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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着对我太太在英国国家广播公司世界报道的工作深表赞同，他自己也随时收听他们的广播服务。这是他从千里达寄来的第二封信，信中语气之委婉，近年少见。阿根廷之旅似乎让他精神重新振作──他终究还是接了这趟采访工作。他两天前刚刚回到西班牙港，而他马上就开始计划盘算了。他会先写该交的稿子，一篇侧写乔治·路易斯·波赫士，另外一篇就专写阿根廷，行文中将特别突显艾薇塔与裴龙主义。文章完成之后，他就得决定该去巴西（稿酬400英镑），还是新西兰（500英镑），或是干脆直接回家，回到平房去。他最近才回绝掉加拿大与尼日利亚的采访邀稿。
乖张异常的是，这般络绎不绝的稿约，反而令他反感排斥。如此友谊的关照以及许许多多约稿，反叫他对未来抱着悲观心境，将来就再也没有人肯费心关照他，也没人再肯邀他写稿了。外界对他的接受，只会让他怀疑自己是不是日渐肤浅、皮毛、无聊。他既然这样闹情绪，当然就会把好意视为诅咒，赞美当作诋毁，要对他发动戕害。
维迪亚打算编纂一本杂文合集，书名就叫 《过度拥挤的临时禁闭营与其他文选》，他想收进三篇先前他关于印度的采访，却遭到帕特的反对。她说，没有人会对这三篇文章有兴趣的。书评家也会借题发挥来抨击他，人家会抓住书中单调的印度主题不放，印度的选举、印度的匮乏等等。帕特说得没错，维迪亚始终执迷于印度这个主题，不过，写作本身就是执迷与非理性的行为。由是，他固执己见。他觉得，船到桥头自然直，他不会有事的。他时常就这么说。
那就是他最强韧的力量，他不屈不挠地笃信，写作是公平的──不论短期间如何起伏，好书不会埋没的，好书终究会获得肯定与认同；烂书迟早会沦为垃圾。只有盖棺论定，千古评价才作数。写作之中自有公道。你要是败了，就是你活该。你得接受自己的失败。
他的信念可以当矛，也可以做盾，可攻可守，而他再三重复，这个信念也逐渐在我脑海中扎根发芽，令我坚强。现在就要论定我们的作品能不能受到世人肯定与酬报，为时尚早。外围征兆犹然暧昧不明。他借居在他妹妹家中一个房间，千里达西班牙港，瓦萨因公园，林地路三号；而我跟我的一家四口，蜗居在西伦敦伊林区，戈登路80号，面对面的两个狭窄房间里，不知道谁家的收音机大鸣大放，楼上还有小童号哭。我自己对于写作的信心，确实能帮助我渡过难关，同样有所助益的是──或许帮助还更大──就是他对我的信心。
即使是他开口要我帮忙，也像在加强我的信心。他说，不知道我有没有那个意愿，帮他校订他的文选校稿。假如我会感到任何惊诧，请我一定要告诉他。这本书其实是我在新加坡读过他所有的杂志文章之后，建议他合集出书的。当时，我还拟了一张清单。他从清单中选取了几篇，后来，却一概掠过所有我找到的书评。这样又给我上了一课。他说，书评文字自有其目的与功能，可是，除了文章里的笑话以外，毫无持久的价值。“可惜，我们不能保留笑话，剔除其他部分。”他选录了篇幅较长，内容较为扎实的文章。他在采访写作中投入极大心力，其热忱直追撰写虚构小说时的张力。而这段期间，如同他自己所说的，没有小说向他毛遂自荐过。
目前，他心中没有写小说的主意。“创意方面，我犹然持续贫瘠。”他自觉健康状况比前一阵子要好多了，只是，他还是担忧着将来。他还是坚持，我还没到达自己作品质量最佳的年纪──我还可以引颈期盼那般丰饶的年岁。那样的承诺叫我振奋不已。至于他自己，“四十不惑，我却有种病态的感受，我的作品已经赶不上我的年纪了。”
连看到他自己的书，就让他勃然恚怒。他嫌恶避谈自己的书。他感觉像个骗子。他说，他郁郁不乐。“写作这一行，真能达成所谓心满意足的时候吗？”
这是信中措词最为严苛的部分，其他地方的语气就舒缓多了。他似乎精力充足，像个登山者攀过一峰接一岭，还欣喜愉悦地抱怨陡坡登顶何等艰辛。有些段落听来，他甚至还希望满怀。“如果，我再度动笔写作，我想，就会像个全新的新人写作一样。”一直到当时，写作都像是他在自我“治疗”。他说，写作给予他信心。现在，他暗示着，他要从头再来过了。
进退两难（3）
他看起来已经像个全新的人了。没写小说，没错，不过，他另有文章写作与旅行的计划。同时，他也敏于洞察。他说，他在阿根廷认识了一个女孩，女孩影印了两页托玛斯·哈代的小说，小说中的女主角在这两页里省思她的人生与处境。维迪亚说，哈代小说中有一行，“最卑劣的吻都要付出绝望般极高的代价”，非常震慑惊人，尤其是将“吻”，“绝望般极高”与“代价”三个词汇并列，营造出无比的震撼效果。
他点到为止，信中也只泄漏给我小说书名：《还乡》，可是我找到了这句话的出处，而且深受原文感动，拿着红笔，来回多次圈点。
让人爱到疯狂──这就是她最大的心愿。爱就是惟一的甘露醇酒，驱散日子里腐心蚀骨的孤独寂寥。而她似乎也渴盼着那种抽象情境，即所谓热情狂爱，而非任何一个特定的爱人。
经常，她神色不善，责难却不导向任何人，转而冲击在她心中作祟的幢幢鬼灵，而命运就是这群小鬼的头领，她沉郁追想，就是因为命运作弄，爱情只有降临在转瞬即逝的青春年华之际──所有她能掌握赢取的爱情，不旋踵间就会像沙漏流泄一般沉底不复。她每每思及，日益感受天地不仁，心中蠢蠢欲动，遐思着突发莽撞而惊世骇俗的举动，无论发自何处，只要她能出手攫取，一年也好，一周也罢，甚至一个小时的爱欲狂焰就够了。空无爱欲热情，她歌而无乐，拥有而无享受，胜出却不感胜利。孤寂无聊更加深了她的欲望。在艾戈顿，最冷酷与最卑劣的吻都要付出绝望般极高的代价；而凑得上伊人芳唇那张嘴又要往哪里寻找呢？
坚贞地守住爱情，只为身后一面贞节牌坊，对她没有任何吸引力可言：坚诚挚爱，只因为爱情具有足够的张力。宁可烈焰灼身，迅速消散，也好过灯笼萤光，温润余晖经年。她可以轻易预见其他女人必须从经验中汲取的教训：她已经走过爱情，度量过爱情的高塔，登堂入室，细细审查过宫殿之美，结论：爱情不过殷忧寡欢。然而，她却衷心渴盼着爱情，就像沙漠旅人，渴求一杯盐水而不得。
她时时反复颂念着祷词；不拘特定时间，只要想祷告，她就双手合十，有如毫不造作的虔诚信徒。她的祷词总是不加思索，即兴成章，经常脱口而出如下：“主啊，请您开释我的心，解脱如此忧惧郁闷与孤寂无托：带给我绝美的爱情，若否，还是让我死了吧。”
“于是，我想要再爱与继续写作，”维迪亚在信上跟我写道。他用一反常态的抒情温柔语调说道，他要从往昔中汲取热情与喜剧与缓释。倘若他不重新振作，就担心自己会死在还能创作出优异的文学作品之时。
我非常惊讶──骤然的生机勃发、他的渴盼、他的热情、他的殷殷恳求。通篇语气，读来像是忧虑着单相思的痴恋。接着，他还引述了几行德瑞克·沃尔科特的诗。他曾经引述过沃尔科特；诗人也是个邻近岛民，两人年龄相仿。他说，第一次读到沃尔科特这首诗的时候，诗里的文字曾经让他惊骇：“只是，我的文采减退，才智走味──不过，我从心中跃起──”
我再读一次诗句。我又回头再读一次哈代：“最卑劣的吻”。维迪亚行文终结，说道：“看哪，这样一封快活的信怎生转变成这样的。趁着放假一天，作家坐定桌前，写信给朋友，就会促发些奇怪的事情。”
那简直像首诗了（“看哪……”）。维迪亚的诗句比沃尔科特还要甜美流畅、节奏轻盈以及意味深长，因为，沃尔科特的第二句太弱了。由于他用上了“朋友”这个字眼，同时他再度肯定我们的友谊，我又再度精神抖擞起来。同日之间，尽管负债累累，尽管收音机与哭号孩童呼应争鸣，我又恢复了工作的信心。我开始推演下一本小说《黑屋》的情节。
我还注意到另外一件事情。他的来信经过涂改。涂改的人就是他，他撕掉了半页信纸。他在附带补述中加以解释，却更吊人胃口：“第一页前半页审查删除。我得保留些秘密。”
写作难以维持家计（1）
一个月后，帕特从千里达捎信过来，说她喜欢我关于维迪亚的作品的书，我很高兴；然后，她又补充说道：“这本书维迪亚爱不释手，走到哪儿，看到哪儿。他读得专注，脸上还不时浮现微笑，或是哈哈大笑。”这话同样也叫我开怀。
然而，我还是担忧着自己将来如何。当初，我的策略就是写作谋生，而今，策略显然不管用。一本小说，一本评论，数十篇书评，一本短篇小说合集──一年不到的，这些作品不过换取到不足糊口的些微收入，我还得感谢太太找了工作，补贴家用。现在，我开始写作第七本小说，一边还接些采访报道的案子，看起来，我似乎还是无法光靠写作维生。虽然我焚膏继晷，好评如潮，但还是让我家无余粮。
写作这一行，真能达成所谓心满意足的时候吗？
我心想，可以的。我很满足，只是我贫无立锥。因此，有维迪亚这样一个朋友，就更突出重要了。
帕特说，她在我的《V。 S。 奈波尔》书中，看出爱与了解，而这般深刻的情感，我在检视维迪亚的作品时，赋予我特殊的洞悉力。她坦承，自己也曾经想要写些跟维迪亚亲身相关的东西。维迪亚写《自由国家》一书的时候，还特别翻阅托尔斯泰的传记，以及一本关于桃乐蒂·华滋华斯的书，还有其他作家的生平记事。文人传记是维迪亚经常阅读的书目，彷佛从窗外窥探，那些同样受到写作煎熬的人过些什么日子，再回头跟自己生活比较。她侧耳倾听他高声朗读桃乐蒂·华滋华斯日记片段，或是宋妮雅·托尔斯泰说法，帕特·奈波尔惊讶地发现这些“妇人之见”如此敏锐，她心想，自己应该也可以写些类似的文章。
她开始随手笔记，描述维迪亚写书的进度，写日记，记下他的按语。不过，没多久，她就心灰意冷了。她的性格从来就不够坚强，再说，要在家务都围绕着V。 S。 奈波尔这个中心主角的情况下写作，更不容易。她自觉缺乏热情与深度，她怀疑自己是不是流于繁琐。还有，由她来写维迪亚还有另外一层顾虑──奈波尔的太太──以他作为详实与亲密侧写的主题，那可是既冒昧，又游走在粗俗边缘的不智之举。
她说，那就是为什么我的书对她意义重大，因为，我也表达了许多她对维迪亚的作品的感受。她说，由于她也同样地受到维迪亚作品的影响，所以，她很高兴看到我完成了这本书。
我的书再度成功，再获佳评，可是，我却了无收入。我既愤怒又迷惑。我要的并不多，不过一家温饱罢了。我不敢妄想致富。我只想过得去就好，仅此而已。
就在我不知所措的当儿，这间租住公寓门上的收信口，推进一封公函，询问我出任维吉尼亚大学驻校作家的意愿如何，任期始于两个月以后。我说好。如果我单身赴任，过得像个僧侣一样，我可以写完我的小说，同时囊裹绝大部分的薪资。第一个学期，我就得离家驻校四个月。
我太太说：“我会想你的。”
她了解。她乐于在英国国家广播公司的工作，而这股成就与满足的快感，令她同情我的挫折处境。不过，在我誓言此生不为猢狲王，决意辞掉新加坡大学教席一年之后，再回转大学教书，感觉特别苦涩难堪。我辉煌的头衔应该差可慰藉，驻校作家，可是，如此头衔反而对我嘲笑不休。作家应该自由无羁，不受任何雇主拘禁──维迪亚就是这么说的。
我在维吉尼亚，过着僧侣般的生活，我收到一封维迪亚的来信，详叙他的新西兰之旅。他已经回到平房了。他再度经过千里达，再度造访阿根廷，写完他的采访作品。他读过我的书了，还想再读一遍，因为，工作让他心有旁骛，未能专心拜读。同时，读到专写自己的书，他也变得小心谨慎起来。他又回复到平常那个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