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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们走投无路了。”再接着解释我是美国人，马克瑞瑞大学讲师，“我们在基加利找不到地方住。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们有间招待所，”她说，“你们今天晚上就住在那里吧。”
然后，我就跟她介绍我尊贵的朋友，访问学者兼作家V。 S。 奈波尔。值班官员从没听说过他，不过，那也无妨，一点问题也没有。她替我画了张地图，招待所离镇中心不远。我们就这样获救了，一人一间客房。她甚至还建议一家餐厅让我们用餐。维迪亚放心宽释了──我甚至在离他几英尺远的地方都可以体会得到，或许，他就管这个叫感觉吧。维迪亚最在意不过的，就是清洁与秩序了。这个半路杀出的程咬金插曲，纾解宽慰了他。
他看着大使馆的招待所说道：“真是完美。”然而，他语带悲伤，我猜想他只是累了。
我们在基加利一条后街上，找到那家餐馆，餐馆有个响亮的法国名字，类似La Coupole（圆顶阁）。维迪亚看起来还是抑郁自持，或许是因为我们在这里运气太好了。他曾经告诉过我，他愤世嫉俗的印度脾性是怎么养成的，还有，他对好运道特别疑心，他相信，福祸相倚，好运会招来厄运的。
误到刚果（4）
餐馆规模小，洋溢着上好食材、香草与新鲜面包的温暖香气。食客满座，白人黑人都有，个个都高谈阔论。经理是个纤细的比利时女人，中年迟暮。她显然已经疲惫不堪了，却依然温柔招呼，服务无微不至，一面迭声抱歉，生意太忙了。她给我们上了一瓶葡萄酒。维迪亚尝了一口，称说这是第一级的好酒，可是，当他说道，在这么烂的小镇上，喝到一瓶这么好的酒，真是何等可喜，他面色却益显忧郁。女经理听维迪亚这样赞美，服务就更加殷勤了。她跟他闲聊，恭维他法语怎么讲得这么流利。我不意间瞥见维迪亚的同情与悲悯。他被这个女人善良的性格打动，她在这种边疆地带，还勉力经营一家上得了台面的馆子。他钦慕她，就像他钦慕卡塔加山寨的少校一样，看到有人奋力克服各种困难，在混沌中开创秩序，就像某种殖民者一样。那个女人穿梭餐桌之间，上菜，添酒，倒水，叮咛侍者，折叠餐巾，重新布置叉匙。“这鱼哪里产的？”维迪亚好奇。“基伏湖（Lake Kivu）。”那女人回答。
他情感充沛地赞美那个女人。他看着她忙进忙出。然后，他环顾四周，说道：“几年之间，这里也会回归丛林的。”
他还是不改抑郁神情。他吃完他的鱼。我试着跟他聊起素食主义的话头，不过，他只是拿几个单音节的字眼应付，不甚热情。他喝掉了大半瓶酒。他一再地重复，这是一瓶好酒。那么，他为什么还不开心呢？
“你们美国人真幸运，”他终于说话了，“你来自一个强大的国家。总有人照顾你。要是乌干达出了乱子，严重的大乱子，你们的政府就会开一架飞机过来接你，直接把你，紧急空运出去。”
“紧急状态与宵禁的时候，他们确实这样保证过，”我说，“不过，当时，我反而挺如鱼得水的。”
“你是个作家。所以，你才没发疯。你可以定义和处理你的见闻。那一点很重要。要是你没那么做的话，你在坎皮的日子根本就撑不下去了。”
听他这么一点，我顿时生机泉涌。我写了什么？一堆诗，几篇散文，半本小说。我又出版了些什么？几乎没有。然而，对V。 S。 奈波尔来说，这位我钦佩的作家，我就是一名作家。他从阅读我的散文，以及我的掌纹中，看出我的前景来。
“紧急空运这件事有什么大不了的吗？”
“这里的大使馆，老兄。你们的大使馆。我们没地方过夜，他们就提供招待所。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假如之前我们去敲英国大使馆的门的话，又会怎么样呢？”
“不怎么样，老兄。爱莫难助。”
“我想，要是你碰上麻烦了，你的国家也会帮你脱困的。”
维迪亚说：“我没有国家。”
现在，我知道，他为什么伤感了。
丛林地带相互扶持
基加利，一点也不像个首都，即使以非洲的标准来看，还是贫乱得可怜。街道不过几条，看不见规模起眼的建筑物。基加利没有幅员，没有恒产，只有脏乱。道路铺设到市镇边缘。然而，基加利人山人海，摩肩接踵，蜂拥到这里找工作与觅食，感受身在群众之间的安全感。胡图族人挤满了这个地方，瞪着饥荒民众特有的警觉与贪婪的眼神，当他们看着我的时候，好像在盯着什么可以大快朵颐的食物，或是可以拿来交换食物的东西。他们在市场闲晃，沿着主要街道游荡，驻足在一处叫做大圣堂的教堂周围。主要街道两旁随处可见贫民区，与附近山坡上贫民群居的简陋小屋。
维迪亚说：“我想我们已经看完这里了。”
他说他不想去看那个大圣堂。教堂害他阴郁寡欢。他想避开市场。他说，都是些暴徒。人群拥挤。危险，臭气冲天。殖民时代的建筑、店面、黄色的灰泥高墙，墙垣上插着玻璃碎片，屋顶覆瓦的房子，他说，这一切比利时文化遗物，现在看来是已经被人忽略了，没多久就会沦为废墟。
他看到一株榕树的根系，穿透人行道的路面，树干倾倚在一座墙上，树根的节瘤与凸起，显露在破裂的砖瓦与路面石材上。
“丛林已经入侵了。”
我们在炎夏高温中，离开基加利，沿着来时路往回走，车行在辙迹深深的蜿蜒路上，回到鲁亨格里的十字路口。道路再度因为行人众多而几乎无法通行。
维迪亚说：“这路因为这些人给弄黑了。”
重回同样的小餐馆，维迪亚坐在啤酒招牌下面，点了同样一份起士三明治。我心想，素食者吃掉的起士三明治还真多。我就着搪瓷盘子吃了一客多筋的鸡肉饭。我们用餐时，胡图人蹲在一旁观看。我们离开时，将车开上西行道路，前往边境小镇奇森邑，它就在基伏湖畔。这个地方以走私客的巢穴麇集闻名。就像大部分的刚果边城一样，奇森邑同样弥漫着一股诡奇的气氛，因为这里也是白种佣兵出没的地方，名号通常都喊做黑杰克、疯狂麦克与巴伯队长等等。刚果东部大省基伏，以及东南部的省份萨巴（Shaba），经常滋扰不安。每当战争爆发，成群的难民只有奔徙越界。时不时地，愤怒的外侨或是白种佣兵出兵攻占，拿下一个刚果城镇，人们就惊惶出奔到卢旺达避难。
路上这些人很有可能也是难民，因为过去一个月来，迦马一带也是征战不歇。不过，再开一段距离，路上就一个行人也没有了。空旷的路面经过枯黄的树丛，逐渐转变为较浓绿、深密的森林，车子奋力颠簸在碎石坡上，那正在活跃的火山脚下。这条路九弯八拐之际，有个男人穿着白衬衫、黑长裤，手里提着一只篮子，我们驱车靠近时，他向我们挥手示意。
维迪亚说：“别让他搭便车。”
不过，我已经开始减缓车速了。
“你为什么要停车？”
“说不定，他遇上麻烦了。”
那人倾身探向车窗，问道：“你可以载我到卡乌马（Kavuma）吗？我错过公共汽车了。”
“上车，”我先用英语说，再用斯瓦希里语说一次。
那人侧身滑进后座，向我们抱歉，他不会讲英语。
维迪亚说：“我的法文也不是特别灵光，偏偏也就是这么回事了。恐怕还要请你包涵我难听的口音。”
那个非洲人说：“你的法文讲得比我好得多呢。”
维迪亚发言抗议，语气甚至还有些不悦，然后，他就一语不发了。那个非洲人也一样。维迪亚生气了。他一开始就不乐意我让人搭便车的。他深信，非洲人专门爱占外侨的便宜。
车子走了十英里路以后，那个非洲人说，他的村子就在附近。下车时，他再度恭维维迪亚讲的法文，身影随即消失在树丛间。
维迪亚还没开口说话以前，我先说：“我在非洲过了两年没车开的日子。我到哪里都跟人家招手搭便车。人家也都给我方便，让我上车。所以，我也会让他搭便车的。”
维迪亚说：“那些懒人活该走路。”
他嗤之以鼻，顺便扮个苦脸，扭曲着嘴唇。那人身上强烈的土味还残留在车子里。我连开了几英里路，他都不置一词。
“这里是丛林地带。大家相互扶持。”我看得出他不为所动，“再怎么说，这是我的车。”
他究竟有什么毛病？多年以后，维迪亚对一名访问者说道：“我缺乏那种慈悲温柔，那种安全感比较充分的人对丛林族群所怀有的态度。”同时也承认，他自己觉得深受他们胁迫。不过，有谁是“丛林族群”呢？不论是谁──非洲人、印度人、幕尊古──见到皮肤微黑、尊贵的作家V。 S。 奈波尔站在东非地区任何道路边，都会在嘴里咕嘟一声：“杜卡瓦拉。”（看店的）。
对于写作的看法（1）
下午近晚，我们终于开到奇森邑，车子在山峦起伏的路上只有慢慢蹭步前进。奇森邑是个湖畔小镇，镇上建有别墅，也有供膳民宿和几家旅馆。我们随意选了一家投宿，米拉玛饭店，老板是位年老的比利时女人。她蓬头散发，穿着一件沾有污渍的围裙，不过，看起来，她应该也是个性情良善的人。这种人，你只要看她们怎么跟非洲佣人说话，就可知一二了。她跟她的员工讲话时，既有礼貌又有耐心，显然将她的急怒掩饰压制下来。
餐厅里坐满了比利时人──他们显然是一家人，不过却是个大家庭，由于彼此的亲属关系，他们也就肆无忌惮：他们喧嚣，相互推搡，上身横过桌面，拿取更多食物。我们跟他们同桌吃饭，完全是家庭式作风。维迪亚见到如此喧闹的餐桌行为，不禁略略退避，人家据案大嚼，女人大声抱怨，男人叫喊、咆哮，好像也让他倒尽胃口。
米拉玛说来，民宿性质要远多于旅馆，房客气氛融洽，有种居家情调的紊乱，公用设施更意味着侵犯隐私──浴室垫子绝少干适，卧室房门经常半开半掩。维迪亚热切地保守隐私，深恶外人接近与透露私密，一开始就讨厌这个地方，后来更无法忍受那张餐桌，因为同桌的是那群争吵、咀嚼的比利时人。他嫌恶人家总是食兴勃勃。他说米拉玛有股怪味道。他呵斥比利时人，嫌他们高大、苍白、过重肥胖、语笑喧哗、狼吞虎咽、毫不含蓄。他管他们叫“专吃马铃薯的”。
相形之下，这里的非洲人个头高挑，皮肤黧黑，骨瘦如柴，谈话低声，面容仿佛刚遭人鞭打过。我跟维迪亚提起，我猜想他们应该是瓦图西族的。
“图─图─图西，拜拜，”他说，“可是，你还是不明白他们怎么受得了那些比利时人哪。”
他几乎碰也没碰他的餐点。他吃了那条鱼。他讨厌沙拉。少校曾经对我嘟哝抱怨过：“哪有素食者讨厌生菜沙拉的道理？”比利时菜肴的口味太重，使用肉类太多了。
维迪亚说：“我想这里我们已经看饱了。”
连甜点都还没上，我们就提前离开餐厅。
“我想，那些比利时人吃布丁的样子，我是看不下去的。”
那是他在非洲，第一次亲身接触到真正的丛林殖民者。之前，我在马拉维、赞比亚与肯尼亚就看过这类人物，不过，这些比利时人可是这种人的极致模板。你知道他们在殖民地的来日无几。他们是农民、技工与专门操作重机具的──农场曳引机和道路平地机。他们精通修理车辆。他们可以用最简单基本的工具维修机械。他们驾驶最大型的卡车。他们曾经维护过这一处殖民地，新近独立、黑色的共和国即将认定他们索价过高，存心刁难，要将他们遣送出境。而少了这些单纯、能干的人们殷勤维修，国家也将逐渐分崩离析。虽然说我心里的疑惑从未稍释，我也经常听旁人鼓吹，殖民过程中的理想主义，不过，真的，只要一讲到“殖民地”三个字，尤其是在非洲，我就会想起这群心思真挚的技工。我也怀疑，每当非洲人谈起白种人的时候，他们经常谴责的，也是这群技工与他们的态度。
“咱们不要再待在这里了。”
一片漆黑中，我们出去散步，走在靠近湖畔的一条小路上。路的远程尽头，刚果城镇哥马明亮可见。哥马的照明显然优于奇森邑。
维迪亚说：“这条每况愈下的路。这些烂房子。”
我告诉他，我认为殖民地开发者之于技工的想法。
他说：“我的叙述者也一直提到，社会如何需要有人维护。”
“你的小说，”我说，“是基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