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利益洗牌的产物。
此番高居榜首，实际上靠了光绪帝的老师户部尚书殿试读卷大臣翁同騄的力量。翁早已看中张謇这位会试第六十名的同乡门生，便在那儿坐等张謇交卷。收卷官黄思永见到这位帝党首领如此器重，自然不敢怠慢，在张交卷时，便迎上接收，展卷一看，有空白处一字未填上，遂为之补填，又见“恩”误为单拾，又在“恩”字上添一“圣”字，改完交翁（按说这有点属“吹黑哨”的作弊行为了）。翁氏提携张謇心切，一俟卷子到手，立即评卷：“文气甚老，字亦雅，非常手也，非中状元不可。”翁如此迫不及待，弄得其他主考大人极不快活，老资格的军机大臣张之万说：“现在卷子还没有看完，前十名现在还不清楚，怎么就能定出状元呢？”但翁与麟书、李鸿藻早已形成契约，榜眼探花皆有所属，这才力压张之万。一甲第一名果然就是张謇。光绪帝看着第一名的卷子，问谁取中的，张之万回答是翁同騄。翁立即上前说，张謇系江南名士，而且是个孝子，进而说殿试向来重写不重作，此卷则写作俱佳；今年是皇太后六十万寿，张謇会试中了第六十名，是个吉祥的好兆头。张謇于是在最高级的国家考试中夺魁天下。
科举的内容，一直是四书五经，这种从古及今千年不变的教条，又用八股文束缚得更透不过一点气来。惟一收获，是在皓首穷经苦读之中，熏陶了封建礼教，才与整个老朽体制合拍。科举从隋唐到清末，始终与做官的业务脱离。大量的科举出身的清末官僚，除了会把字写得黑润圆光之外，一无所能。
值得庆幸的是，已是特赐进士的严复并未把一腔热血耗尽在朽烂的功名与官场之上。赫赫功名救不了危亡的大清。甲午国耻，严复作出了与张謇同样的选择——张謇实业救国，而严复则定位于开启民智，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由此发轫。
秀才，举人，进士，状元，一个比一个华贵显赫但总是散发着霉味的科举功名，又如何能与正行色匆匆的厚重历史擦出火花呢？
百年倏忽而过，我们已记不清严复张謇们是如何在科举场上跋涉的了，以及他们进士、状元的身份。我们所能知晓的，是一部开启民智的《天演论》，是严译的亚当·斯密的《原富》；是大生纱厂，是脚下万顷被开垦的黄海滩涂。这才是他们真正划出的历史痕迹。
历史从久远的过去绵延而来，路过今天又折向未知的将来。今天，是历史的留存，空气、发黄的纸片、话语声音，无不挟带着昨日的气息。甚至作为年轮舞台主角的我们本身也是历史的留存。每个时代，为功名利禄奔波的人们总如过江之鲫，但是他们是否想过该怎样留下历史的痕迹呢？哪怕在百年以后！
激进与保守的双重变奏
？ 邱从强
激进与保守是一个矛盾体中的两个方面，本互不相融。但是因为激进的存在，才显得保守那么“怯懦”，也正是由于保守的出现，才衬托出激进的“果断”。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究竟孰多孰少、孰是孰非，前几年也曾有过激烈的争论（详见余英时先生与姜义华先生于1992年4月在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上展开的争鸣）。激进与保守只是作为实践主体——人，对历史及现实的某种态度或措施。仅从学理上而言，各有利弊，很难说哪一个是完全对的，哪一个是完全错的。但在某些情况下，激进就意味着冒进，保守就代表着稳重，或者说是理智，从而具有更多的支持力量。笔者仅以六十多年前“西安事变”时对蒋介石的处理态度上的分歧作一些探讨。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率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了在西安督导“剿共”的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周恩来曾说过，“西安事变”的发生，虽然主要是由于张、杨二位爱国将领抗日的决心，同时也是由于在不断高涨的人民群众爱国抗日运动的有力推动下发动的。事变于12月下旬得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蒋介石长期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促使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当然也实现了张、杨二人发动事变的初衷。毛泽东对“西安事变”有很高的评价：“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
“西安事变”发生后，西安几十万学生、市民、工人纷纷涌上街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打倒南京政府”。东北军中的激进派更是要求杀蒋以谢国人。当然，他们也有激进的理由：蒋的对日妥协政策使得他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蒋把他们派往“剿共”前线，而不是让他们打回东北老家去，他们这样做，是发泄心头之恨。更何况蒋又对他们百般苛刻。民众爱国无罪，爱国情怀本无可厚非，但有些是很激进的，激进得会忘记后果。口号中的逻辑矛盾是非常明显的，再“打倒蒋介石”、“打倒南京政府”，又怎么能“停止内战”呢？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之下，打倒了蒋介石，打倒了南京政府，谁还会有资格来领导和组织抗战呢？总之，那时西安的激进者们都兴高采烈，竖起大拇指称赞张、杨二人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
囚禁了蒋介石，谁将会成为中国的权威领袖，谁来领导和组织抗战，这也是那些激进的民众在欢庆之余所应静下心来思考的问题。当时国内的各派政治力量，除南京国民政府外，时常与之作对的两广地区在事变爆发之前就已归顺了蒋介石。共产党经过长征后落脚偏远的陕甘地区，在中原地区的影响力较以前有所减弱。除此之外，张、杨的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似乎成为希望。这种想法也曾风行一时。“西安事变”发生后的三天之内，山西、湖南、贵州和广西等地的民众团体就发来一千余件电报，拥护张、杨。例如青岛十万工人的代表在给张、杨的来电中说：“张副司令、杨主任和西安一切抗日的战友们，努力向前吧，全国最大多数的大众们都翘望着你们，准备援应你们呢！”〔1〕这或许是一厢情愿，然终究难成事实。因为已失去东北老家且在关内都很难立足的东北军和总共才有五万多人的十七路军是很难担当大任的。况且张学良始终都是拥护蒋的。在后来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时，他都对自己的“罪行”十分坦白，毫无托辞：“我对于我们违反纪律之行动，损害领袖之尊严，我是承认的，也是领罪的。”〔2〕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错综复杂的各种直接和间接因素互相推动的结果，但当时的社会心理因素是不能忽略的。“社会心理就是社会中各个人间所表现的互相类似的行为型式及互相刺激与反应的现象。”〔3〕当时的社会心理是拥蒋的，因为蒋是当时中国惟一的权威领袖。同样，也因为中国民众有惟权威主义的思维定势，即民众经过一段时期对权威领袖认同后而产生的依附心理。在革命政治文化甚浓的近代中国，作为权威领袖人物，不一定就担任最高官职，但也必须至少具有以下两个条件：一是掌握军权，二是有相当的治理国家的能力。蒋介石从军事起家，在1927～1936年期间，虽两度下野，但始终牢牢地控制着军队。中原大战后，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派系都已失去问鼎中原的实力。孔子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纵观南京政府的战前十年，蒋的主要兴趣虽不在经济建设方面，但国家建设也不是一败涂地。更重要的是蒋完成了统一，尽管是形式上的，但很适合中国民众大一统的传统理念。这样，他便顺其自然地填补了皇权瓦解以后的权力真空，在国家和国民党内形成了以蒋为中心的运行机制。社会心理认同了蒋介石作为权威领袖的存在，久而久之形成了社会心理积淀。张学良在1934年所说的这句话就代表了当时的部分社会心理：“中国必须真正统一，拥护一个强有力者做领袖，像德、意两国那样，先把国内搞好，然后才能对外抗战。现在只有蒋先生有资格做这样的领袖。因此，我决心拥护他做领袖。”社会心理积淀一旦形成，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抹杀掉的，发展下去便是对权威领袖的个人崇拜。1936年10月30日是蒋介石的五十岁生日，民众发起“献机祝寿”活动，即筹款购买飞机作为国家献给他的生日礼物。当时对蒋的溢美赞颂之词数不胜数，其中较为典型的是一篇名为《中国人已经找到了他们的领袖》的文章，内容大意是说中华民族原本是一群没有牧人的绵羊，在风雨中挣扎，任凭豺狼虎豹的蹂躏。就在那时，昔日的星星已变成一颗光芒四射的太阳。在它的照耀下，中华民族恢复了以前的信心和期望，不会再畏惧一切，而是同心协力，目标一致。那个光芒四射的太阳就是蒋介石……当然，蒋的“光芒”并不是照耀到全国各处，也不是所有的民众都能感受到他的“恩泽”，因为蒋统治的区域也不过是在长江下游一带。但就那时而言，“蒋介石正被相当多的中国人当成一个真正的、不可丧失的民族领袖，甚至在西安事变以前已是这样”。当“西安事变”发生时，“据说孩子们不能入睡，士兵们悄悄流泪，文盲们为无法从报纸上获悉来自西安的最新消息而苦恼。但是，当蒋获释时，国内充满了一片宽慰和喜悦的气氛。欢快的示威者上街游行，爆竹声在空中回荡”〔4〕。虽然有些夸大其词，但是“公众的反应在蒋被关押期间，是极度的焦虑和关切，在他被释放后又是极其宽慰和欢悦，这进一步确定了蒋的普遍威望，支持了他在政权内的独裁权力的上升”〔5〕。要求处死蒋的激进者毕竟是少数，而多数的保守者则主张和平解决。倾向中间路线的《大公报》在1936年12月14日的社论中指出：“解决时局，避免分崩，以恢复蒋委员长自由，为第一要义。”事变中的关键人物张学良早已反复申明：“如果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些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6〕
纵观“西安事变”的始终，我们在为几个关键人物的正确选择而拍手叫好的同时，也要看到正确选择背后的推动力量。“西安事变”的发生本来就是激进的、冒险的。假如蒋介石被乱枪射死或者绝食而死，失去权威领袖的存在，中国很可能会陷入混乱，日本……当然，这也是张、杨二人最为担心的。激进的同时，保守却占据了上风。张学良在传统政治文化观中的臣民心理等因素的作用下护送蒋到南京，也可以说正是因“犯上”而采取的“负荆请罪”。如果说“西安事变”的发生有一定群众基础的话，那么事变的和平解决应有更广的社会心理基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才是值得竖起拇指称赞的。值得称赞的有张学良、杨虎城，同时有共产党，当然也应有蒋介石。
社会心理中的惟权威主义虽然是民主道路上的绊脚石，在某些方面也是保守的代名词，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有特定的历史作用。在民族危难时期，恰需要权威领袖的存在，来调动各种力量，保家卫国。然而在和平时期，正如同真理与谬误的一步之遥，惟权威主义也往往会导致疯狂的个人崇拜，同时封建专制主义也会随之重现。
注释：
〔1〕《西安事变简史》；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60页。
〔2〕《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83页。
〔3〕孙本文：《社会心理学》，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页。
〔4〕（美）易劳逸著；陈谦平、陈红民等译：《流产的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版，第324～328页。
〔5〕（美）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0页。
〔6〕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2），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7页。
师道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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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词什么意思，以前曾问过人，语焉未详，现在用它做题目，也就豁然了。此处的师道尊严，倒并非硬扣《礼记·学记》中的“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而是从其俗解，亦即为师之道，尊严而已。但，这与其是什么师道；不如说是一个秘诀。它告知每一个为师者，在学生面前，无论如何都要保持自已的尊贵与庄严，这样会使学生产生敬畏之心。敬则服，畏则从：如此为师，便是得道。
不禁对它有点感冒，因为这种尊严除了做作，而且是建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