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显然不是李不满于称希特勒为战争罪犯，而在于有一些同样要对战争浩劫负责的人物（顶多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吧）在胜利者历史书写的工事后边掩护起来了。
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人们说要有魔鬼，于是就有了魔鬼；30年代的德国人和欧洲人说要有希特勒，于是就有了希特勒。这是不错的。在纽伦堡审判之后半个世纪，在远离奥斯威辛焚尸炉的东方，我们已经有条件除了对希特勒进行道德谴责以外，进而从尼采和瓦格纳那里寻找希特勒的遗传基因，更进而从德意志民族心理倾向和文化选择方面去探询历史的轨迹。正如李所说，〃在暴虐时代，人们和暴君一起强奸了历史；及至时过境迁，人们又在一片对暴君的谴责和审判声中隐瞒了历史的真相。〃他痛快淋漓地评说希特勒，因此赋有一种方法论的意义。
在《我的奋斗》里毫不掩饰地公开宣布对犹太人和对布尔什维克的仇视，这是希特勒的〃阳谋〃。然而，他不正是代表了当时欧洲普遍存在的歧视犹太人和反苏反共的情绪吗？再一个然而，当希特勒一度与斯大林合谋以后又背信弃义地对斯大林发动突然袭击的时候，那动机里面，是否会包含着对1939年发现了斯大林也是个背信弃义之徒时的意外之感呢？李的书里说，由于希特勒对英、法两国人都没有像对犹太人那样必欲赶尽杀绝的仇恨，因此在敦刻尔克战役下达了穷寇莫追的命令。记得有一份材料说，希特勒对斯大林实际上抱有好感，以意逆志，或者就是所谓〃惺惺相惜〃，然而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实。曾有人说文学评论是〃灵魂的探险〃，那末对历史人物的评论更是〃灵魂的探险〃了。李关于希特勒是〃一个具有行为艺术家特征的政治领袖〃之论，也许还有待进一步论证，但是已经给我们提示了一个新的视角。
李《论世纪现象》这一卷中的《论世纪现象》这一章，也是他笔酣墨饱指点激扬的一章。毛泽东是阶级论者，在1942年整风文献中经他审阅下发的有关文字里，强调没有脱离阶级性的人性，只有党性和人性的统一，而党性则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刘少奇的《人的阶级性》一文，也是指定的学习文件，其中论到农民阶级时，不失准确地指出，他们具有狭隘的报复心理。我们从历史上的农民暴动和农民领袖的实践当中，不难印证这一论断。报仇和雪恨是我们以农民为主体的民族文化中，最富有煽动性和凝聚力的因素之一。在当代生活里，习以为常的政治工作口号中，就有以〃民族仇，阶级恨〃来启发觉悟的传统。而在人际关系包括内部斗争的具体运作中，个人恩怨不仅常常是导火索，甚或是更深层的致乱之由。江青、叶群之间，就以〃你有什么仇人，我替你去报仇〃作为政治结盟的黏合剂。李书里有关个人雪耻的推导，就不是全无根据的揣测。
历史，有时候是需要一个适当的距离才能看得更真切，品评得也更加客观一些。对希特勒固然如是，对中国国内的大小人物，也莫不然。比如对江青，在身受其害的人们恨之入骨的年月，只有万里之外的美国人可以代她不平，说中国对江青的指责，如〃爱看美国电影〃〃爱骑马〃怎么能成为罪状？〃不听毛主席的话〃妻子为什么一定要听丈夫的话呢？我们国内直到不久以前还津津乐道，在江青与毛泽东结婚时党的中央政治局曾限定江青不得参与政治生活云云；假如从另一个角度审视，作此超出党章和法律的规定，是不是有干预个人生活过多，并且侵犯了党员政治权利之嫌呢？粉碎〃四人帮〃已有二十二年，江青亦死多年，今天这样提出问题，该不会被人疑为要为江青翻案；正如我们今天指出要为姚文元定罪，完全不必抬出他五岁的时候拜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为干爹一事，这样的定案材料，虽是针对有民愤的姚文元其人，但那思路，跟整个文革时期和文革前历次运动中的办案者动辄对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思路，其实是并没有两样的。
我们，包括李，也包括在这里发言的我，能够接触这样的话题，当然不是茶馀酒后的闲聊；这是多少年来多少人付出各种形式的牺牲换来的一点小小权利，也是我们社会的一点小小进步吧。
1998年7月7日
代序王葆真的故事
《北京政协》月刊更名《北京观察》了，我从改版一期的目录看到柳萌一篇文章题为《要敢于听真话》，说得好。文章我还没看，光这一句就值得叫好。
我想起前年第二期广州《炎黄世界》月刊上曾有王金凤写反右中一段往事，《含辛负重王葆真》。
1957年3月，她以《人民日报》记者身份参加了河北省两个会议，会上传达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欢迎各界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报社要她访问一位有声望的民主人士，充分听取其意见，写一篇访问记。中共河北省委书记马国瑞介绍了王葆真，说他是国民党的元老，曾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策，很早参加民革，现在是河北省民革主席，又是省政协副主席，在民主人士中颇有威望。中共中央统战部也同意报道王葆真。
当时王葆真已是古稀之年，他说要尽其馀生，为国为民，再做一些实事。他说，解放前，历届政府不管人民死活，以致水旱灾害频繁，老百姓真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后，他看到人民政府积极兴修水利，感到振奋。荆江分洪和治理淮河等大的水利工程，他都去参观过，十分佩服共产党〃救民于水火〃的宗旨和魄力。
只是，王葆真近几年听到一些水利部门提出，水利建设要〃以蓄为主〃、〃小型为主〃和〃群众兴办为主〃，不少地方已经照办；河北广大地方就动员群众挖了许多所谓〃平原水库〃，贯彻〃以蓄为主〃的方针。他感到很不安。
王葆真认为，水利建设还是要因地制宜，该蓄则蓄，该排则排，不能提〃以蓄为主〃；不该蓄水的地方兴修水库，只会使土地盐碱化，糟蹋庄稼，有的根本蓄不住水，有的虽然蓄了些水，但白白浪费了宝贵耕地，得不偿失。他又说，水利还是要〃大中小结合〃，如果主要靠农民群众兴办小型水利，实际上是〃劳民伤财〃，而工程收益甚少。
王葆真几次向河北省委、省政府和水利部门建议，水利建设要实事求是，不要强调什么〃为主〃，一有〃为主〃的，常常形成片面性，有害无利。
在采访中，记者金凤问，水利专家们的意见怎么样呢？王葆真苦笑说：〃不少专家和我意见差不多，我的意见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他们的看法，他们当然比我懂行。可惜的是，水利部门的同志以至这里省委、省政府的负责同志还是抱住几个'为主'不放。听说这是主管农业的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金凤说：〃不管是哪一位同志的意见，如果不符合实际情况，或是对工作不利，我想是应当修改的。〃王葆真老人忽然客气地问：〃王同志，请问你今年多大年纪？〃金凤回答二十八周岁。老人微微一笑：〃恕我直言。我觉得你说话坦率，不肯护短，这是不容易的。可是，你过于年轻，不大了解世事的复杂。共产党不是很讲组织纪律性吗？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既然是党中央那位同志的意见，省委、水利部门能不服从吗？〃
记者金凤带着问题拜访了河北省水利厅的厅长、副厅长和总工程师。厅长毫不含糊地赞成〃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兴办为主〃的方针，说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水利工作上的体现。他说，王葆真的意见反映了少数资产阶级专家、学者的意见，实质上是强调依靠国家兴修大型水利工程；我们国家还很穷，水利经费每年就这么多，光靠国家这点钱能解决问题吗？金凤听了觉得似乎也有些道理。
副厅长和总工程师都是党外人士。果然，他们支支吾吾地赞成王葆真的意见。有一点不同的是，他们不赞成〃以蓄为主〃，但赞成依靠群众兴修水利。总工程师说，著名的四川都江堰工程也是集中了群众的智慧修建的。副厅长却吞吞吐吐地说了一句：〃这个水利建设方针据说是最高领导同意了的。〃金凤听了不由得全身一震，但她又以为毛主席不会过问这么具体的事，一项具体工作的方针应当是可以讨论、商榷的。
金凤仔细研究了王葆真写的论证材料，整整一个旅行袋，解放前的资料不说，这里有他解放后跑了十几个省市、行程几万里实际调查的结果。记者金凤看完全部资料，感到王葆真的意见有道理，他的确是为了更好地兴修水利，振兴农业，改善六亿农民的处境；她想尽量避开具体意见，着重写老人的精神，连题目都想好了：《万里奔波为谁忙》。但她因为正赶上五十六天产假，等产假满了，才要动笔，河北的同志告诉她，〃王葆真是河北省揪出的第一个大右派，他借水利大事攻击党的领导……你幸亏没写他，写了就麻烦了。〃
金凤在结束这一回忆的时候说：那个〃以蓄为主〃、〃小型为主〃、〃群众兴办为主〃的水利方针，在1957年以后推行得更起劲，后果是清楚的。〃而王葆真老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几亿农民付出了更沉重的代价！〃
从这个看来已经遥远的故事，是不是可以印证〃敢于听真话〃是跟〃敢于说真话〃不可分，如一块银币的两面呢？如果只有敢于说真话的，没有敢于听真话的，结果怕就是闹成这样的悲剧。姑且不说王葆真的意见是否正确，至少他是在调查研究以后说的真话；他的建言属于某种意义上的不同意见，如果意见完全相同，那末举手表示拥护就行了，还有什么可说的？
因此，为国为民，要敢于听真话，包括听不同意见，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那种听了不同意见就目为敌对，大打棍子的做法，不是不仅有欠民主，而且有欠文明吗？
1998年9月30日
附注：据金凤文，王葆真老人的〃右派〃结论业已改正；他逝世时年近百岁，《人民日报》发表了消息（具体年份不详）。
杂文集作序为高旅杂文集作序
高旅先生从青少年时代民族危亡之秋，就关心国运民生，志存高远。投入抗日战争，作为战地记者，不畏牺牲地日夜奔走，不知疲倦地秉笔疾书，此后数十年一以贯之。晚年作为自由撰稿人，直到去世前四十八小时，仍在伏案写作。他的一生，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生；他以近于古典的情怀，为民族的解放、人民的自由和国家的民主，时而泣血椎心，慷慨呼号，时而忧思如缕，寄托遥深：他各个时期的所有著作就是证明。
先生著作各体均备，从新闻通讯，时评言论，到诗词、小说、散文、杂感，得心应手，倚马可待。职务写作或笔耕糊口，固不能不为稻粱谋，然而，先生确是〃文章虽贱骨非轻〃，有所为，有所不为。他是一个有始有终、全始全终的爱国者。一笔在手，他懂得它的分量。无论什么体裁，出诸先生笔下，无不充沛着浩然正气，史识文胆，此所以先生的人品文品为世所重，更使我心折，由衷尊敬于千里之外也。
高旅先生尤其笃于友情，在我未曾谋面以前，读他为聂绀弩诗集所写的序言，就为他们间历时半个世纪的金石般的交谊所感动，那是真正的知音，默契，濡沫相煦，肝胆相照。我是由顾文华先生介绍与高旅先生通讯的，我见证了这一对少年之交互相念旧，互相存问，至死不渝，惊异地发现了〃朋友之义〃的古道犹存。
去年听到高旅先生噩耗，怅望南天，黯然久之。先生一生的遭际，与我们民族挣脱镣铐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一样，是曲折而坎坷的。他的著作，正是这个多难的民族多难的时代之目击者和亲历者的证言。即使光从这个意义上看，也不该任其泯没。我知道高旅著作极丰，一方面有不少散失，一方面有更多未曾结集，怕也还有未曾面世的；仅藏于私家箱箧，不化为社会公有，不但高旅的心血可惜，于文化积累亦是损失和遗憾。幸经高旅夫人熊笑年女士搜罗整理，并得有关部门资助，先有这本杂文集可付出版，希望今后其遗作有陆续付梓的机会。鲁迅曾说保存亡友的书稿，就像手里捏着一团火，如果这能成为社会上普遍的心态，那末文化幸甚了。
高旅是邵慎之先生的笔名，先生与我五百年前是一家。而先生以旅为名，命意或在以人生为旅途耶？到这旅途接近终点的时候，先生为文又有一个笔名，曰〃劳悦轩〃，是辛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