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以前者 ”，初非在年限上较量，盖意指中国最近而固有之社会情形，未受世界大交通后之西洋 影响者而言。
在农业社会如中国者，要讨论其有没有阶级，则土地分配问题自应为主要关键所在。此 据我们所知，先说两点：
第一，土地自由买卖，人人得而有之。
第二，土地集中垄断之情形不著；一般估计，有土地的人颇占多数。
对于第一点，大致人人都可承认，不待论证。第二点易生争论，须得一为申说。中国土 地广大，人口众多，而地籍不清理者久而又久。民国以来，纵有一些调查统计，如北伐 前北京政府农商部所为者，如北伐中及北伐后国民政府所为者，皆根本不可靠。其间有 可靠者，则国内外学术专家私人之所举办，又嫌规模小，不可以一隅而概全局。故土地 分配情况究竟如何，无人能确知。就耳目常识之所及，则北方各省自耕农较多，东南西 南佃农较多。然在南方某些地方并不见土地集中者，亦非罕例。同时北方如山东之单县 曹县，亦有大地主累代相承。抑且不止此。好些地方，一县城东之情形或与其城西不同 ，城南又异乎城北。总之，话难讲得很。因此，论者恒不免各就所见而主张之。我自然 亦只能就我所见者而说，但平情立论，不作过分主张。
我家两代生长北方，居住北方，已经可说是北方人。我所见者，当然亦就是北方的情形 。北方情形，就是大多数人都有土地。虽然北平附近各县（旧顺天府属）有不少“旗地” （八旗贵族所有），但他们佃农却有永佃权。例不准增租夺佃，好像平分了地主的所有权 （类如南方地面权地底权）。我所曾从事乡村工作之河南山东两省地方，大地主虽亦恒有 ，但从全局大势论之，未见集中垄断之象。特别是我留居甚久之邹平，无地之人极少。 我们在邹平全县所进行之整理地籍工作，民国廿六年上半年将竣事，而抗战遽作，今手 中无可凭之统计报告。但确实可说一句：全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有土地，不过有些 人的地很少罢了。这情形正与河北定县——另一乡村工作区——情形完全相似。定县则 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一巨册，其中有关此问题之报告。（1）（据李景汉《定县社会概 况调查》，则该处土地分配情形有如下之三例：
第一例：东亭乡六二村一○四四五家，除一五五家不种地外，种地为业者一○二九○家 。其中种一百亩以上者二二○家，即占百分之二，种地百亩以下者一○○七○家，即百 分之九十八。又调查其中之六村八三八家，除四八家不种地外，种地者七九○家。其中 完全无地而以佃种为生者一一家；余七七九家均自有土地多少不等。
第二例：第一区七一村六五五五家，除三七九家不种地外，种地者六一七六家。其中多 少自有土地者五五二九家，完全无地者六四七家。无地佃农视前例为多，然亦只占十分 之一强。有地百亩以上者，在六五五五家中占百分之二，有地三百亩以上者占千分之一 。有地而不自种者，占百分之一。
第三例：第二区六三村八○六二家，除三二三家不种地外，种地者七七三九家。其中多 少自有土地者七三六三家，余为无地之佃农雇农，约占百分之五。在有地者之中，一百 亩以上占百分之二，三百亩以上占千分之三。
以上均见该书第618—663页。）据其报告，分别在不同之三个乡区作调查：一区六十二 村，一万零四百四十五家；一区七十一村，六千五百五十五家；一区六十三村，八千零 六十二家。总起来，可得结论如下——
一、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家都有地。
二、无地者（包含不以耕种为业者）占百分之十以内。
三、有地一百亩以上者占百分之二；三百亩以上者占千分之一二。
四、有地而不自种者占百分之一二。
此调查工作系在社会调查专家李景汉先生领导之下，又得当地民众之同情了解与协助， 绝对可靠。而准此情形以言，对于那一部分人有地而不事耕作，一部分人耕作而不能自 有土地的阶级社会，相离是太远了。我承认这情形不普通。但我们两个乡村工作团体， 当初之择取邹平、定县为工作区域，却并没有意在山东全省中或河北全省中，特选其土 地最不集中之县份。乃结果竟不期而然，两处情形如此相同，则至少这情形在北方各省 亦非太不普通了。
要知道此种情形并非奇迹，而是有其自然之理的。在当时定县中等土地每亩值钱普通不 过四十元。而一个长工（雇农）食宿一切由主人供给外，每年工资普通都在四十元以上。 节储几年，他自己买一亩地，有何不可能？这是说，有地并不难。有地人家百分比之高 在此。又中国社会通例，一个人的遗产，由他诸子均分。（1）（大清律例关于遗产继承有 如下之规定：嫡庶之男，不问妻妾婢所生，以子数均分之；私生子及养子各与其半。） 所以大地产经一代两代之后，就不大了。若遇着子弟不知勤俭，没落更快。这是说，纵 有大地产，保持正不易。一百亩以上人家，百分比之低在此。河北省谚语“一地千年百 易主，十年高下一般同”（十年间的变化，可能富者不富。贫者不贫），又说“穷伴富， 伴得没有裤”，都是由此而发。
既然如此，那么，南方各省土地集中，佃农颇多，又何自而来呢？这一半来自工商业势 力，一半来自政治势力。古语早已说过“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见《史记 ·货殖列传》）。现在之经济学家则指出农业上远没有像工商业那样的竞争：土地集中 远没有像资本集中那样的容易；大规模经营压倒小经营，工商业有之，而农业不必然。 从封建解放后之土地自由经营，其本身是不可能发展出这局面来的。只有由工商业发财 者，或在政治上有钱有势者，方能弄到大量土地并维持之。而一般说来，中国的工商业 家和官吏，出在北方者远不如南方之多。土地分配情形，南北所以不大同，其故似在此 。但他们要土地，不过觉得不动产牢稳，用以贻子孙；其积极兴趣不在此，绝不是想要 改行。虽土地分配情形不免时时受其影响，而土地集中总不是一种自然趋势所在。造成 此种不自然趋势，固有可能；亦必非工商业势力所能为（理由见后），而必在政治势力。 由政治势力而直接地或间接地使全国土地见出集中垄断之势，那对于从封建解放出来的 社会说，即是形势逆转。此种逆转，势不可久。历史上不断表演，不断收场，吾人固已 见之矣。
故我以自耕农较多之北方和佃农较多之南方，两下折衷起来，以历史顺转时期和其逆转 时期，两下折衷起来，笼统说：“土地集中垄断之情形不著，一般估计，有地的人颇占 多数。”——土地集中垄断情形，是有的，但从全局大势来说，尚不著；以有地者和无 地者相较，当不止五十一对四十九之比，而是多得多。自信所说绝不过分。
中国工商业发达，尽管像先秦战国那样早，像唐代元代那样盛，却是从唐代至清季（鸦 片战争）一千二百年之久，未见更有所进（某些点上，或反见逊退）。其间盖有两大限制 存在。我们知道工商业是互相引发的。要商业上有广大市场，乃赖激工业生产猛进；要 工业生产增多，乃推动着商业前进。反之，无商则工不兴，无工则商亦不盛。而商业必 以海上交通，国际互市为大宗。西洋古代则得力于地中海，到后来更为远洋贸易。近代 工业之飞跃，实以重洋冒险，海外开拓为之先，历史所示甚明。然中国文化却是由西北 展向东南，以大陆控制沿海，与西洋以沿海领导内地者恰相反，数千年常有海禁。虽然 亦许禁不了，且有时而开禁。还有许多矛盾情形，如王孝通著《中国商业史》，一面述 唐代通外商之七要道四大港（龙编、广州、泉州、扬州），一面却说：
（上略）是唐时法制，实主极端之闭关主义。虽以太宗高宗兵力之盛，大食、波斯胥为属 地，而国外贸易曾未闻稍加提倡，转从而摧抑之；亦可见吾国人思想之锢塞矣。（见原 书第112页）
所以综而论之，至多不过给予外商与我交易机会，而少有我们商业向海外发展，推销国 货的情形。这样，就根本限制了商业只为内地城乡之懋迁有无；其所以剌激工业生产者 之有限可知。在内地像长江一带，有水运方便还好；否则，凡不便于运输，即不便于商 业。以旧日交通之困难，内地社会虽甚广大，正不必即为现成市场。直接限制了商业， 即间接限制了工业。同时，工业还有其本身之限制。
工业本身一面之限制，是人们的心思聪明不用于此；因之，生产工具生产技术无法进步 ，而生产力遂有所限（关于此层详论在后）。近代西洋在此方面之猛进，正为其集中了人 们的心思聪明于此之故。在此之前，亦是同一样不行。所以说：
直到十八世纪之中叶，发明很为稀见。事实上，技术的情况在1750年以前，相当停滞， 达数千年。到了现代，往往一年间所发明，要超过1750年以前一千年所发明的。（巴恩 斯［H。 E。 Barnes］《社会进化论》，王斐孙译本第211页，新生命书局版）
换言之，若依然像中古人生态度而不改，便再经一千年，产业革命在西洋亦不得发生。 从来之中国人生态度与西洋中古人生态度诚然有异。但二者之不把心思聪明引用于此， 正无二致；其相异，不过在后者自有一天转变到心思聪明集中于此，而前者殆无转变之 一天。那亦就是，若无西洋工业新技术输入中国，中国自己是永不会发明它的。
那面限制了商业发展，这面限制了工业进步。在工业上复缺乏商业的剌激，在商业上复 缺乏工业为推进。他且不谈，就在这两大限制之下，中国工商业往复盘旋二千多年而不 进，试问有什么稀奇呢！似此只附于农业而立的工商业，虽说便于发财而不免购求土地 ，却又不能为发财而经营它，其势不能凌越农业而操纵了土地，则甚明白，所以，由此 而垄断土地，形成地主佃农两阶级，那是不必虑的。而在这种工商业本身，一面没有经 过产业革命，生产集中资本集中之趋势不著，一面循着遗产诸子均分之习俗，资本纵有 积蓄，旋即分散；所以总不外是些小工小商。像近代工业社会劳资两阶级之对立者，在 此谈不到，所不待言。可以说，秦汉以来之中国，单纯从经济上看去，其农工生产都不 会演出对立之阶级来。所可虑者，仍在政治势力之影响于土地分配。
三 何谓职业分途
我们知道经济上之剥削阶级，政治上之统治阶级，例必相兼。上面对于经济上有无阶级 之对立，已略为考查；下面再看它政治上阶级的情况如何，俾资互证。
中国社会在政治上之得解放于封建，较之在经济上尤为显明。中国之封建贵族，唯于周 代见之。自所谓“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见《续文献通考》） ，实际即早已废除。战国而后，自中央到地方，一切当政临民者都是官吏。官吏之所大 不同于贵者，即他不再是为他们自己而行统治了。他诚然享有统治之权位，但既非世袭 ，亦非终身，只不过居于一短时之代理人地位。为自己而行统治，势不免与被统治者对 立；一时代理者何必然？为自己而行统治，信乎其为统治阶级；一时代理者，显见其非 是。而况做官的机会，原是开放给人人的。如我们在清季之所见，任何人都可以读书； 任何读书人都可以应考；而按照所规定一一考中，就可做官。这样，统治被统治常有时 而易位，更何从而有统治被统治两阶级之对立？英国文官之得脱于贵族势力而依考试任 用，至今未满百年。以此较彼，不可谓非奇迹。无怪乎罗素揭此以为中国文化三大特点 之一也。
今人非有相当本钱，不能受到中等以上教育。但从前人要读书却极其容易；有非现在想 象得到者：
第一，书只有限的几本书，既没有现在各门科学外国语文这样复杂，除了纸笔而外，亦 不需什么实验实习的工具设备。
第二，不收学费的义塾随处可有。宗族间公产除祭祀外，莫不以奖助子弟读书为第一事 ，种种办法甚多。同时，教散馆的老师对于学生收费或多或少或不收，亦不像学校那种 机械规定。甚至老师可以甘愿帮助学生读书。
第三，读到几年之后，就可一面训蒙，一面考课，藉以得到膏火补助自己深造。
那时一个人有心读书，丝毫不难。问题不在读书上，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