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俄国作家果戈理在其小说《死魂灵》中，用更生动的笔调表达了他对母语的爱惜以及对疏远、鄙弃母语的所谓上流社会的厌恶。在当时俄国的“上流社会”，人们几乎“听不到合适的俄国话，他们用德国话、法国话、英国话和你应酬，多到令人情愿退避，连说话的样子也拼命的学来头，存本色：说法国话要用鼻音，或者发吼，说英国话呢，像一只鸟儿还不算到家，再得装出一副真像鸟儿的脸相，而且还要嗤笑那不会学着模样的人。他们所惟一避忌的，是一切俄国话。”从果戈理对上流社会绅士闺秀们矫揉造作的说话方式的滑稽模仿中，可以清楚地感到他是如何憎恶那些贵族阶级轻视母语的行为。
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写于1882年，由作家巴金译出，刊于1935年8月16日由鲁迅创办的《译文》杂志第二卷六期，《死魂灵》则由晚年鲁迅疾力译出。不知道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两个无限钦佩的俄国作家关于母语的殊途同归的态度作何感想。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心绝不亚于屠格涅夫与果戈理，但热爱祖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并不像屠格涅夫和果戈理那样热爱本国的语言，倒是像果戈理笔下的上流社会腐朽堕落的绅士闺秀们那样竭力避忌母语。他们并不因为爱国，就认为这国家的语言也值得热爱；他们认为爱国和爱语言是两回事，可以爱国，却绝不可以爱这国家的语言。在他们看来，国是可爱的，而可爱的国家的语言则是可憎的，甚至正因为他们爱国，才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语言的可憎，因为这个可憎恨的语言阻碍了他们所热爱的祖国的发展，甚至威胁到他们所热爱的祖国的生存。
闻一多在郭沫若《女神》中就敏锐地发现了这种奇怪的价值冲突。闻一多指出，郭沫若“并不是不爱中国，而他确是不爱中国的文化——《女神》之作者爱中国，只因它是他的祖国，因为是他的祖国，便有那种不能引他敬爱的文化，他还是爱它。爱祖国是情绪的事，爱文化是理智的事。一般所提倡的爱国专有情绪的爱就够了，所以没有理智的爱并不足以诟病一个爱国之士。”也许情绪与理智的分别并不确切，但那两种爱的冲突与分离，确实造成郭沫若诗歌一种奇特现象：像郭沫若这样一个并不缺乏中国传统语言文化修养的诗人，在抒发其爱国之情的作品中恰恰缺乏一种渗透中国传统语言文化精神的“地方色彩”，相反他非常喜欢用一种和所爱的国家疏离的令人感到陌生的杂凑的语言来抒写爱国的感情。这除了“诗中夹用可以不用的西洋文字”，甚至依靠西洋文字来凑足“音节关系”这一刺目的现象之外，典故的运用也以西洋为主，“《女神》中所用的典故，西方的比中国的多多了”，以至于好像“做个西洋人说中国话”，或者让人误会其作品是“翻译的西文诗”。《女神》如此，风气所偃，其他的新诗人更有过之而无不及〔23〕。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和俄国以及现代西方知识分子之间在对待母语态度上的一个很大的区别。中国现代作家正是带着基本否定母语的态度而老大不情愿地姑且运用母语进行文学创作的，他们的文学创作受这种对待母语的基本态度制约之深，也就不难想见。
母语封闭的城堡陷落了，独尊的地位遭到褫夺。这是一个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它始于晚清，却不知道将终于何时，止于何处。
注释：
〔1〕〔2〕陈望道：《中国拼音文字的演进》，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
〔3〕罗常培《耶稣会教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对此有详细论述，该文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集刊》第一部分。
〔4〕钱文载《国语周刊》第32～34期，转引自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
〔5〕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4月第1版，第448页。另参见陈健夫著：《近代中华基督教发展史》，海天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6〕郑延国：《读札记》，《书屋》2000年第7期，第15～16页。
〔7〕王氏翻译《辨学》不审何年，据自撰《三十自序》知，始读该书在1903年春，早于1905年作《论近年之学术界》与《论新学语之输入》。
〔8〕洪堡特论汉语言文字，可参见《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之《论汉语的语法结构》及《论语法形式的通性以及汉语的特性（致阿尔贝·雷慕萨先生的信）》，姚小平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
〔9〕有关莱布尼茨与黑格尔对中国文字的见解，
可参看雅克·德理达《论文字学》第一章《书本的终结与文字的开端》，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10〕范诺罗萨著，郜元宝译：《论汉字作为诗歌媒介的特征》，载《漓江》1998年终刊号。《学衡》第56期张荫麟的文言翻译直接改题为《芬诺罗萨论中国文字之优点》，并有简单的译者序。二十年代初期张荫麟关注芬诺罗萨时，留学美国的闻一多对芬氏也大加激赏。闻回国后丢弃新诗，“向内转”，开始后半生的中国古典研究，并尤其重视中国语言文字特点的揭发，与此大有关系。
〔11〕聂绀弩：《国语运动史纲》。
〔12〕鲁迅：《文化偏至论》。
〔13〕胡适之：《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见《中国新文学大系》第1卷《建设理论集》。
〔14〕胡适之：《中国新文学大系》第1卷《建设理论集》导言。
〔15〕胡愈之：《有毒文谈》，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
〔16〕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语言反思的出发点无疑是汉字，但他们的反思决不止于汉字。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汉字和汉语的关系究竟怎样？中西方语言的差异是否仅仅是书写文字的差异？在比较象形文字和拼音文字时，中西方的语言是否也一同被比较？文字的比较和语言的比较是同一的还是差异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语言和文字之间有时虽然有极其简单的划分，但有时又容忍二者之间的界线极其模糊——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
〔17〕1923年8月19日致周作人信，《钱玄同文集》卷6，第64页。
〔18〕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
〔19〕瞿秋白：《普通中国话的字眼的研究》，见《瞿秋白文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第1版。
〔20〕鲁迅：《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见《而已集》。
〔21〕《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组织缘起》，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
〔22〕Nym Wales：《续西行漫记—中国的文字变了》，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
〔23〕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见《闻一多全集》（3）。
迎接美妙新世纪：期待与疑惑
？ 陈方正
某印度藩王为了纪念猝然伤逝的爱姬，决定在皑皑白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麓兴建一座最宏伟瑰丽，名为“爱之珍珠”的陵墓，以见证他的永恒爱情。此后年复一年，他倾其心智、精力、财富于此浩大工程，招聘了最高明的设计师，运来最贵重的石材，务求其美轮美奂、壮丽无比。到了垂暮之年，他这一高耸入云、恍若天宫的宏构终于接近完成，然而凭远眺望，他赫然发现其中央竟有一点瑕疵，原来那竟是王妃的棺椁：自遗体入榇之后，它就不可能再改动，所以与周围的宏伟建筑以及大自然景色相比，显得非常渺小、寒伧，毫不协调。藩王对此白璧之玷沉思多日，终于吩咐左右：把那东西去掉！这个由H。G。Wells
改编的故事告诉我们，对完美的追求可以颠覆其原先目标。
那么，人类对大自然奥秘的向往，对控制世界的渴望与追求，是否也会反过来颠覆人的原有价值，甚至人的本身呢？这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一、科技爆炸所造成的后果
在以往，科技进步缓慢，对社会的作用极其间接，几乎难以觉察，但这情况现在已经完全改观：科技显然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且它本身的变化也达到了爆炸性阶段。在过去十余年间，我们随手就可以举出十余项重大突破，诸如碳60分子以及纳米管（nanotube）的发现、费马定理的证明、单颗原子的显微与操纵技术、顶夸克（top
quark）粒子的发现、玻色－爱因斯坦凝聚体（Bose－Einstein
Condensate； BEC）的制成、多种细菌基因库的译码、克隆羊“多莉”（Dolly）的诞生、量子纠结（entanglement）与遥感（teleportation）效应的证验，等等。而二十一世纪一开始，就迎来了人体基因库之被完全解读，以及单碳管分子制成各种半导体电路元素，更是令人震撼。
因此，只要我们稍为运用一下想像力，就都会情不自禁地为美妙的未来感到兴奋、激动。想一想吧：克隆人将会诞生和繁殖；用遗传工程“制造”的血液、皮肤、器官将会充斥人体，令平均寿命超过百岁；计算机将用日常语言与人沟通，智能型机械人将提供各种服务；互联网将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维系所有人的意念和思想；纳米电子精灵组件和“甲虫”将不断监测汽车、机器、街道、交通体系以至大厦、房屋和人体内部情况；时速五百公里的火车、超音速喷射机乃至太空旅行会日益普遍。而且，这些并非空中楼阁、天方夜谭，也不是千百年后的远景，而是数十年，甚至十来年间就会发生的事情，是本文多数读者在有生之年有机会亲眼目睹的景况。其神奇、美妙，令人心往神驰，即在于此〔1〕。
但是，这么神奇的科技究竟会造成怎么样的世界呢？它无疑为许多人带来巨大幸福：就先进国家、地区而言，不断增长的人均产值和不断提高的平均寿命是最熟知的指针；至于市场上源源供应、令人目不暇接的各种产品和不断涌现的新奇事物，则更是富裕社会的标志。然而，这“幸福”并不是没有代价的。首先，最切身的是，社会剧变对人所产生的巨大压力〔2〕，包括适应工作环境和方式的不断改变；家庭制度的瓦解（在欧美，非婚生子女数目目前已达30％，在英、法和北欧更高至40％～60％〔3〕；至于我们下一代之日益成为受国际传媒、互联网、计算机游戏所塑造的“新人类”，而非复由个别家庭、学校乃至民族文化所培养的个人，也是人人耳熟能详的现象）；今日全世界都深切感到的就业情况之日益恶化，等等。较为间接但更严重的则是，不可思议的巨大贫富悬殊，以及全球经济权力之高度集中。当世界收入前20％阶层之所得，占了所有其余人的4。8倍；一个为Nike球鞋卖广告的篮球明星之所得，超过75；000名生产这球鞋的印尼工人所得之总数；全香港国民总收入（GDP）还比不上“财富500”榜〔4〕上排第五的Daimler－Chrysler一间公司之营业额，甚至全中国12亿人民的国民总收入，也只不过相当于同一榜上前七间公司营业额之和的时候，我们这世界显然是和平等、自由、博爱的理想颇有距离了〔5〕。
这样发展下去，当二十一世纪过去，二十二世纪来临，当量子计算器、克隆人、智能机械人等等奇迹出现的时候，我们子孙所迎接的，到底将会是怎样的世界呢？
这显然是我们不能不关心的问题。
二、美妙新世界的来临
一百年是个漫长时期，特别是在科技变化如此迅速的关头，理性的预测太困难，因此我们还得借助于小说家的想像力。首先，我们得庆幸，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庄》所描述的极权社会已经证明只是一个噩梦，一场虚惊。更值得重温的应当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1932年发表的《美妙新世界》（The Brave New World ）。
在这本著名寓言小说中，未来社会是高度等级化的公社：人的等级由中央政权根据社会需要以胚胎选择与培育方式决定，再通过不断的社会意识灌输而加强；家庭不复存在，生育与教养下一代的功能完全由中央统筹；先进科技以及宽容、开放统治理念保证人的一切需求、欲望都可以充分满足——然而，思想过分独特或者流于异端（例如渴望生育或者建立家庭者），则会遭到强制隔离的命运，以免影响社会的和谐与安定。换而言之，这是个和平、稳定、人人满足快乐的世界。人惟一“失去”的，只不过是个性，以及由于个性而连带需要的自由。不过，自胚胎形成之日即已被改造、教育“完善”的这些人，必然能够完全适应社会规范，倘若不是由于意外原因，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