然已经走得太过深入，进入镇上划做住宅区的部分了，因为，一转眼间，我们就被一群恶犬给包围住了，狗群恐惧与费力地喘气，一直到我们被完全包围了，它们才开始振声吠叫。它们的叫声凄厉可怖，它们獠牙毕现，颈上鬃毛发指。它们发出哽咽的噪音。它们在我脚踝附近垂涎徘徊，声音听来疯狂，恍如就要杀掉我们，再据以分食──它们的吠叫声中透露着饥饿与残暴的力道。
维迪亚说：“这些狗是训练来攻击非洲人的。”
他比我预期的要沉着稳定。我从小到大，对于侵略性恶犬一直有种恐惧。“那些狗知道你害怕，”人家曾经这么说，“所以，它们才会一直叫。”那根本鬼话连篇。大部分的狗跟狼一样，反应奇快，还有群集心态、仗势欺人，这才是它们狂吠的原因。狗主人就是它们的雄性领袖，更加激发狗群的这种行为，好作为他们的武器，他们的奴隶。
我呼喝着：“关达！关达！”──滚开！──兀自以为它们该听得懂斯瓦希里语。我的声音只让它们更加恼怒。
维迪亚小心翼翼，不让自己背对狗群，现在，狗群中混杂着驻卫犬和流浪狗。他猛地进击恶犬，做势要举腿狠踹这些畜生。
“它们就是欠人踢。”
狗群四散，一边倒退，一边奋力狂吠。
“要是它们屁股上吃我一记卫得熊，它们就晓得厉害了。”
他脚上穿着厚重的皮鞋，挥舞着他的手杖。他的丛林帽紧箍在他头上。见到狗群退却，他再度向它们进击，迫使它们退得更远。这个小个头男人，在一个如此偏远的非洲小镇上，在这样一条黑街上击退群犬，让我印象良深。
它们并没有住嘴消音。其实，它们叫得比先前还大声，在维迪亚吓退它们之后，高声抗议。不过，现在我们可以继续前行了。我很感激他。这样紧要关头也没害他烦扰。他蹙起眉头。
他说：“又是一个贱货烂镇。”
获得肯定（1）
我们回到米拉玛的时候，那一大家子比利时人还在争吵。他们移位到前厅了，啜饮咖啡，在明亮的桌凳之间叫嚣。前厅搁着几把摇动的扶手椅和花边垫子与脚凳，壁架上几尊小小的牧羊女瓷像，以及几帧框裱起来的石版画作，画着列日、根特和安特卫普。走廊上站着一个非洲人，像是值班一样，手持托盘，等着客人召唤。
“真是烂透了。”
没错，我也看到了，不过，我也惊鸿一瞥，看见殖民地的过去，像一尊稀奇古董，而今磨损破败。我并不认为，丛林会像维迪亚说的一样逐步入侵。我感觉，这股比利时文化即将被卢旺达文化所取代，而我们也无从预期来日将呈现何等面貌。
维迪亚以他一贯质询的语气，向米拉玛的比利时老板娘问道：“你们生意总是这么差吗？”
那个壮硕的女人耸耸肩，与他同样直接地回嘴，说道：“只要刚果闹革命，生意就好得不得了。”
第二天，我们驱车直奔哥马，并在基伏湖畔的餐馆解决午餐。又是起士三明治：非洲真不是个厚待素食者的地方。
“他们在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都说，‘我们咖啡见’。即使是教育程度不差的人也犯这种文法错误。”他看我有耳无心的，便说：“你现在脑子在想着你的写作。”
我说：“不会呀。”不过，我确实在想──那个简单的问题。我如何从当时我的位置，爬到像他那样的位阶呢？
“你真的确定要当作家吗？”他问道，“作家这一行苦得很。虽然说，你可以保有自由。不过，如果你不是作家的料子，写作会逼死你。”
我说，我能写的，我是那块料子。
“你到伦敦来。我给你介绍认识些人。”
我说，我会尽量设法成行的，也许在圣诞节前后。
“这些人都是些劣货，什么都不懂的草包。举例而言，他们的领袖──伊安·史密斯──”
伊安·史密斯日前才片面宣布罗德西亚独立，目前那个国家在少数白种人的统治之下。
“伊安·史密斯根本就是个劣货。他只配在索立修理脚踏车。除此之外，一无是处。”
维迪亚一面说话，一面眺望远方。午餐结束之后，他提议我们往邻近道路上走走，散散步。我们走上路之后，我才发觉，原来，刚刚他一直盯着一块写着R。 J。派特尔的招牌，他打算再度传布他的福音教诲。
店里的印度老板对我们说道：“嗨！”对着这个头戴丛林帽，一脚刚刚踏进店里的印度人微笑。“你们不是刚果人。我知道的。”
我说：“我们是从乌干达来的。”
维迪亚开门见山地说：“生意怎么样？”
“马马虎虎。人们有需要，我在这里独家供应很多东西。”
“你家里人怎么样？”
“那位就是我女儿，”派特尔先生说道，做手势指着货架旁边一位年轻女郎，女郎转身背对我们。派特尔先生站在堆满一大盆的食盐前面。“这个店都是她在管。我还得照顾许多其他生意。”
“哪些其他生意啊？”
派特尔先生说：“太多了，跟你也说不上来。”他嘴巴嘻开，发出一个近乎大笑的声音。“这里不过是一家小店。我其他事业占我时间多啊。还有房地产。”
“不过，钱在这里像废纸一样，”维迪亚说，“你又怎么应付呢？”
“我应付得来的。我办法多得很。”
“所以说，你一点也不担心。”
“哈！我日子好得粉呢。”“好得粉”，正是他说的。
他开始舀起一勺勺的盐，倒进纸袋里面，每舀一勺就喃喃自语。
“到了紧要关头的时候，你该怎么办？时局越来越紧张了，你也知道。”
派特尔先生说道：“我自有出路。”经过维迪亚一连串质问，他的神情也收敛严谨起来。他还在舀盐、自语，卷折着褐色纸袋，作响。“我不会有事的。”
“那你的女儿怎么办？”
“她也不会有事的。”接着，他停顿不语。他说：“失陪了。”就转身过去，不再搭理维迪亚。
我问道：“那么，你觉得怎么样？”
我们已经离开那家店铺了，闲晃在空旷的哥马路上，维迪亚像个军人一样阔步行进。
“他在撒谎。”
那个人讲的话，他一个字也不相信。
获得肯定（2）
“他一个蹦子儿也动不了。非洲人会占了他的店和他的货。他讲自己其他的买卖时，根本就在鬼扯。你看看，他又是怎么对待他的女儿的？逼她在那里工作。”
基伏湖映照着高湿低垂、灰色的赤道天空，呈现一片黯淡银灰湖面。沿着湖畔生长的树木，也因为天色昏灰，而显得晦暗而不透光。街上行人瞪着我们张望，虽然，身上穿着褪色制服的军人没往我们的方向多看几眼，只是重步行军过去，皮靴橐橐踏步，扬起一阵灰尘。他们的靴子与来复枪，式样老旧，看来却坚不可摧。音乐奏起，刚果歌曲听来很有巴西风味，马林巴与喇叭高鸣。军士、无家孤儿、野狗、鸡群，以及破裂的招牌，在刚果偏远的一角。
“他是个死人，”维迪亚讲起R。 J。派特尔，“他们全都是死人。”
之前，在坎帕拉与内罗毕，我曾经听他这么讲过。不过，当派特尔说他不会有事的时候，我倒是相信他的。而我也因为身处非洲之心而兴奋。在我看来，倘若你将手指捺在非洲大陆地图中央，那就是这个地方，哥马，泥泞的湖畔地区。我试着以维迪亚的目光看待周遭，不过，我办不到。我既不曾经历过他的生活，也没写过他的书。他决定的心意快如旋风：观察对他而言，就是拟定结论。我知道，不管我写些什么，跟他的观点都不会相仿。他不曾问我想法如何，说不定还是一桩好事呢。
“我很高兴，我也见识到这一点，”他说，“我想，我们该走了。”
我们再在米拉玛过了一夜，再度置身于纷扰争端的比利时人之间，堆满菜肴的餐桌，过于明亮的桌灯，接着，我们再度驱车前往鲁亨格里，直奔乌干达国界。
维迪亚说；“我想你一定会干得很好的。”我们即将到家，他爽朗多了，精神也显得振奋不少。
今年四月，我就满二十五岁了。我在非洲以外地区，毫无出版建树。我很渴望给自己的小说找个出版公司。我吞吞吐吐地跟他这么说了。
“别担心，”他说，“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在四十岁以前就搂了一大堆钱。答应我，你绝对不会那么做。”
我答应他了，跟他保证，我不在日后十五年之间大发横财。
“先专注在你的写作。等你过了四十，没问题──你爱赚多少钱，就赚多少钱。”
维迪亚离四十还远着，不过，他讲起话来比我爸爸还老气。
我们继续开车，上上下下在基杰奇山丘。车身顺着七弯八拐，重新开上大草原。广袤无垠的非洲晴空下，我们经过大型野生动物与长腿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