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当代经济史- 第32部分

　　集中在文教部门和党政机关，大部分生产指挥系统尚未被打乱。然而，在1966　

　　年底这场动乱扩展到工业交通企业之后，特别是在“全面夺权”中，经济工　

　　作的指挥、调度和管理系统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使国民经济的运行失　

　　控。如作为最重要的综合性经济管理部门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由于受政治动　

　　乱的冲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机构就被打乱，工作基本陷于停顿。1967　

　　年和1968年甚至没有编制年度计划。1968年12月成立了一个仅十几个人组　

　　成的业务班子，并规定原国家计委人员的主要任务是搞所谓“斗、批、改”。　

　　1970年6月，又决定将原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工业交通办公　

　　室、国家统计局、国家物价委员会、劳动部、物资部、地质部、中央安置办　

　　公室等9个单位合并，成立“国家计划革命委员会”，全部编制为610人，　

　　仅占原有编制的11。6％。　

　　　　　　　③动乱给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文化大革命”的长期动乱使国民经济　

　　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在10年动乱中，中国国民收入损失约5000亿元，　

　　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摧残，科学技术水平与世界　

　　先进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扩大。　

　　　　　　　第一，中国经济曾几次大幅度下降。第一次是1967和1968年的经济倒　

　　退。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9。6％，1968年比1967年再下降　

　　4。2％。1968年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比1966年分别下降了13。4％和13。3　

　　％，国家财政收入下降了27％。第二次是1974年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　

　　　“四人帮”把矛头指向主管经济工作的周恩来总理，导致这一年经济停滞不　

　　前，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分别比1973年仅增长1。4％和1。1％，而财政　

　　收入下降8。4％。第三次是1975年底开展所谓“批邓、反右倾翻案风”运动，　

　　使1976年经济又呈现混乱状态。1976年同1975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仅增　

　　长1。7％，而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则分别下降2。7％和8。5％。①　

　　　　　　　第二，导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首先是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第四　

　　个五年计划纲要　（1971—1975年）规定了各项高指标，1970年之后又重新　

　　出现基建规模过大、超过国力可能的倾向，积累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　1969　

　　年的23。2％急剧上升到1970年的32。9％，1971年再上升到34。1％，以后　

　　一直维持在31％以上，1970—1976年年均积累率为32。6％。高积累是靠压　

　　缩人民的消费达到的。其次是农业、轻工业同重工业的比例严重失调。在投　

　　资总额中重工业投资的比重，“三五”计划为54。5％，“四五”计划为52。1　

　　　　　　　　　　　　　　　　　　　　　　　　　　　　　　　　　　　　　　　　　　　　　　　　　　　　　　　　　　　　　　　　　　　　　　　　　　　②　

　　％，比“一五”计划重点发展重工业时期尚分别高15。8％和13。4％。此外，　



①　谢明干、罗元明主编　《中国经济发展四十年》，第17　页。　

②　谢明干、罗元明主编　《中国经济发展四十年》，第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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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处理内地、沿海工业和国防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方面，过分强调战备和内地　

　　建设，使“三五”、“四五”计划中内地建设投资比例分别高达66。8％和　

　　53。5％，并强调“靠山、分散、隐蔽”，从而浪费了大量资金。　

　　　　　　　第三，主要经济效益指标下降。国民收入总额在10年中有一定增加，　

　　但主要是靠外延生产方式达到的。从经济效益看，不是提高，而是下降。1976　

　　年，全国约有1/3以上的企业亏损。国家财政1967—1976年连年发生赤字，　

　　财政赤字累计达65。1亿元。　

　　　　　　　第四，人民生活水平下降。1965—1975年全民所有制职工平均工资下降　

　　6％。10年中，人民吃穿的消费水平踏步不前，甚至下降。1976年同　1966　

　　年相比，粮食从每人消费190。5公斤提高到191。5公斤，仅提高0。5％，低　

　　于1952年的水平；食用植物油从1。75公斤降到1。6公斤，下降8。6％；猪　

　　肉从7。05公斤提高到7。25公斤，仅上升2。8％。在居民住房方面，据1978　

　　年对182个城市统计，人均为3。6平方米，比1949年的人均4。5平方米还　

　　少。①　

　　　　　　　在“文化大革命”中，1971—1973年和1975年曾经由周恩来和邓小平　

　　先后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他们同“左”倾错误和“四人帮”　

　　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对国民经济进行了整顿，但由于“四人帮”在中央占据　

　　重要地位，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3。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改革在农村的突破　

　　　　　　　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农业生产力有了一定的提高。然而，农业管理体制　

　　不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导致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改善都比较缓慢，　

　　1978年还有一亿多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农业管理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　

　　是，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难以保证生产队的自主权；经营管理过于　

　　集中；分配上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农村改革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①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粉碎“四人帮”以后，安徽、四川两省的　

　　农村最先试行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农业生产责任制。最初一般　

　　实行的是联产到组责任制，随后许多地方又逐步将联产到组发展到联产到　

　　人，并进一步发展到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从而突破了人民公社原有的经营　

　　管理制度。关于包产到户的问题，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有一个逐步认识的　

　　过程。早在1956年我国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包产到户就曾被不同地区的　

　　一些社队所采用，后来在1959年、1961年、1964年和1970年在全国一些　



①　谢明干、罗元明主编　《中国经济发展四十年》，第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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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又实行了包产到户，然而均先后被批判、“纠正”和禁止。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指导下，全党对包产到户的认　

识和政策逐渐发生了变化。1979年9月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　

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地区、交通　

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不要包产到户”。这是多年来第一次允许包产到户　

这种形式的存在。1980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　

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强调，“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　

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　

险”。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把集体所有的土地长期包给各家农　

户使用，农业生产基本上变为分户经营、自负盈亏，农民生产的产品“保证　

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种责任制使农民获得生产和分　

配的自主权，既克服了以往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弊病，又纠　

正了管理过分集中、经营方式单一等缺点，从而解决了我国农业长期以来没　

有解决的根本问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伟大创造。　

　　　　在80年代后，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发展进一步加快。到1980年底，全国　

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从年初仅占生产队总数的1。1％上升到　

14。9％，至1982年6月为86。7％，1983年初又进一步提高到93％。到1987　

年，全国有1。8亿农户实行了这种责任制，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8％。实践表　

明，这种责任制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得到农民的拥护，具有强大的生　

命力。1983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公布的《当前农业经济政策若干问题》　

文件指出，这种联产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中“分散经营和统一　

经营相结合的经营方式”，“在这种经营方式下，分户承包的家庭经营只不　

过是合作经济中一个经营层次，是一种新型的家庭经济。它和过去小私有的　

个体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并指出，联产承包制“既可适应当前手工劳动　

为主的状况和农业生产的特点，又能适应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发展的需　

要”。　

　　　　②撤销了原来“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恢复了乡村政权机构。由　

于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制度，作为国家基层政权的公社机构，实际上具　

有直接支配集体经济组织生产、交换和分配的权力，生产队的自主权更难得　

到保障。同时，在政社合一的体制下，由于作为国家基层政权的公社一级管　

理机构可以凭借政权的力量，往往容易忽视经济手段的作用，难以消除命令　

主义、瞎指挥等不正之风。为了克服这些弊病，必须对“政社合一”的制度　

进行改革。1980年先后在四川、江苏等地进行政社分开的改革试点，然后在　

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　

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规定建立乡（镇）政府作为基层政权，同时普　

遍成立村民委员会作为群众性自治组织。到1984年底，全国各地基本完成　

了政社分设，建立了9。1万个乡　（镇）政府，92。6万个村民委员会。因而，　

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实际上已不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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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调整农产品的价格政策和收购政策。1979年和1980年先后两次大幅　

　　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缩小了工农业产品之间的“剪刀差”。1985年放开　

　　了除城镇居民口粮、食油以外的农副产品的销售价格，1988年又把肉、蛋、　

　　蔬菜、糖4种副食品的零售价格放开。1985年还取消了农副产品的统购派购　

　　制度，实行尊重农民自主权的国家计划合同收购的政策，合同收购以外的农　

　　产品，农民可以在市场上自由出售，或以协议价卖给国家。农业税也由过去　

　　向农民征收实物改为折征现金。因而就基本上改变了30多年的统购派购政　

　　策，把农村经济逐步纳入市场经济的轨道，促使传统农业向专业化、商品化、　

　　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④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深刻地改变了农村的产业结构。在农业上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农村解放出一大批劳动力。在改革开放形势的推动　

　　下，农村中集体的、个体的及私营的企业迅速发展。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　

　　从业人数达到8805万人，产值达到4764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4　

　　％，第一次超过农业总产值。这是中国农村经济的一个历史性变化，是中国　

　　农民的又一伟大创造。　

　　　　　　　　（2）改革重点转向城市及其全面展开　

　　　　　　　80年代初，在党的十二大　（1982年9月）之后，经济体制改革迅速地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在农村改革的推动下，全国改革的重点逐步转向城　

　　市，其他领域的改革也迈开了步伐。　

　　　　　　　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强调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　

　　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　

　　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　

　　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　

　　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　

　　　　　　　　　　　　①　

　　结论。”　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是整个新　

　　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总结了建国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把经济体　

　　制改革推到一个新的阶段，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次重要探　

　　索。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