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喝酒！！”于是，我跟他碰杯。既不知道他老人家为什么痛快，也不知道他何以叫好，因为照他的表情和没说完的潜台词来看，他应该是有一点失望的，至少，我怀疑他在小女子前面省略了“ 不起眼”三个字。那天晚上我以不胜酒力而推托了一切干杯，又以孩子尚小需要陪伴为由谢绝了晚上的泡吧，这似乎不太符合国人的待客之道，尽地主之谊就应该跟大家一起陪杨先生尽欢颜。我的不通情理却一再得到杨先生的支援，他看着我，说：“ 回去吧，你要加油啊！”而从他的目光里，我清晰地看见了他早已洞穿我执意推托的把戏，和他不以为意甚至认可女人尤其是一个母亲就应该这样的点点嘉许。那一瞬间，我无比感激，为他的“ 懂得和宽容”却不说出来而感激。
而此后，“ 加油啊”“ 加油”，就成了杨锦麟先生见到我必说的一句鼓励。当然，很多同业的女记者都跟我反馈，杨锦麟跟她们说的最多的也是这句话。显见，鼓励我们广大女学生上进，已成为了先生的一个习惯。
后来，无论是在深圳还是在香港，每次见到杨先生，他都定要抽出时间跟我聊一聊。有一次，我和老公陪他去广州。路上，他忽然跟我讲人生为什么需要规划，他讲了自己的故事和许多人生感受，讲了他对凤凰卫视、刘长乐知遇之恩的感激，还讲了人应该懂得惜福懂得随遇而安，如何珍惜工作珍惜机会，如何尽社会责任等等。我知道他其实是在提醒我，担心我遭遇不平，心态不平衡，写作不努力。他热心地讲故事给我们听，其实都是为了教我如何做人，如何处世。及至后来，当我到处开专栏写时评的时候，当我开始写书的时候，杨锦麟先生每次见到我，更是要指点我一二：专栏还可以怎样怎样，注意哪些哪些；写书的着眼点应该跳出什么什么框框，将构筑凤凰卫视内核的要素一一指给我看。杨先生这些可亲可敬可爱的循循善诱贵在都是不请自来的，我因为知道老人家忙从来不敢以自己的事情去叨扰，甚至疏于联络，而他却因为热心肠而时常关注。这是我常常觉得自己幸运的地方———人生得到名师指点，实乃一大幸事。而我因缘际会，能经常领略一些大师级人物的教诲，实在是苍天厚爱。每每见面后，杨先生都不忘给我儿子带份礼物———常常是从台湾带回来的各种甜饼和特产。而每当这个时候，我都很惭愧自己的粗心，我好像从来记不起来应该给老先生送点什么。抑或我也想过，但没想到合适的？总之，似乎我是那样的粗放，先生是那样的缜密。
我常想，如果社会是大舞台，那么这个舞台之上的杨锦麟就是一个花和尚鲁智深式的武士，纵横天下，大快朵颐；而如果人生有小密室，那么这里面的杨锦麟则是吴清源式的围棋高手，善于谋篇布局，又精于反思和领悟，就是这样。
老杨的否定式
王湖
第一次看《有报天天读》是反高潮式的。那时还在香港浸会大学念书，有天打开电视，刚好看到一中年男子身着唐装在读报。他时而挥动手臂，时而拿红笔“ 指指点点”，很有一点架势。三分钟过后，心里纳闷，他究竟在讲什么？猜想是自己不专心，于是集中精神，想要听清这闽南口音的普通话。听了半天，还是一知半解，心情沮丧，转台去了Channel V。
世间说到底还真有缘分这一说。没想到自己居然会成为凤凰的一份子，更没想到会当上《有报天天读》的编辑。2005年夏天某个清早，我第一次到评论员办公室开《有报天天读》简短编前例会，小圆桌前坐着杨老师（这是我平日称呼）。窗外，维港天色未明，只是微露晨曦，忍不住打了好几个哈欠，当着杨老师的面打哈欠，有些失礼，表情变得诚惶诚恐。就这样，我开始了每天读报的生活。
《有报天天读》走过了三年光景。换过不少编辑、导演和节目背景，但不变的还是老杨。老杨说，每个跟他合作过的编辑在离开时“ 都很怀念”。作为《有报天天读》的新人，我亦享受在这一团队中的成长过程。以下，就让我以几个“ 否定式”来说说老杨这个人。
老杨不摆架子。老杨有名气，没架子。如今，读报节目多如牛毛，老杨自成一派，吸引无数眼球。尽管“ 杨”名在外，但他从不以此自居。无论公事，亦或私下，无论导演、编辑，还是摄影棚一众crew，老杨莫不和善待之。记得有天录像前，老杨唱着小调，左手持杯，右手拿稿，走在公司过道上，途中偶遇一位导演美眉，捧着方便面疾步穿梭，不禁语重心长：“ 又吃方便面。现在，香港经济好转，不要吃方便面啦。”老杨好像小学模范作文中传说的“ 王老师”、“ 刘老师”，和蔼可亲地关心生病的学生。老杨常说，做电视不是单打独斗，全赖团队合作。他的team spirit 是节目做完后向棚内工作人员的高声致谢，每天如此，这就是老杨特色的“ 人文关怀”。
老杨不说废话。工作忙碌时，老杨打电话会省略“ 你好”，“ 再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切入主题。老杨虽不说废话，但爱说笑话。摄影棚有他，常听取笑声一片。录像之前，他喜欢在棚内用笑话做暖身，“ 兄弟”两字是他的口头禅。或者，坐定之后，吼上几声，来上数秒太极。这几招够架势，但不够标准，所以笑的不是老杨，是棚外的我们。老杨曾对我说，《有报天天读》是份辛苦活，但须在整日辛苦劳作中做出乐子来。听罢，心中惟戚戚然。
老杨不装深沉。老杨是媒体行业老手，熟稔历史、政治，解读新闻驾轻就熟。洞察时（世）事，老杨可谓深沉，但不装深沉。“ 好色”之于他，是个好字眼，如同之于所有世俗生活的欣赏家。好色表现于他对世俗的偏爱，而世俗不等于俗气，是明白高深的道理出自凡人的乐与苦、食与色。《有报天天读》点题环节中出其不意的机俏、犀利大概源出于此。
老杨不服老。一次聚会上，老杨“ 忆苦思甜”，回忆起初到闽西当知青时第一次挑担，曾以七十四斤的体重背负运送七十五斤的稻谷，行走于山间小道，方知谋生不易。而今，“ 稻谷猛男”的办公桌上摆着维他命，时常开玩笑说已步入男性更年期。虽在知天命的年纪，老杨认老，但不服老。五十岁从报业涉足电视业，充分表明他的“ 贪新（心）”。“ 贪新”是对外面的世界保持不餍足的“ 贪心”与好奇，是要让《有报天天读》观众知道山外之山的模样。在新的挑战中学习、成长是老杨的返老还童术。老杨喜新，却又不厌旧。他不讳言，自己有一代人甩不掉的艰辛。私下，他常感慨：“ 要有颗感恩的心。”仿佛艰辛不是包袱，而应是财富。这是比维他命更有效的保鲜剂。
老杨的“ 否定式”包含对工作、人生的积极态度。仔细想想，倒有辩证的力量。于是，我们就在《有报天天读》中看到了性情与理性兼备的主持风格，看到了做新闻的另一种可能。他的“ 不”，一言蔽之，不易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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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
2001年一个春夜，空气中弥漫着酒精、豪情和潮州打冷的气味，一大群新闻人聚在香港北角一家夜店大快朵颐。后来数年，常有参加者不时提起，那次有两个人喝得精彩，基本上五迷三倒，一个是后来天天为全国人民读报纸的杨锦麟，另一个正是本人。这场酒局，缘起于锦麟获得香港新闻年度评选的特写类冠军奖，他得了奖金一万港币，我提出要“ 打一次土豪”。于是，我们在编辑部吆喝了一声“ 走”，就有了那场“ 纵酒的嘉年华会”。
锦麟与我相识于《香港商报》，他虽年长我十岁，但我们共一城风雨，相知甚深，堪称挚友。这几年，他从西装换成唐装，从报纸换成电视，我们却始终沉醉友情，多年不醒。
人生五十才开始
杨锦麟，福建厦门人氏。我始终认为，福建这个地方最大的问题是，离天堂太远，离台湾太近。锦麟也时而自嘲，就是福建那个简称“ 闽”字，游戏了他的前数十年。“ 闽”是“ 门”里一个“ 虫”，所以，大凡福建人都是“ 呆在家里是条虫，出得门后是条龙”。从吟出“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北宋风流才子柳永，到“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海瑞、林则徐，皆是破“ 门”而出，方为人知。凤凰卫视另一个有名的福建人程鹤麟，其人其事也堪佐此说。
出身厦门名校“ 双十中学”，锦麟却生不逢时，初中刚刚毕业，就被上山下乡的历史洪流裹挟到闽西一个山村，种过地，挑过粪，砍过竹。他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存姿势，在农村一呆就是八年。
能不能上大学和上什么大学，往往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文革”之后，锦麟以二十五岁的“ 高龄”考入东南名校厦门大学，这大抵是他的第一个人生转折点。锦麟从厦大历史系毕业后，选择了厦大台湾研究所。从此，台湾研究成为他的主业，并在关键时刻又一次改变了他的命运。
八十年代中期的北京与台北，海天遥遥，信息不畅，而锦麟身处与台湾一衣带水的海峡西岸，浸淫于同源同种的闽南文化，所以，对台湾政治事务具有一种客观而独到的观察力和理解力，字里行间不时跳动着当时罕有的“ 对台新思维”的火花。那些见解终于引起高层的关注，以“ 新华社内参”的形式进入京华，说起来，这算他第一次与新闻机构结缘。一个风云际会，锦麟走过了罗湖桥，在八十年代中期，顺着那条曲曲弯弯的小河，来到香江看一看，这一看，就是将近二十个年头。
一个操着闽南腔国语的汉子闯荡东方之珠，英语跑调，敢说就灵，粤语不准，听懂就行。待到我认识锦麟时，他的本土化早做得七七八八了，当时，有同事提醒我，注意杨锦麟，因为他从不拒绝学习！由于他的敬业，也由于他的底蕴，锦麟后来成为“ 香江一枝健笔”，同时为数个立场不同的报纸写稿，在圈内颇有文名。
平心而论，锦麟的十余载香江岁月，颇有点“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九七回归前，香港股市、楼市狂涨，他没赚到什么钱，九七回归后却在亚洲金融风暴中无辜沦为负资产人士，不得不以报纸主笔的身份潜伏在香港新闻界。当然，锦麟也风光过，2000年全港掀起网络科技狂潮，他决绝地告别《香港商报》，办起一个名叫《世界经济评论》的杂志，记得我们在海南博鳌“ 亚洲论坛”上重逢时，他一身西装革履难掩创业的万丈豪情，名片上的办公地点位于中环的无敌海景写字楼上，令我艳羡不已。可惜造化弄人，几个月后，全球网络科技股市崩盘，香港经济全面跌入新低潮，锦麟也“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2003年，他以知天命之年进入凤凰主持《有报天天读》，半年之后就成了中国当代新闻传播史上知名度最高的“ 职业读报人”。
书生报国嘴如刀
我去美国之前，《有报天天读》刚刚开张；我自美国归来，锦麟已经大红大紫。有一次，我和他行走于深圳香蜜湖一带的大街上，锦麟头戴鸭舌帽，鼻架大墨镜，衣领竖到耳朵下，但还是被人“ 隔街”认出，竟然不顾滚滚车流舍身冲过马路，求的就是“ 杨先生一个签名”。我目睹此状不胜伤感，电视媒体欺压我印刷媒体太甚，只一年，怎么就把人折腾得这么出名？
后来，当我回过头省察2003年，不由恍然大悟：《有报天天读》从降生到蹿红绝非偶然，而是天降大任于斯。任何对中国当代历史有所感悟的人，都可能同意这样一种说法，2003年是中国社会开始重要转型的一年。这一年初春的“ 两会”上，开启了以“ 亲民”为特色的新政。也是在这一年，“ 非典”肆虐，伊拉克战争打得如火如荼，网络前所未有地介入中国人的生活，在“ 孙志刚案，刘涌案，宝马案”中发挥着强大的新闻监督作用，中国内地的受众对新闻知情权有了越来越强烈的呼唤与期待。风云际会，应运而生，催生了《有报天天读》这个节目。本人未经查实地听说，刘长乐是设计师，而杨锦麟是接生婆。
这是一个产生于特殊时代有着特殊意义的一个特殊节目，它的特殊决不在于节目形式本身，而在于它每日萃取的内容，以及隐身其后的价值取向和生存艺术。它与世界各国电视上种类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