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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本来让我发愁的事情现在变得令人快活了。我认识了那么多平时难以见面的邻居，尤其是中间有那么多的漂亮姑娘。然而，这也让我直接看到，阿尔巴尼亚社会的失业和贫困是如何触目惊心。杰丽喜欢把每个人的身份介绍给我。这个是画家，这个是飞行员（这里是空军宿舍，飞行员很多），那个以前是电影演员。我慢慢开始有点不自在了。后来，当杰丽告诉我那个略显局促的、穿着考究的衬衣的六十来岁的男人原是阿尔巴尼亚驻奥地利大使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无地自容了。我觉得自己用这几个美金把这些有身份的人吸引过来实在是一件羞辱人的事。我原来只以为这些小活只会吸引一些无事可做的妇女小孩（就像我小时候剥豆子一样）。而更令我不安的是，随同这位前大使来抬青霉素的是他美丽的女儿。她穿着白色的运动装，略胖，皮肤被阳光晒得很红，眼睛碧蓝，体形极丰满。她说着流利的英语。和她说话，我的蹩脚的英语更难听了。不过我还是知道了她是个中学教师，教文学的。让这样的女子为了几个美金屈尊光临，我真的觉得过意不去。我把这事记在心里。过了些时候，我请杰丽去联系，请那个大使的女儿当李明和我的家庭英语老师。她教了我们两个月的英文，就渡海去意大利了。我没有再见过她。
不到三天，那５００箱的青霉素都贴好了拉丁文。事实上，如果当时我有一火车，甚至有一只万吨巨轮的青霉素，按这样的方式，杰丽也可以把它们搞定。很快，这些青霉素运到了国家药库ＦＵＬＬ ＦＡＲＭＡ，又分配到各医院和药房。其中一部分很快就被加入蒸馏水，注射进不同人的肌肉，在血液里循环，与细菌激战。与此同时，ＦＵＬＬ ＦＡＲＭＡ支票也到了我们户头。我们淘到了阿尔巴尼亚的第一桶金。
法托茨
我们常去瑞安人小林开的上海餐馆。一个晚上，小林说起他在米兰的总店生意是如何繁忙，他妻子打理不过来，催他马上回去。他只好考虑把餐馆卖掉。
我们在闪电式接下了餐馆后，才酒醒一般知道这下是犯大错了。我们其实对餐馆经营一窍不通。小林说好要带我们一段时间，帮我们学会生意。可这小子就像六十年代苏联专家一样背信弃义突然就撤走了。我们连个厨师也没有，再说那时我们的药品生意已起步，需要大量时间精力。在接下餐馆的几天里，我和李明一下子就瘦了十来斤。好在我们找到青田人小叶，他在维也纳的餐馆做过二厨，懂得点餐馆经营之道。他就成了我们的大厨师。
起先，餐馆还是有一些客人。小林说餐馆刚开张时，当时的阿尔巴尼亚的总理麦克曾经来吃过饭。小林把和麦克的照片放在皮夹里，在阿国遇到什么事，把照片拿出一亮就解决了。在我们接手后，还常有一些外交使团的客人过来。意大利、希腊的大使都来过几次。当时的北约秘书长索拉纳也来过。索拉纳来时我只觉得这个有点面熟的长着络腮胡子茬子的人有点面熟。后来再次在电视上看到他时才知他是大人物。还记得有个联合国的什么统计小组常来吃饭。其中一个日本人叫小西，还有两个英国妇女，一个法国老头。他们吃好饭各付自己的账。我看到那个英国妇女在生气，说自己已经拿出两千列克，小西却坚持说她的钱还在钱包里没拿出。那妇人说：下次我一定要小心，免得又被你骗一次。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这些来自西方富国的体面人，也是这样抠门计较的。
上海餐馆在我们手里经营了半年，生意日益清淡。我们真的是不会经营餐馆业。另外，阿国的政局越来越不稳定，国外的游客骤减。后来，厨师小叶辞了工，他要回国进货，要做生意了。这使得我们下了决心，关掉餐馆。
这天我们约见了房东法托茨。我们通过阿尔塔把情况告诉他，并表示愿意多付两个月的房租作为补偿。法托茨打断我们的话，说：这个事情应该是小林来和他谈。我们说小林已把餐馆卖给我们，那天晚上不是已经说清楚了吗？法托茨说那天小林是说让我们帮助他看管餐馆，他还会回来的。这时我们才知道小林骗了我们。如果当时他对法托茨说把餐馆卖给我们，法托茨不会这么容易让他脱身的。现在，法托茨很生气。他对阿尔塔说：中国人都是骗子，我们和小林一起骗了他。那天他已经半醉，但还能控制。很不高兴地走了。
法托茨再次来餐馆是在第三天晚上。他进来时带着他十来岁的儿子。当时有两个阿国人在吃饭。法托茨过去对他们耳语了几句，那两人看了我们一眼，站起来急匆匆就走了。法托茨尾随他们到门口，把门反锁上。当他转过身来，我看见他手里拿着一把手枪。那手枪是银色的，大概就是那种所谓的“勃朗宁”手枪吧。他举枪指着我们，他的眼睛眯成一条线，可眼球红得像燃烧似的。他完全醉了。
他挥动着手枪，用阿语喊着，意思要我们离开餐馆，跟他走。现在我们有点明白了他的意思了，他要在我们关闭餐馆之前下手，扣留我们在餐馆里的东西。这使得我们非常愤怒。为这样的事，你怎么可以动用武器呢！我们说我们不会走的，我们要阿尔塔过来和他说理。
不行！法托茨拒绝了我们的要求。要我们立即就走。我们还赖着。他朝墙上砰地就是一枪。这一枪让我们魂飞魄散。这小子已经疯了。他真的会打死我们，如果我们不听他的。法托茨押着我们走出餐馆，回身用自己带来的一把大锁锁上门。他的枪始终指着我们。这时刚下过一阵雨，空气特别清新。餐馆外边的大街上满是人群。有的在散步，有的在喝咖啡，好像大家都是兴高采烈的。他们看着法托茨用枪押着我们，好像并不惊奇，好多人在和法托茨打招呼。我们被他押到他那辆停在人行道上的汽车跟前，他要我们上车。我们当时曾想过逃跑，可又怕这家伙会开枪，只好钻进他的车。他发动了车，挂上挡。这时奇迹发生了。他的车轮子在泥泞中打转，气得这家伙下车喊人来推。我们也下了车，装着也去推车，雨又开始下了，我们很快全身湿透。很多人过来推车，他们都很开心的笑着嚷着。我们趁法托茨不注意，赶紧溜开来。在不远处停着我们的车，我们溜到车边，钻进车里飞快逃去。
这天我们真的成了惊弓之鸟，想回家，又怕法托茨追来捉拿。李明建议去大使馆报告，在那里先躲一夜再说。我们敲开了使馆的门，张领事开门让我们进去了。他在听说了我们的情况后，跑去请示领导。最后，领导的意思是我们应该去地拉那警察局报案，使馆不便留我们过夜。我们只好悻悻离开。那一夜，我们像个落汤鸡似的回到家里，把门顶上了。一听到外边有汽车的响动，就紧张得握着铁棍贴在门后，怕是法托茨赶来了。那个时候我们只有铁棍还没有枪。两年以后，我们有了一支冲锋枪和一支半自动步枪。
金字塔游戏
一九九六年，平时不大开心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忽然变得喜气洋洋了。一种快速的生财方法从天而降。那是一种高息的集资活动，每月的利息高达２０％。报纸上登了一段事情，说有个妇女集资了一千美金，每月都收到两百美金的利息，她对记者说那笔利息每月来得比她的月经还准时。
起初，阿尔巴尼亚人还是比较小心，只是小额试试。在一次又一次准时拿到利息后，他们开始兴奋起来了。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了集资，而那些集资公司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这个活动还有了个名字，叫“金字塔游戏”，一时间，金字塔游戏像野火似的烧遍了全国。
当时新华社驻阿尔巴尼亚记者站的首席记者杨先生和他的太太已经注意到了这件事。为了深入了解，他们也托人集资了五百美金进去，结果一个月后他就收到了一百美金利息。他把这点钱拿出来请我们吃饭了。他百思不得其解，集资者是从哪里弄来这么高的利润来支付这么高的利息？
我就问他：你知道在八十年代温州辖下的乐清县的“抬会”事件吗？他说不知道，整个八十年代他们都在国外。这样，我就告诉他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我的家乡温州辖下的乐清县，出现过一种叫“抬会”的非法金融集资活动。抬会的会主以月息１０％到３０％的付给集资者，他的方法是要每月吸引成倍的集资者，拿他们的钱付上批人的利息。在不到半年的时间，乐清的抬会就几乎吸干了民间的资金。在抬会者吸收不到更多的集资款时，抬会就倒塌了。结果乐清那时社会一片混乱，经济几乎陷入崩溃。政府严厉惩处了抬会主，枪毙了一批人，才使这个东西没有在更大范围流行开来。现在在阿尔巴尼亚出现的金字塔游戏，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杨先生有点将信将疑。但后来告诉我，我说的事情对他后来预测阿国的形势帮助很大。
但不久我就发现金字塔游戏和乐清的抬会的不同点。乐清抬会是民间的地下活动，政府是严厉打击的。金字塔游戏是完全公开的合法的，当时的以执政党民主党为后台的ＶＩＶＡ公司也参与了进去。令人奇怪的是，当时的沙利贝里沙政府的总理在电视上公开说：这个集资活动是安全的，人民可以放心参加。总理的话使得金字塔游戏很快升了级。为了得到现金，阿国人把房子卖掉，把钱交给集资公司。那个时候阿国人真的是过得很幸福，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笔不错的利息收入。好多人都不愿做工作了，整天喝喝咖啡，日子过得可逍遥了。这个游戏很快就像海绵一样吸干了阿尔巴尼亚的资金，据说达五十亿美金。为了榨干最后几滴血，ＶＩＶＡ公司把月息提到１００％。然后，资金链就断了，金字塔轰然倒塌。
全国一片混乱。当那些做着美梦的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所有财产都化为泡影，那种恐惧和愤怒可想而知。愤怒很快变成了一股力量。当时的在野反对党社会党利用了这股力量，准备发动一次大起义。而在地拉那，人们先是在街头游行，包围集资公司，几乎所有的集资公司现在已人去楼空。接着，人们开始抢掠商店，冲击政府。市内已有零星的枪声响起。
这天早上，我在早上八点准时打开门，听到远处的枪声较昨天为多。只有伊丽达一个人来上班，还有一个员工尤莎没来。伊丽达就是那个在国家实验室为我指路的漂亮姑娘。很难想得到，在两年之后，她会来我们这里工作。她气喘吁吁走来，神色紧张。她告诉我：昨天晚上，全国发生起义，起义的人们打开了地拉那、发罗拉、斯库台等等地方的军火库，大量的枪支弹药被抢走。军队的官兵都放弃了岗位回家了。警察也一样。现在的国家是个无军警的国家。
“你来时路上怎么样？商店有否开门？”我问。
“没有商店开门。街上很冷清。本来我也不想来了。只是想来告诉你一下。局势可能会很乱，你得注意安全。”她说，脸色有点苍白。
伊丽达的关切让我十分感动。我说不会有事的。我给她倒了一杯马蒂尼酒。让她镇静些。然后我在ＣＤ音响里放了一张萧斯塔科维奇描写战争的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我说：你听，战争的声音来了。
伊丽达莞尔一笑。她喝过马蒂尼之后，脸色开始红润了些。她说萧斯塔科维奇的音乐悲情太重。她让我放那张席琳·迪翁。她喜欢听那首《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ｌｏｖｅ》。
这段战乱之前的短暂的宁静给我留下很深的记忆，因为那是我唯一的一次和她独自相处。伊丽达在不久后，在城郊的军队医院门口开了自己的药房，生意还很不错。她还准备很快要结婚了，未婚夫是军队医院的一个医生。可是有一天，她的前男友来到她的药店，要她不要结婚，继续和他好下去。伊丽达曾告诉过我她的这个男友是个有妇之夫，她早就想离他而去。所以伊丽达告诉他那是不可能的，希望他不要再来打搅她的生活。那个男人一定活得很不快活，视死如归。他掏出手枪对着伊丽达的胸口连开三枪。然后对着自己的脑袋打了一枪。
伊丽达那天很快就走了，她哥哥开车来接她的。她哥哥说好多地方出现抢劫，他让我赶快关门，把公司的招牌摘掉。这时我的电话响了，是长城公司杨小民打来的。他告诉我同样的消息，说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