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让他心有旁骛，未能专心拜读。同时，读到专写自己的书，他也变得小心谨慎起来。他又回复到平常那个矛盾相抵的自己：“只是，我不认为我的感想有什么意义（而且，我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感想）。”
他想要再择期会面，跟我聊聊英国，以及我适应得如何。我失望吗？我在热带地区待了八年以后，对于这一处“工业现实”有何感想？
他心里还是记挂着非洲，因为伊狄·阿敏将印度人从乌干达轰了出来。正如他多次预言一般，他说，乌干达就要回归丛林了。他归咎在白人外侨头上，他们虽然可以豁免于扶植阿敏上台的罪愆──不过，他们也营造出姑息阿敏，使之壮大的环境。到头来，他们大可一走了之，将乌干达当作一段恐怖往事，抛诸脑后。
我已经有许多年，不曾听维迪亚如此彻底诋毁某个情境，不过，他的逆耳警语逐一实现，也让他悲愤更深。他曾经预言独裁统治的崛起、印度人遭到驱逐、白人拒绝支持、坎帕拉步向衰颓，最后回归丛林等等。
“那是块惹人嫌恶的大陆，只适合次等人民。抱着次等志愿的次等白人，这些人一心只想，就像南非一样，耽溺在惩戒非洲人的恶劣快感中。”你只有尽早开溜，留下来的话，手上就要紧紧地抓根鞭子。乌干达就证明了，只有两种人在非洲撑得下去，次等人跟野蛮人，主子跟奴隶。
他从来不曾如此声色俱厉地发言谴责过。非洲军人将八万印度人──男人、女人、还有儿童──押上飞机，家当细软一概充公，维迪亚的熊熊怒火也一触即发。印度人失去了家园和土地和生意，许多人连毕生积蓄也荡然无存。他们大部分都获准入境英国，可是，有谁愿意活在一个严寒冷酷，又充满敌意的地方？他们在英国与美国还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替他们仗义执言；在非洲，就没有人为他们作喉舌了。非洲人奚落质疑他们，而白人外侨，就像维迪亚说的一样，只是回避一旁，袖手旁观。
写作难以维持家计（2）
“这个世界最可悲的事情，就是到处充满了愚笨与平庸的人；而地球运转就为了让那些愚笨跟平庸的家伙谋利。”
至于来日的打算，维迪亚心中尚无计划。他刚刚回到英国四天，感觉却像活过一段仓皇、炼狱涤罪般的时期。他讲起四年来居无定所，没有自己的房子。他担忧股票市场将再度崩盘。他想要再写本书，偏偏找不到主题。那种似曾相似的感觉重袭上心，感觉空虚不安，感觉生命即将走到尽头，废纸堆尘埃仆仆的暗示。
他情绪低落，感觉茫然失措。也是因为他备感疏离的情绪，什么国家？什么护照？他在平房里感觉无处栖身，而这也是他想跟我谈谈英国的另外一个原因。他想知道，我喜欢英国什么，又不喜欢英国哪些方面。他将我看成另外一个流浪者。
可是，我人在维吉尼亚，朝思暮想着我的太太与孩子，像个暴风雨夜里航行在汪洋上的水手，我发誓，我再也不干这等劳什子勾当了。维迪亚还提起他想回千里达，采访报道一则发生在黑权公社的暴力谋杀案。
他对我的书下的评语，恰如其分，也正是我想听到的。他说，读这本书，他感受到“惊奇、欢欣，以及十分的谦恭。这本书下笔之敏锐易感与典雅高尚，让我惊赞；同时也提醒我，教谕我一些我早已遗忘，或许从来未曾了解的事情。”他提到我行文上的慷慨大度与周延缜密。回想起往日如此劳力密集的付出（“过去的，都过去了”），他再度忧患，又为将来发愁了。他说，他满心哀伤与忧惧。
他几经赢取了约翰·罗威林·莱斯纪念奖、毛姆奖、霍桑奖、W。 H。 史密斯奖，而且，《自由国家》一书还让他把布克奖拿到手。文坛早就将他封做当代最优异的英语作家。然而，文名卓著不能让他稍释于怀。他苦于书籍销路无法拓增，企求更多金钱回馈。
正当他宣告自己的生命将近尾声之际，我却感觉自己的人生犹未开展。他顺手纠正我书中几个错误，都是小错，事实记载上的手笔之误。他也谈到《自由国家》一书，这书“结构何等紧密”。他也写到某个梦境，梦中主角，他决定略过不提。“写作过程中，我独自幻想出所有的梦境，全是为了他。”《自由国家》令他着魔；他一度“深深沉浸其中──几乎到精神衰竭的状态”。
《自由国家》令我感受之深刻亲密，我无法予以评价。我在这本书里，辨认出哈吉·霍尔史密斯的身影，还有坐困围城的非洲国王；我认识书中某些非洲人；维迪亚的上校就是卡塔加山寨的少校──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人，同样的咆哮；书中侍者就是伺候他的侍者，而且，就像维迪亚当时形容的一样，“小弟身形庞大，步履快捷，所到之处总会带动一股体臭乱流。”书中的路就是我们开车旅行经过的路径；标志上写着的还是同样的“注意落石”；而我在“即将长成男人”的男孩身上，看到自己。书中同样的野犬狂吠，还是让我心惊胆颤。《自由国家》大半篇幅是我们在卢旺达狩猎旅行的纪录，不过重新连缀，编织成一条拼花被单：但见缝线针脚处处，不详内情的读者乍读像一幅天高地阔、赏心悦目的画面，在我看来，却是一方方补丁。不过，只要你有个朋友是作家，两人又经过相同的旅途，这就在所难免了。
他说：“我深挚期望，你的书可以为你的犀利敏锐、笔耕劳作与友谊关爱，带来相当回馈。”
他这么说就是给予我的最佳回馈了。我着手写《V。 S。 奈波尔》的时候，就已经定位在一部爱心的作品上，帮他一个忙，给自己上一堂课。写作过程中，我自己获益良多，物质回馈则尚无着落。也许这本书引发某些人对他作品的兴趣，转而替他增加些新读者。可是，我怀疑，许多方面上，维迪亚的生平要比他的作品还精彩。他曾经评论过索美赛德·毛姆，说毛姆一生何等丰富曲折，即使，那老先生总是严词否认。至于《V。 S。 奈波尔：作品初介》，则销路奇差，从来就没有凑到第二刷过。二十五年后，仍然绝版停印。版税前金收到的那一天就花掉了。二十五年来，我没收过这本书的版税，出版公司也从来不曾寄给我销售报表。我从来就无法理清究竟印了多少本。一两千本，或许吧。这本书正好落入出版书籍最悲惨的命运：成为收藏家的典藏项目，几乎无人问津，无处发行，只是物以稀为贵罢了。
那个时候，维迪亚同样求财若渴，至少这是他自己说的。他家无恒产，只有满箱满箧的手稿与文章，这是他截至今日整个写作生涯的完整纪录。他曾经前往大英博物馆讨论出售一事，还约略开价4万英镑，总括所有的信件、手稿、照片、纪念物、地图、速描、笔记，举凡所有出现在他汗牛充栋的文学生涯的一纸半签，都包括在内。卷帙繁浩，因为他曾经告诉过我，他生性迷信，从不随意丢弃载有手写笔迹的字纸便条，就跟人家保存剪下来的指甲跟须缕发丝一样。然而，在他拢聚所有纸堆以后，大英博物馆改变心意也不无可能，说不定连当初同意的最低收购金额都不愿支付。他需要应变计划。
因此，他问我，我方不方便替他传话，就说维迪亚有意出售他的文件档案呢？美国的大学应该挺方便的，日后，他也可以跟他们咨询。他在千里达老家的卡纸箱子里，找到一些他写在久远以前的信件与札记：“1950年7月，我在泛美航空飞机上，一俟降落着陆，马上动笔写下的铅笔札记。”重读过去往来的诸多信件，让他动念写一部自传。可是，万一这些文件资料在骚动中付之一炬（“这在千里达不是不可能的”），那该怎么办？他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来妥善保存。
写作难以维持家计（3）
当然，还有钱。他想要将这些纸堆转换作一间坐落伦敦中心的公寓。
维吉尼亚大学英语系系主任跟我也是朋友。就是他给了我这个驻校作家的位子。我请教他的建议。他说我该去找大学图书馆馆员谈谈。这位图书馆员就是那类孜孜不倦、井然有序的人物──井然有序而非睿智聪敏──管理图书馆的人大抵若是。他秃顶生辉，恰好吻合这种一丝不苟气质；他胡子刮得干净，双颊红润，衣装整洁有致，楚楚考究，我心里存疑，这人究竟爱不爱读书。
我说：“不晓得您有没有兴趣收购《V。 S。 奈波尔》的手稿档案。”
“我知道这个名字，”图书馆员说到。“他写了《马尔谷地的食人族》。”
我说：“那是R。 K。 纳拉扬写的。”果然不出我所料：这个干净、目光清澄的先生，脑子其实糨糊得很。我顺口列了一串维迪亚的作品，虽然这人一直面带笑容，偏偏一本也没有勾起他的印象。
“他打算卖些什么呢？”
“所有的东西。他所拥有的一切纸本。信件、书籍、手稿、照片等等。”
“他曾经收到知名作家有意思的去信吗？那样的信件通常可以值上不少钱。”
我感觉这番对话进行得并不顺利，不过，我也庆幸，还好我替维迪亚挡掉辩白他不是R。 K。 纳拉扬的羞辱。
“我很确定，他一定有很多诸如此类的信件。安东尼·鲍尔也是他的密友。”
图书馆员微笑，却了无欣悦，笑意忸怩，透露着困惑不解，仿佛我脱口而出，讲了些异域番邦的南蛮舌。
“他心里打算卖个什么样的数字呢？”
“4万英镑。”
“换算成美金是多少？”
“大概9万美金吧。”
“你在开玩笑。”
我没搭腔。图书馆员双颚紧闭，紧咬牙根。大学没这笔经费，他说。我转身离开他的办公室之时，可以感觉他脸上泛起胜利的微笑，狰狞地灼烧我的背影。
当然，别的大学跟图书馆一定会有意问津的。我写信。我打电话。有时候，我会提出价钱，有时候，我只是请人家出个价码。没人上钩。许多经我洽询意愿的人，只是浮泛地听过奈波尔三个字。怎么会这样？维迪亚在美国名声不彰，我不意外；这也是促使我写书介绍他的作品的动机。真叫我惊奇不置的是，怎么连学术界人士与图书馆员都这般闭塞无知呢？
我委婉地将结果透露给维迪亚，或许是因为我的圆滑老练，明眼人登时可以看出，我吃了不少闭门羹。维迪亚一向敏于感知外人的拒绝与否定，他很难消受如此讯息。他寄来一纸短签，随即遁入沉默，再无音讯。
从我在维吉尼亚大学授课的班级看来，美国大学素质远远不及马克瑞瑞大学跟新加坡大学。我在夏洛特维尔的学生所读甚少──他们几乎没有人读过乔伊斯或是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他们自己却还想写短篇小说。有时候，他们交来去年修习其它科目时写的作业。通常，他们什么也不交。他们性格上还算讨人喜欢，知性上却惫懒无节。有些还是研究所学生呢。我要是给他们批个不高的分数，还会有人抗议。
有个研究所学生跟我说：“嘿！保罗，你搞不清楚啊！我这门课没有B不行！”
我跟他说，给你个C已经算是我慷慨开恩了。他已经修到硕士阶段了。他用的功夫实在太少了。
他对我大吼大叫地：“喂，我就是要个B。”语气像是要抢我的皮夹子一样。
写作难以维持家计（4）
这真是我闻所未闻的新鲜事：教师不读书，学生不能写。一个学期我就受够了。我领出我的积蓄，打包返回伦敦。
我们从西伦敦搬家到南伦敦。而今，我们在卡佛区租下一整间房子，不过，这个地区比伊林区还要不宜居家。此地充斥着作奸犯科的不法之徒──小偷、扒手、偷车贼、抢皮包的、闯空门的、勒脖子抢钱的，以及符合各种描述的多能小贼。可是，卡佛地区实在太穷了，这干子歹徒还得搭火车前往伦敦其他自治区，或是一路直达西区，比较有助犯行的地方，下手扒窃斩获也比较丰富。
1973年春天，《黑屋》交稿之后，我踩着脚踏车，骑到滑铁卢车站，脚踏车停在火车上，坐到萨里斯伯里，再从车站踩着铁马，一路踩到威尔斯佛德庄园。维迪亚看得出来，我的财务状况窘困如昔，不过，我还是告诉了他，为什么我要离开维吉尼亚大学。
“你曾经说过，你再也不要教书了，”维迪亚说。“你坏了自己的规矩。你要是给自己定了规矩，就要遵守下去。”
我们穿过田野，散步到史前巨石柱群，他再度通盘解释，淹水牧草地的形成原理。
“你会喜欢维吉尼亚的，”我说，“那里的乡间景色美极了──青山连绵，绿野无限。”
“恐怕，美国不适合我。我觉得，我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