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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禁对它有点感冒，因为这种尊严除了做作，而且是建立在“师尊生卑”的等级基础之上的。说来我们素有尊师的传统，古有“天地君师亲”之说，又或谓“天地君亲师”。无论师在亲之前还是亲之后，总之是上了排行榜，这就了不得。与君相对的是臣，与亲（父）相对的是子，与师相对的就是生。在这样一种捉对关系中，后者服从前者，乃地位使然。因此，把师放在这样一个语境里，也就不难触到师道尊严的真谛。按照孔丘的逻辑，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到了这里，也只能是“师师生生”了。“师不师，生不生”，孔丘见了，会大喝一声“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为何？有违于礼也。
“礼”是个什么玩艺？我用玩艺来指“礼”，不免有点失敬。孔丘周游列国，劳其一生，为的不就是这一桩事“礼”么？在他眼中，礼是“悠悠万事，惟此为大”。但一旦说破，礼也不过是一种以血缘为基础构建起来的等级秩序。孔丘是鲁人，鲁之先祖，是为周公，这礼最早为周公所制，叫作周礼。周公制礼无非是把人安置在相应的位置上，不要动，一动就乱了纲常。故费孝通先生把它称为政治统治的“礼治秩序”和“差序格局”。它的最大弊病就是在礼的内部毫无平等可言。我们今日频频张扬“礼”，似已忘却了它的本义。看到的只是你和气，我和气，大家见面笑嘻嘻，学生一声“老师好”，这叫礼貌。甚至我们还为自己的民族是“礼仪之邦”而自豪。然而，一旦穿透这些表象，洞悉一下“礼”的实质性内容，哪怕只是稍微深入一点吧，我们也会止不住打寒噤的。
师道尊严的最后依凭正是这个礼，礼为它的成立提供了合法性的根据。少时鲁迅初进三味书屋，一进门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这跌跌冲冲又敷敷衍衍；究为哪般？原来他是学生；学生这个地位决定了他见到老师非行礼不可；否则无礼。尽管他内心又未必愿意，但不愿意也不行。礼貌礼貌，由礼决定貌。你处在什么样的礼位上，你就只能做出什么样的面貌。生之礼对乃师当持谦恭之貌，什么垂首而立，什么程门立雪，否则你就有违弟子之礼。因此，正像“君之仁”对应于“臣之忠”，“父之慈”对应于“子之孝”，“师尊严”对应的则是“生谦恭”。问题是“尊严”与“谦恭”虽然对等，但不平等。
或问：为君者尚且仁，为父者亦见慈，为何这做师的却一板面孔、尊严当头呢？这可能是对传统中师的地位认识不足。师在血缘之外所以能厕入“天地君亲”的座次，正在于它的作用就是对这种血缘等第的维护。孔丘为维护那个“礼”，则炮制了一个“仁”，以仁的教化让礼深入人心，所谓“仁以辅礼”。如其字，仁所讨论的是两人之间的关系，把这种关系确定下来推广开去，以形成天下人之间的关系准则，这个准则当然是以礼的等第为转移。由于确立了这样一种价值尺度，那么人而无仁则非人，而一旦心中有仁，其行为也就自然合礼。两者配合得多好，一点血腥也没有。孔丘是把仁作为人之为人的必具品德施与教化的，因而他不愧为中国第一个“德育教授”。而中国的传统教育本质上也正是这种为礼服务的“德育”。你瞧“教”这个字，它的构形就足以说明问题。下面我不妨权宜性地就这个字来一次“说文”。教育是一种文化，这已由它的反文旁所表示，但这种文化的内容是什么呢？正是左边的“孝”。孝字的上半截是“老子”，下半截是“儿子”，因此孝的本义即儿子服从老子。看看历史，儒文化长期教育我们的不就是这个孝道吗？它甚至教导天下的儿子们在挨老子打时还要掌握尺度：“小杖则受，大杖则走。”后者为的是不陷其父于不慈，可谓孝之至矣。由于中国社会的伦理特性，家不过是国的缩影，而国也就是家的扩大，它们两者是同构的。因此，国家国家，对君主来说国就是他的家。家庭中父与子的关系推广到国家中也就转化为君与民或臣的关系。君不是称民为“子民”吗？臣对君不也自称为“臣子”吗？为子须尽孝，为臣则尽忠。此之谓忠孝两全。设若不能两全，当然也只能忠字当头，孝在其中了。由此说来，中国社会是一种伦理社会，中国政治是一种伦理政治，中国教育也是一种伦理教育。“礼”作为一个极不平等的社会等级系统，孔丘的学说就是要为它制定合法性及其伦理准则。这既是儒文化教育的实质，也是“师”的地位为后世统治者所看重的原因。孔丘后来果然被帝王们奉为“万世师表”，祖师爷如此，“师”的地位也就水涨船高。如果说连皇爷对师爷都要敬让三分，那么师爷自己又岂能“高开低走”。您再瞧孔丘，“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多大的架子呀，不摆白不摆。
摆什么摆？不就是个教育为政治服务吗？除此之外，你孔先生还会个啥，会种庄稼还是会植园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师表？再说，按现代的职业观点，师只是职业一种，作为谋生方式，它仅是一个饭碗，并不是什么特殊的资格。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摆谱恐怕还真轮不上师，原因很简单，生是师的衣食父母。你孔先生办的是私学，假如颜回不来，子贡去矣，你的“束脩”就无从保证。别说那割不正不食的大话，一旦无肉可割，就不是束脩而是束腹了，除非割股自啖。
当然这并非是说“风水轮流转”，学生反成了上帝，这，同样不平等。我的意思是，在追求现代平等的意义上，“尊严”这种传统的师道应当予以打破。说来这尊严也是纸糊的，别说打，只消用指头戳一下也就得了。孔丘不是私下对弟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吗？为了钱，不惜给人赶个驴车什么的，这为师的尊严又在哪里？子见南子时，身为学生的子路就很不高兴，搞得孔丘没办法，出来后，又是指天戳地又是赌咒发誓。想见孔丘当时的窘状，不禁让人莞尔。其实学生还是蛮厉害的，经常让为师者吃不了兜着走。不信我拉几个例子来瞧瞧。
都是旧事。
是说一位先生，眼瞧着某弟子的水平楞是不一般，尊严让他受不了，便想折学生的脸面，授课时，他给学生出了个上联：“眼珠子、鼻孔子、珠子反在孔子上。”什么意思？原来这是谐音，珠子谐指朱熹，孔子即孔丘。前者作为理学大宗师，素为后代皇帝所推重。宋代由于儒学至此一变而为理学，朱子的地位恍然似在孔子之上。其实不然，这先生不过是借此敲山震虎。如果朱子真在孔子之上，岂不乱了纲常。半是恫吓，半是指责，学生心知肚明，只得接招。怎么接呢？你就脸面上来
，我亦不离脸面去，看谁最后没脸面，于是便对：“眉先生、须后生、后生却比先生长。”
好对！那先生或许以为难倒了后生，正得意处，孰料后生机敏过人，不让辞锋。回敬的下联，顺其势却反其意，一不小心竟道出了宇宙社会的自然规律。妙不可言。
另一位先生气量更小，仅仅因为某后生的名字与他相同，便觉尊严受到了侵犯，自己的名字成天让学生挂在嘴边，叫过来喊过去，还有什么师道可言。于是他也用对子向学生发难：“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巧借古之人名来达己之意，不能说这先生是草包，而偏偏司马相如本名并非如是，他只是慕蔺相如的高风亮节刻意效改的。名虽相如，才干也的确差了一截，终生不过是个帮闲的文娼而已。这先生也许以为那学生听了会由人及己以至惭愧，不料那学生并非“呆鸟”，回他的居然是：“魏无忌长孙无忌，人无忌我亦无忌。”这二位一是战国四君中的信陵君，一是唐时的功勋老臣。古人尚且如此，我又何惧之有。这后生不似上
一位那么锋芒毕露，但劲道不弱。他用的是暗锋，而表现出来，却好像一款粤式派头“无所谓啦”。
更有意味的是当年梁启超接张之洞的对。那时梁还未出道，一个后生小子，而张属师长，又是朝廷命官。梁去拜访张，张却摆起了架子。其时，张大人正在湖北江夏，他便用地名入题考梁：“四水江第一，四时夏第二，老夫居江夏，谁为第一，谁为第二？”还用问吗，案底：老子天下第一。但小梁偏不，他不认这个账，张口道：“三教儒在前，三才人在后，小子本儒人，岂敢在前，岂敢在后？”表面上小梁一派谦恭，“岂敢在前”；但他既志在张扬“少年中国”，
其行事做人的确又“岂敢在后”。由于面对的是师长，何况自己主动求见，因此他的回答不卑不亢，委婉得体。但对句之间，分明又流贯着一种崭新的现代精神。试问这不前不后是什么？不正好是个“平等”吗？尽管您张先生亦官亦师，而我未出茅庐，但是在人格上我们是平等的。此之谓“尊敬”其表，“尊严”其里。不过这里不是师道尊严，而是“生道尊严”。还有比这更漂亮的回答吗？好一个老夫张偏偏遇上了小子梁！
也有新事。
那就是现身说法了。笔者本人亦忝列教席，但却不曾以所谓的“尊严”
武装过自己。为师者亦从为生者而来，我做学生时就不吃这个词，考试总是不好，答案总与先生不一样。又为什么要一样？结果连个区区大学都考不上。考不上就考不上。现在一旦为师，自不会媳妇成婆，反过来拿乔（“拿乔”是南京的口语，意即“拿一把”），记住的倒是孔丘的另一句话“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三人之中当然包括学生，而且恰恰是学生。记得有一次备散文课，文中说道孔丘先生连走路都“行不由径”，我暗自生疑，径者路也，走路居然不上路，莫非是飞？怎么办，上课便摊牌，把问题交给学生。于是就有一个学生指点我，“径”是小路，不是一般的路。她一语既出，我茅塞顿开。可不是吗？老先生一贯道貌岸然，席不正都不坐，路不正当然也不走。不过他老人家往往说到做不到，当初他困于陈蔡之间，厄于曹宋之野，又何尝行不由径？宋司马拔树示威，欲杀其人，弟子曰“可以速矣”，老先生率先狂奔，能顾上择路？他到达郑国时，已“与弟子相失”，可见奔之速也。话说回来，自己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真是“弟子不必不如师”。然而此刻到底我是师还是学生是师呢？其实两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与学生或学生与我做到了平等交流。
现代社会较之传统社会最吸引人的地方，即追求平等。师生之间也一样。我十分欣羡梁任公先生那“岂敢在前，岂敢在后”的平等风度。这是一种做人的原则。如果把这种原则落实到“师道”之中，那么“尊严”一词便获得了新的转义，亦即“尊重在先，严格以次”。如此“尊严”，或可谓现代之师道也。
禽兽不如的人类
？ 达 然
很多年以来，大多数人都自以为人类是优秀物种。人们在形容或伪诈或残暴或无耻之徒时，常用“禽兽不如”或“衣冠禽兽”之词。其实，对整个人类而言，从人类的表象来看，是地地道道的“衣冠禽兽”；从人类的本质来看，是实实在在的“禽兽不如”。
东西方古圣先哲们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参与过关于人性善恶的大讨论，但他们始终没有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之所以没有得出结论是，一、由于历史条件所限，比如人类对于动物的研究不足；二、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争论的根本就不是“人性”！
实际上，人类关于“人性”善恶之争纯粹是一场闹剧。因为人性本无善恶之辨，挑起无数次辩论的本是道学家酒后头晕之产物。换句话说，人性绝无善的一面，它的通体都是真正纯黑纯恶的，在大自然中没有什么能超越人性恶劣之程度。迄今为止，所有关于人性善的说法，包括从茅蛆身上找洁白的理论——那些温情脉脉感人至深的故事；杂志上正炒作的亲情、友情和爱情，所有这些能证明人性善的的东西，讴歌的却是禽性和兽性，与人性无关！
这是人类关于自身的最大误会！
然而，在古代的历史条件和科技水平下，还是有一部分古圣先哲们居然蒙对了。他们不愧为古圣先哲。
《尚书》中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句子，在承认人心凶险不可测的同时，将希望寄托于理想中虚幻的“道心”，其实是无可奈何之举。庄子则说：“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聪明如庄周者，同样是用一个抽象的比喻搪塞过去。荀子说得更绝望：“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话说得很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