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这个人 作者: 陈才生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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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这个人 作者: 陈才生_2- 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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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关入大牢,不料想,如今竟以“匪谍罪”被判处死刑,“被褫夺公权终身”。黄中国得知后,自然要大呼冤枉、大喊救命了。 

        1972年8月12日,李敖为黄中国写成一份长达六千余言的《军法声请复判理由书状》,共分14点为其喊冤。但令李敖可叹可惜的是,“警备总部军法处”把这种人命关天的大案子,不传证人,就草草定案;而“国防部军法局”也同样草菅人命,依样画葫芦。在这种双杀之下,黄中国终于难逃一死了。 

        这一年11月1日清晨5点钟,11房的牢门突然间被打开,黄中国正睡在门边,他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一声哀呼,坐起来,向牢房另一角冲过去。另一个囚犯胡炎汉吓得举臂大叫,缩成一团。这时,七八个狱警进来,直扑黄中国,反铐他的两手、抓住他的头发、用布条缠住他的嘴巴,再用熟练的技巧,把他架出房门。黄的声音变成一种嘶裂之声,渐渐远去。李敖披着小棉袄坐在那里,目击着全部快速动作的完成与离去,神色夷然。 

        当天晚上,几个牢友坐在一起谈起清早的事,同房的李国龙问:“难道军法官不知道黄中国根本不是匪谍?” 
        李敖说:“当然知道。只是他们要表现捉拿匪谍的成绩,不枪毙一些人,就会被上面打官腔。在这种邀功交卷的要求下,每年就只好弄出些假匪谍来充数。上面要‘缴匪谍’,谁管那么多!” 

        胡炎汉说:“在那样的情形下,你还冷静地做一个旁观者,你可真狠!” 
        李敖冷静地说:“死者已矣,救活的更重要。并且,在观察人间万象的时候,你必须冷静,有一天,我会为黄中国做更多的事。” 
        从黄中国身上,李敖透视出国民党法律的荒谬。 
        一次放风之际,李敖碰到一个小“叛乱犯”,他还是一名高中学生,因想组党,被抓入笼。高中生大惑不解地对李敖说:“李先生,公民书中告诉我们,宪法第十四条‘人民有集会及结社之自由’,我以为那是真的,就想组党,结果就给抓进来了。”李敖听了哈哈大笑。联想到黄中国,他愈发感到那个不可与言的政党的滑稽与可恶。 

        在军法处关押期间,李敖曾与一个小偷住在一起,小偷才19岁,浙江奉化人,因长得奇黑,李敖用台湾话给他起外号叫“欧卡曾”(白话是“黑屁股”)。 
        小偷刚进来时,十分好奇,对李敖老是问东问西。李敖整天忙于读书,便禁止他同自己说话,他只好坐在一边贼眼溜溜地看,每当李敖休息一下或小便一下时,他赶忙说上几句。 

        冬天的牢房阴凉潮湿,李敖将父亲当年在东北穿过的一件皮袍子也带了进来,聊以御寒。皮袍是猞猁皮做的,是皮货中的上品。不料,有一天,它竟被贼眼溜溜的“欧卡曾”看中了,他用手摸着上面的毛,又要问李敖问题,李敖用食指挡住嘴,暗示他不准说话,他无奈,就一边摸着一边喃喃自语:“毛真好!毛真好!毛真好!” 

        结果第二天,他就被叫出去了。监狱官调查他的政治问题。他大喊冤枉。监狱官说:“若没政治问题,怎么会说‘毛真好’呢?毛泽东还在大陆那边,你说‘毛真好’是什么意思?”“欧卡曾”这才想起昨天的事。原来每间牢房的天花板上都安有一个扩音机,既可发号令、放音乐,又可窃听牢内犯人的言语。因为这个“大耳朵”只能听不能看、只能录音不能录影,所以窃听时就难免断章取义,于是“毛真好”的误会就发生了。 

        “欧卡曾”费了九牛二虎的气力来解释,才算过了关。他庆幸自己的运气好,没有变成政治犯。 
        后来,小偷因为偷运香烟,被戴上脚镣,移到别的牢房去了。临走前,他感到李敖待他很好,便说:“我出狱后,一定找个脱衣舞女,用摩托车载来,在你窗下大跳一次,在警卫赶到前,再用不息火的摩托车载运逃走。” 

        李敖笑着说:“那好啊,你看我这么忙,哪有那样的时间啊!” 
        小偷说:“龙头啊!不要太用功了!那时候该休息一下,看看脱衣舞,看看死脱瑞普,看看也好!”一边说,他一边扭动,学脱衣舞的模样,丑态可掬,李敖笑得腰都弯了。坐牢这么多年,他从来没有这样开怀大笑过。 

        李敖在坐牢期间,曾经有三年多时间是独居一室,过着面壁四面的生活。每天的吃喝拉撒睡,全在这里。小房虽有门,但极难一开,一切与外联系的事情,如送饭、递物等等,都通过墙根那个小洞,李敖戏称这是名符其实的“洞房”。 

        有一天,有一个外役蹲下来把脸贴在洞口同李敖说话,李敖只能看到那张几近变形的脸,年轻、饱满、聪明、白净,配上一对精明的眼睛、一张有毅力的嘴,给人极深刻的印象,他压低声音说:“李先生,我是你的读者,我佩服你,有什么事,凡是我能做的,就叫我做。我叫俞中兴,是杀人犯……班长来了,再见!” 

        有了这位崇拜者的帮助,李敖在牢中得到不少的照顾,比如打菜时,他会自动多打一点;装水时,他会自动把五公升水桶装足;偶尔捡到一块报纸,他会自动高速丢进,使他能多知道一点“中华民国”的消息。终于有一天,他与俞中兴有了一次长谈的机会。 

        那天,军监要粉饰走廊,俞中兴做油漆匠,当他刷到李敖的房外时,站在梯子上,与李敖对话。班长正好不在,两人便聊起来。于是,李敖知道了这个外役的一些情况。 

        俞中兴长得人高马大,念过大学,后来讨厌读书,不念了,混入桃园黑社会,在流氓集团中以足智多谋好勇斗狠出名。有一次,他与另一流氓团伙古永城派发生冲突,他和同伙李盛渊(外号“阉鸡”)等,表演了轰动一时的“飞车杀人案”,杀掉了古永城的大将,古永城死里逃生,俞中兴因此被捕。谈到抓他的警察,俞中兴依然怒气未消。 

        “他妈的警察真不够朋友。” 
        李敖说:“美国黑社会有一句谚语说:‘千万别同警察交朋友,因为你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公事公办。’这就是说,警察随时翻脸无情的。” 
        俞中兴应声答道:“是啊!他妈的我们干掉了古永城手下的流氓,等于帮了警察的忙啊!他们怎么可以反倒抓我们!他们整天靠我们养,真他妈的太不够朋友了!我们杀古永城他们,是‘为民除害’啊!” 
        李敖笑了:“可是,你忘了,你也是一害啊!” 
        俞中兴理直气壮:“我是一害啊!可是我们杀了一个,总少了一害啊!他妈的警察怎么可以抓替他们办事的人!这样乱来,以后谁还敢‘替天行道’啊!” 
        李敖被他的话震惊了。他觉得俞中兴说得真是有趣之至,说得真是含意深长。他想到了晋朝周处“除三害”的故事。俞中兴有除害之心,不管该不该他除,其人纵可诛,其心不可诛,这种有善念的青年,难道就因一念之“善”,就要万劫不复吗? 

        这次谈话后不久,俞中兴就被移送司法单位了。他曾给李敖一信,李敖因自己是政治犯,写信不方便,未回信。后来听说他判了无期徒刑,移送绿岛隔离犯监狱,在移送前后,被打断肋骨多根,显然是有意把他报废了! 

        在漫长的黑牢生活中,有一天,李敖读到美国休伍德(Robert Emmet 
      Sherwood)描写流氓的名剧,不禁浮想联翩:流氓之中,有的具有真性情。他们做人,干干脆脆,毫不伪君子。他们的行径或不足取、他们的人生观或很奇特,但他们放浪形骸、敢做敢为,的确比所谓上流社会的狗男女们真得多、至性得多了。上流社会的人,没人敢“替天行道”,他们只是伪善而已,实在叫人看不起。戴布兹(Eugene 
      Vietor Debs)说“只要有下层阶级,我就同流;只要有犯罪成分,我就同俦;只要狱底有游魂,我就不自由。”想到俞中兴,李敖怆然而有同感。 
     
       智者的微笑 

        监狱,是一种特殊的建筑,是人类文明开放出来的一朵黑色之花。 
        监狱本身无所谓善恶邪正好坏之分,这要看掌握在谁的手中。 
        从监狱心理学角度讲,监狱的功能只有一个,那就是摧残被囚者的精神,消灭他的意志和对自由的本能冲动。即便是它的一堵墙、一扇门,一方小小的铁窗和它投下的一线微弱的光线,都无不使囚徒感到阴森、恐怖和绝望,这也正是监狱建筑所遵从的主要心理原则。 
        小窗上的栅栏是铁做的,透过高高的小铁窗,可以看到一角蓝天和白云飞鸟,使人感到自由的可贵。而那四堵坚固的高墙,则中断了囚犯与世界的一切联系和交往。它能够使人孤独,使人悲观,使人沮丧,使人反悔,使人屈服,使人绝望。 

        但这种作用对它的囚犯并不是每验必灵。在那些意志坚强者眼中,只不过是斗争的环境发生了改变而已。王尔德说,“全世界在我看来也不过和我的牢房一样大”。古今中外,文天祥、巴枯宁、车尔尼雪夫斯基、甘地以及现代民族解放中无数的争自由求解放的坚强勇敢的献身者,他们面对黑暗的牢房,都毫不畏惧地与对手进行了殊死的较量。 

        李敖正是以这一类人而自诩的。他曾打过一个比方:小鸟在树林里要歌唱,在铁笼里照样要歌唱。 
        在囹圄之中,他也有过沮丧,有过失落,有过亲友背弃身心两困的磨难,有时,动起肝火时连远途跋涉而来的母亲都不愿晤面。他在给大学老师吴俊才的秘信中说: 

        我最后在极短的时间里纯用文字的力量平步青云,所向披靡,使想用笔杆压伏我的人为之失色,转而以笔杆以外的方法染我身上的颜色。“才如江海命如丝”,我从大作家降为大坐牢家,一切都似前定。孤灯黯淡,子夜独思,李鸿章说这岛是“伤心之地”,对我更有多重的感伤。① 

        但最终他还是挺过来了。他很庆幸,在牢里,他读到了吴俊才老师的一部大书——《甘地与现代印度》。甘地的坐牢哲学,使他步入一个新境界。甘地认为,一个人自由与不自由,关键还在他自己和他所持的心理状态,你心里觉得自由,自由就在;你心里觉得不自由,桎梏就在。正因为他具有这样一种高迈的思想,所以,他前后五次入狱,但每次都“像一只快乐的小鸟,在这儿所能做的并不比外间少。我留居在此,对我有如入校。”②这种坐牢哲学给李敖带来了极大的启发,他把甘地这种被囚者的心灵自由称做“不自由的自由”。马克思说过,受难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难。中外古今,往往是那些受难者最终成为思想者。在先哲思想的启发下,李敖不仅认同了这种“坐牢的哲学”,而且在长考中丰富和发展了这种“智者”的哲学,这种哲学成为他度过漫漫长夜的精神支柱。 

        入狱后不到一月,他便在阴暗的牢房中写下这段自励之语: 
        智者深明人生乃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福祸相依等交综而成,有浮有沉有荣有枯,得不足喜,失不足忧。故智者只是随遇而安,不徐不疾,不烦不燥。智者爱护朋友,尊重敌人,珍宝女人和小孩。智者是新约里对比文字下的人物。智者是甘地,是金格,是吕坤所描写的化身。智者修养功深,喜怒哀乐少激于外而深得于内,智者即是强者,是上通古今伟大人格的榜样。智者善于超以象外,静观万物和自己。智者坐井仍能观天,不出户仍能知天下。智者达观,智者是塞翁。智者能苦中作乐且不以俗苦为苦。智者知菜根香。智者理性不多愁善感,肠亦易断,泪不轻垂,于通人断肠垂泪之处,智者恬然若无情者,若太上忘情者。(“我但见明月,更不想什么”)智者于忧患中不失其兴致,不失其本色,不失其趣味,不失其幽默,不失其easy,不失其微笑。…… 

        智者看世事,一笑置之,智者有度量容人——甚至纵容人(包括朋友、敌人、女人、小孩),智者知足。智者喜看光明的一面(Lucy),智者知道“可能没那么糟”、“可能石块并不大”、“比下有余”、“设想更坏的遭遇”、“既来之则安之”。智者不惑不忧不惧。智者有耐心,知道人间事急不得,知道多一分自在即少一分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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