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超现实的梦幻-象征主义文学- 第13部分

　　但勃活克并不总是这样脱离现实的。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诗人。他始终关心着祖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命运。1995年的俄国革命更促使诗人突破了狭窄的生活圈子，写出《意外的喜悦》（1907）、《白雪假面》（1907）等诗集，“祖国”和“人民”的主题开始占据他创作的重要地位。在赞美“永恒的女性”的同时，他也关注着现实，在《呵，窗外——》中，他“同情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们”；在《工厂》中，他看到了那些工人“个个弯腰驼背——疲惫不堪”，“背上压着沉重的麻袋”；在《夏天，禾苗在田里茁壮生长……》中，他听到了“饥寒交迫的”、“受屈辱的”人民的“叹息”；而在《俄罗斯》、《我的俄罗斯……》、《俄罗斯梦魇》中，他则抒写对祖国命运的浓重忧虑：

　　好像又回到鼎盛的年代，一辆三驾车奔向前方，给花的轮辐深陷在车辙里，破旧的车身摇摇晃晃。

　　俄罗斯呵，贫穷的俄罗斯，你那小小的灰色木房，你那随风飘荡的歌曲，就像我初恋时的泪珠一样！

　　诗人忧郁、痛苦，可他并不悲观。他相信斗争能赢得美好的，自由的未来。在《在惶恐的烈火和严寒中……》中，诗人写道：“在惶恐的烈火和严寒中，生命将经受考验。”蔑视在愤怒中成熟，而愤怒的成熟就是斗争。”他呼喊！

　　起来，拿起神圣的战刀，向不可逃避的乌云闪闪挥舞。

　　甚至，他以一个坚强的心灵表示：

　　我决不举起白旗，哪怕敌人的叫声震耳欲碎。呵，俄罗斯，你走过漫长黑暗的道路，在街垒旁，我们曾紧紧把你护卫。

　　正是由于诗人能够面对现实，向往战斗，他才能最后同情革命，讴歌革命，才会用自己的笔写出“倾听革命”的歌。

　　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他衷心地接受高尔基的指引，和人民站在了一起，和布尔什维克站在了一起。1918年，他写了《知识分子与革命》一文。他号召知识分子：“要用整个身体，整个心，整个的意识，倾听革命。”也就是在同一年，他满怀激情地写了讴歌革命的长诗《十二首》。

　　《十二个》是苏联诗坛出现的第一部描写十月革命最初日子的长诗，是俄罗斯诗歌所达到的最高成就之一。勃洛克以一个诗人的敏感和对革命的理解，用象征主义的手法，谱写了一曲庄严悲壮的革命交响乐。　《十二个》是激情和灵感的火花。诗人后来谈到：“这首长诗，是在一个最少有而且又常是短促的时间中写成的，这时吹来的革命旋风，在自然，生活与艺术的所有海洋上，激起了一阵暴风雨。”

　　诗人还谈到：“当我在写作和完成《十二个》之后，我一连好几天在生理上、听觉上，都感到周围有巨大的喧响——一种混合的喧响　（大概，就是旧世界毁灭的喧响）。”为了创作这首长诗，诗人构思和酝酿了三个星期，最后在两天时间里把它写了出来，诗人当时就说：“这部作品是在激情中写出的，富有灵感，和谐完整。”诗人认为这是它最好的一首诗。

　　暴风雪的意象贯穿长诗的始终，表现了“勃洛克的本质”（勃柳索夫语）。诗人不仅用暴风雪来衬托他所描写的事件，而且赋予暴风雪以革命的内涵。在长诗中，他多次地写到暴风雪。如开头：

　　黑色的夜。白色的雪。风呀，风呀！人的脚都站不住。风呀，风呀——吹遍了上帝保佑的全世界！

　　这种描写，形象而真实地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那种磅礴的气势，渲染了一种悲壮的气氛。

　　在彼得格勒夫街上，从黑夜的暴风雪之中，走出了长诗的主人公——12个正在巡逻的赤卫军战士。通过对这12个赤卫军的描写，勃洛克表达了他对革命的认识。他曾在《知识分子与革命》一文中说过：“革命象猛烈的旋风，象大风雪，总是带着新的，出人意料的事物，它无情地使许多人希望落空，它轻易地在自己的漩涡中损毁了有价值的人，它常常把没有价值的人完好无损地带到陆地上，但这是它的个别现象，并不改变洪流总的方向，也不改变洪流所发生的威严而震耳的轰轰声。这种轰轰声，不管怎样，总是报导着伟大的事情。”基于这种理解，在长诗中，勃洛克一方面热情地歌颂革命风暴的不可抗拒性，另一方面又描写了它的狂暴性；一方面描写革命战士的英勇无畏，所向无敌，另一方面又描写了他们的自发性、无组织性。一句话，诗人从生活出发，他真实地描写了革命，也真实地描写了革命战士，他没有理想化。诗人笔下的革命战士的叛逆精神，高度的警惕性，对革命的坚定信念，以及他们的自由散漫的思想作风，都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12个赤卫军战士中，唯一有名姓的足彼得。他是一个典型的流氓无产者。他在参加赤卫军以前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参加赤卫军后还迷恋那个放荡成性的卡佳，甚至出于情仇而开枪随便杀人。这个人物的描写说明，革命之初革命队伍中某些成员的思想意识是存在问题，甚至是严重问题的。但长诗表明，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在这样一次严酷的斗争中，个人的坏思想、旧意识，是可以被革命的洪流冲刷掉的。看一个人，主要的是看他是否拥护革命，为革命而斗争，为革命而献身。赤卫军战士对革命赤胆忠心，他们就值得赞颂。在长诗中，诗人写了彼得在误杀了情人之后，陷入痛苦，但在同志们的鼓舞下，最后重新打起精神，紧跟着队伍，轻装前进了。这说明，革命斗争的过程是一个教育人的过程，可以改造象彼得这样的人。在革命过程中，不管战士们出现什么错误，不管出现什么事情，但革命洪流却不可阻挡，所向无敌。　（以上内容见《欧美现代派文学三十讲》）诗人豪迈地写道：

　　红旗子／打着眼角。

　　响着／平均的步伐。

　　瞧——残暴的敌人／就要醒过来……

　　雪风刮着他们的眼角／日日夜夜／永不停息……

　　前进，前进，劳动人民！

　　长诗最后出现了耶酥形象：

　　他们踏着威武的步伐在走——后面是头饿狗，前面——拿着血红的旗子，雪风遮得看不见他，子弹也不能伤害他，他踏着轻

　　柔的步伐，驾临在雪风之上，雪花的细屑飞舞，有如珍珠，他带着白色的玫瑰花环——走在前面—这就是耶稣·基督。

　　耶酥是一个象征性形象，他戴着圣洁的“白色的玫瑰花环”，但打着的脚却是体现革命斗争的“血红的旗子”，这样，他已经不再是旧概念中的那个耶稣，而是一个革命的引导者（见《世界名诗鉴赏金库》）。基督教传说中说，耶稣有12使徒，跟随着耶稣来拯救世人。而这里，12个赤卫军战士也跟随着耶稣，他们也是使徒。在联想中，读者会认识到：赤卫军战士正以革命的方式，来拯救世人，拯救俄罗斯。可见，关于耶稣的描写，是全诗主题的升华，它既是对革命的肯定，又是对12个赤卫军战士的最高赞美。

　　《十二个》标志着诗人创作的新阶段，也标志着他的风格探索的新阶段。长诗广泛地使用了象征与暗示的写法：暴风雨象征着十月革命，“黑色的夜”与“白色的雪”分别象征黑暗与光明的世界，“癞皮狗”比喻旧世界，等等。在叙述方面，人称不断更换，由第一人称到第三人称；时而是人物的感叹，你问我答，时而又是诗人自己的感叹，自问自答。在结构上，情节互相交叉，跳跃性很大，时空和逻辑顺序颠倒，受制于情感互相交叉，跳跃性很大，时空和逻辑顺序颠倒，受制于情感、想象。在音律方面，长诗调动多种手段来增强节奏感，音乐性：反复地写这支队伍行进时整齐的音响：“特拉—嗒嗒！”多次引用《华沙革命歌》，采用的多是短促有力的语句，等等。这些手段的运用，使长诗像一首进行曲，音韵铿锵，气势雄壮。在语言方面，形式多样，活泼多变，有自由的口语诗、顺口溜、还有民谣、歌词；有让人深思的疑问句，还有让人激动的感叹句。一句话，在艺术表现方面，《十二个》是完全自由的，它让我体会到是激烈跳动着的时代脉搏；十月革命的暴雨疾风，以及诗人那无法抑制、无法阻遏的情感大潮的澎湃汹涌。在一定意义上讲，《十二个》确是“革命的音乐”。从这首诗中，我们和诗人一起，“谛听”了一次“生命的战斗歌声”。“启发性的巫术”：波德莱尔

　　波德莱尔　（一译波特莱尔）被认为是象征主义的先驱者。他以自己的美学主张，更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开创了西方文学的一个新纪元。

　　生平与创作概况

　　夏尔·波德莱尔1821年4月9日生于巴黎。幼年丧父，不久，母亲改嫁。继父欧皮克是一个军官，第二帝国时期被擢升为将军，后来被任命为法国驻西班牙大使。少年时，波德莱尔便表现出诗人气质，情感世界十分活跃。可是，继父却以他军人的专制作风和高压手段来对待波德莱尔。这给波德莱尔敏感的心灵投下了一道的阴影，造成剧烈的痛苦，使他萌生了一种“永远孤独的命运感”，并逐渐形成了孤傲反抗的性格。

　　由于继父调防，波德莱尔最初在里昂寄宿学校读书，后又转入巴黎路易大帝中学。尽管他学习成绩优异，但由于拒绝交出同学传递的纸条，最后被学校开除。这件事，对一个刚刚步入青年时代的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尔后，波德尔便在无所事事、消极悲观中过起了闲散生活。

　　继父为了“管教”他，让他远游印度。来不料，他思乡心切，刚抿达毛里求斯岛就厌倦了，返回了巴黎。但短期的旅行，丰富了他的阅历，开阔了他的眼界，为他以后的创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特别是，通过这次旅行，他从继父的守旧偏狭中洞察了整个社会的虚伪和丑恶，开始了对生命的思考。

　　他进行了消极的、悲观的反抗。他大肆挥霍父亲的遗产：住着豪华的旅馆，穿着时髦的服装，来往于风雅的沙龙，结交着风流的女人。于是，小小的一笔遗产，很快就寥寥无几了。这使继父和母亲十分气恼。他们请来了公证人，立下字据，限制波德莱尔每月只能花200法郎。

　　这是发生在1844年的事。从此，波德莱尔就过上了贫困的生活，并且，后来，为了还债，他还不得不拼命写作。

　　但波德莱尔的所谓“放荡”行为，依他看来，是“精神上胜人一筹”的象征，是以“标新立异”的方式来与当时风行一时的布尔乔亚道德相对抗。因此，它是一种畸形的反抗，反映了一个精力过剩，思考人生而不得其解的青年的精神苦闷。波德莱尔不满于社会的旧传统。想挣脱本阶级思想意识的枷锁，探索求得精神飞跃的途径，但他找不到。

　　1948年的革命似乎使波德莱尔找到了自己的出路。他参加了工人的武装起义，和巴黎的工人一道，身上背着枪，高呼着口号，登上街垒。他甚至还和友人一起创办了一家报纸，发表一些慷慨的文章。但他并不理解革命，他只是怀着一种对所憎恨的人进行“报复”的心理，以“破坏”的形式来宣泄自己的情感罢了；只是在革命中，“寄托一些有如空中楼阁似的乌托邦”，做些不切实际的幻想罢了。因此，当革命失败之后，特别是1851年路易·波拿巴政变成功之后，他的“革命”激情马上便消失了。他对革命悲观失望，决心从此远离“骚乱”，远离政治。如同他的一首大约作于1852年以后的题为《风景》的诗所说：

　　骚乱徒然对窗玻璃大声怒吼，我不会从写字台上抬我的头：……

　　这里的“骚乱”指的就是1848年的革命。这两句诗正表现出波德莱尔对政治斗争的冷漠。

　　之后，波德莱尔就踏进了资产阶级的文艺沙龙，躲进了文艺的象牙之塔，恢复了大约早在30年代就已开始的诗歌创作，并且，从此一直埋头于诗歌创作。波德莱尔中学时代就爱写诗，16岁时曾用拉丁文写诗而获奖。据说，他22岁（1848年）时已写成15首诗。1851年，他在《议会通讯》杂志上发表了11首诗，以《冥府》为总题。

　　对波德莱尔的思想和创作产生直接而重要影响的作家有两人，一是爱伦·坡，一是戈蒂耶。1848年左右，波德莱尔发现了爱伦·坡。他同情爱伦·坡的身世遭遇，也赞同爱伦·坡的文艺观和美学思想。于是，从1848年7月开始，陆续翻译爱伦·坡的作品，一直到1855年止。1842年，在皮莫丹公寓，波德莱尔结识了唯美主义艺术大师戈蒂耶，并与戈蒂耶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在沙龙里，他们经常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