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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想中的“美妙新世界”出现于公元二十六世纪，但赫胥黎在1958年发表《重访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Revisited）一书的时候，已经发觉“未来”比想象的要来得快得多。而在今天，寓言与现实之相似就更为惊人了：无论从收入、权力或者生活方式来看，全球社会早已经形成高度等级化的阶层，虽然这尚未由遗传或者胚胎培育方式来决定；家庭的式微已经成为大趋势；无时、无处不在的传媒日夜以体育、歌舞、表演、游戏和广告来娱乐大众，潜移默化他们的意识、爱好，操纵他们的行为与习惯；而意识形态的灌输（例如经济增长为社会至高目标、落后地区努力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之必要，等等）更是铺天盖地，有增无已。而且，在这一切背后，全球性“中央”权力已逐渐涌现：这就是“财富500”强巨无霸跨国企业财团，它们所掌握的财富、能量，所行使的实际权力，所发生的影响，都远远超越大部分国家——我们只要想想微软和麦当劳怎样分别影响、控制全世界人的工作和饮食方式就够了。而且，对它们来说，诸如选举、国会、法庭等等“民主机制”，以及报刊、传媒等等“舆论喉舌”，不但毫无制衡作用，反而是自觉或不自觉的工具。
最重要的是，社会对这一切已经从痹麻不觉变为逐渐适应、习惯、接受，即使应当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学术界也无动于衷，视为理所当然了。当然，如“西雅图’99”运动和去年哥德堡、热那亚的反WTO激烈浪潮所显示，今日的全球性资本主义体系虽然成功，但尚未臻化境，未能造成一个人人满足、乐不思“变”的美妙境界；而正如“9·11事件”所揭露，这体制虽然强大，也还未能完全宰制第三世界。但是，随着前沿科技如火如荼的发展，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俄国完全认同西方经济理念，“美妙新世界”在二十一世纪呈现，看来是完全可能的。
三、展望二十二世纪
但我们是否太武断了，竟然暗示资本主义体制是必然的？十年前华伦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 在中文大学主持“伟伦讲座”，就曾经宣称资本主义文明只不过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短暂特殊的反常时期，并作出它将在二十一世纪没落的预言〔6〕；史学家麦尼尔（William
McNeill）的《竞逐富强》一书详细阐释近千年来军备竞赛与经济制度的密切关系，在结论中也说，近五百年是不寻常的“动乱时期”，将来竞争会被抑制，社会变革会缓和，“人类社会又回到正常状态”〔7〕。同样，从资本主义核心走出来的柯尔顿（David
C。Korten）〔8〕和其他社群主义者（munitarian）在强烈批判资本主义体系种种弊病之余，也都认为这制度必须而且必将被彻底改革〔9〕。
可是，对资本主义以及科技文明的批判，最少已经有二百年历史，而那也正是它们最蓬勃发展的两个世纪：
经过了十九至二十世纪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挑战，二十世纪初和六十年代的存在主义运动与反建制浪潮，以及最近数十年的绿色环保运动，它不但没有消沉、萎缩，反而更为壮大，如日中天，其生命力与弹性之强大，是令人震惊的。所以，假定这体制必然会因为某些疑惑、理念或者群众运动而全盘改变，恐怕是不实际，也没有坚强理据的想法。
因此，展望二十二世纪，我们毋宁持天真乐观态度，假定人类智能、善意与国际忠诚合作，至终能够解决诸如战争、恐怖主义、能源匮乏、环境污染、宗教与种族冲突、经济周期和所得分配而导致的社会动荡等等棘手问题，然后来问：在这理想状况之下，二十二世纪的世界将会是怎么样的呢？
在我们看来，这将取决于两点：首先，是届时的科技发展程度；其次，则是其发展速度。
就发展程度而言，2050年已经被认为是计算机达到人类智力，以及智能机械人出现的转折点〔10〕，至于生物科技以及纳米电机
（Nano－Electro－Mechanics；NEMS）制造的进展，显然也会并驾齐驱。所以，人类对于大自然，包括自己的身体与大脑的了解和控制，将远远超越今日水平。因此，在理想化的生产和分配制度之下，全人类的物质和精神需求，届时不再会是问题；同时，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互动，会比今日方便、迅速、亲密不知多少倍；基督教所谓“在主内合而为一”，届时可能被赋予全新的含义。然而，要达到那样近乎大同或者“地上天国”的理想状况，显然有赖于先进科技的广泛、充分应用，高生产效率的维持，以及不断的环境保护与维修。但要发挥这许多功能，显然非有庞大、严密、复杂、高度阶层化
（hierarchical）
的中央组织不可（事实上，回顾自十八世纪以来的科技发展过程，就可以看到，由于它对资源和分工的需要不断提高，其持续必须以日益庞大和严密的社会组织为基础）；而这组织之能够稳定存在并且顺利运作，又以其能够充分利用各种渠道
（包括有形无形的教育和意识形态灌输）长期维持其合法性为前提。
换而言之，高科技世界与庞大、复杂的组织是不可分割的，在此世界里，人作为具有独立个性、思想和自由意志的个体这一观念之变质，殆不可避免。科技的力量是如此之巨大，人类假如全心全意追求它，应用它，拥抱它，那么反过来被它所彻底改变，甚至为另一种“新人类”所取代，是不足为奇的。所以，无论我们对社会和自由的理念如何，未来的社会经济体制如何，科技主导的世界难免就是赫胥黎的“美妙新世界”〔11〕——具体细节当然不同，但梗概则无大差别。对于在传统文化中成长的人来说，被迫变为“新人类”的一分子，可能是痛苦的事；我们所熟悉的那个由文学、诗歌、音乐、美术、哲思等优美事物交织而成的旧世界之破碎、消失，更是一场梦魇。但对今日在电视、计算机和互联网上成长的“新人类”来说，这却是在通往“新伊甸园”超级公路上的赏心悦目的愉快旅程。在今日，这伊甸园仍然处于第三世界的包围和困扰之中，但它的力量和诱惑，正在迅速吞噬周围的传统文明，从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还有心理上，无可抗拒地扩张它的领域。
第二，就科技发展的速度而言，则变量较大，但它显然没有多大可能性完全停顿下来，因此本世纪末的社会将仍然处于高度变革之中。如过去五百年历史所显示，这样的社会除非规模很小，否则必然是高度分化和等级化的，主要因为科技的时间改变速率，将远远超过它的空间扩散速度。事实上，普林斯顿的遗传及生殖学家施尔伐（Lee
M。Silver）在《重造伊甸园》（Remaking Eden： Cloning and Beyond in a Brave
New World）一书中甚至预言，在科技高速进展下，由基因改造和繁殖方式改变所造成的阶层分化，最终可能导致人种的演化（speciation）
〔12〕。这虽然耸人听闻，但是它比预言中的公元3000年早得多出现，也不能说绝无可能。所以，二十二世纪的世界恐怕仍然是高度不平等的。不过，这前景并没有上面提到的“自由变质”那么确定，因为科技发展充满变量，过去未必是未来的良好指针；更何况，科技扩散速度是高度非线性的，它也受科技本身乃至社会政策、制度的影响。
四、新世纪与中国
最后，上面所说的和中国有什么关系？
这相信是大家所非常关心的事。首先，我想强调，虽然比起欧美、日本来，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还是很低，但以中国人的聪明、勤奋，以及中国政府近二十多年来所表现出来的决心，中国在大约今后半个世纪以内进入发展国家（developed
countries）之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具体来说，这是什么意思呢？中国目前的本地总产值（GDP）大约只及美国的1/9，日本的1/4，德国的1/2。倘若在今后数十年，中国能够维持每年超过先进国家大约5％的发展速度〔13〕，那么，在这乐观假设下，中国的总产值大概会在2015年超过德国，2030年超过日本，2045年超过美国，2056年超过三者之和〔14〕。
不过，由于人口庞大，即使总产值超过上述三者总和，中国的平均发展程度也还将远远低于它们——以人均产值计算，届时还不及美国的40％。为什么赶上先进国家那么的艰难呢？道理非常简单：占世界人口约1/5的中国实在是世界的缩影，只要全世界的科技和经济还处于高度发展（亦即是高度分化）时期，那么中国再努力，它的平均发展程度可能也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目前只及平均水平1/6
左右）；换而言之，中国目前沿海与内陆、城市与农村、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巨大经济差距，是在高度发展时期难以避免的现象：目前如此，将来也一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非常成功的发展策略，但“先”可能是很长久的。
当然，话说回来，中国和“全世界”毕竟不同。例如，人口、资金的流动以及工商业与市场发展不受国界限制；中央政府能够统筹整体社会政策；全国有共同语言以及整体文化意识、社会理念、关怀，等等。因此，倘若中国不盲目追随西方发展模式，有意识、有计划地来改变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扩散速度（“西部大开发”可以说是这样一种策略的雏形，虽然它的经济意味远高于文化、教育意味），那么一个较为平等、和谐的“美妙新中国”，也许仍然是可以在二十一世纪出现的。不过，这自然是非常困难的事：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企业即将面对先进国家的剧烈竞争，社会经济政治体制亦将受到猛烈冲击〔15〕。在此狂飙激流之中，立足图存犹恐不及，还有余力另外探索、发展、推动一种有别于世界主流的新体制、新路向吗？其实，这正就是历史是否为封闭，即所谓按照规律前进，抑或国家、民族在历史中仍然有其主动性、创造性这二者的分别之所系。中国是否真个能够异军突起，找到进入“小康”状态之后下一阶段的独特发展策略，甚而更进一步使之成为对人类社会、对“美妙新世界”的重要贡献，那就要看中国人在此大时代里面的眼光和魄力了。
编者按：此为庆祝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五十周年而写的讲演稿。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
注释：
〔1〕本段引自陈方正：《站在美好新世纪的门槛上》，《二十一世纪》第56期（香港，1999年12月），第4～9页。
〔2〕在三十年前，社会学家已经认为人必须在其一生之内承受文化变革所产生的巨大心理压力。见Donald
A。Schon；Beyond the State，London：Pelican Books；1973；pp。21～26。
〔3〕Roger
Doyle；Scientific American January 2002；p。22。
〔4〕指《财富》杂志（Fortune）每年公布的“全球500”（Global
500）大公司排名榜。
〔5〕陈方正：《自由主义在新世纪所面临的挑战》，刊《二十一世纪》第68期（香港，2001年12月），第4～14页。
〔6〕华伦斯坦：《资本主义文明的没落》，《二十一世纪》第10期（香港，1992年4月），第118～32页。
〔7〕William H。McNeill；The Pursuit of Power，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中译本：麦尼尔：《竞逐富强》，学林出版社1996版。
〔8〕柯尔顿出身于美国商人家庭，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曾任教于哈佛工商管理学院多年，然后长期服务于福特基金会和美国政府的国际发展署，后来成为“西雅图’99”的策划者。
〔9〕David C。Korten；When Corporations Rule the World，San Francisco：Berrett－Koehler
＆ Bloomfield；Conn：Kumarian；2001；Herman E。Daly ＆ John Bbb；For the mon
Good，Beacon Press；1989。
〔10〕Hans Moravec；Rise of the Robot；Scientific
American；December 1999；pp。86～93。
〔11〕对本节讨论可参考注1的文章。
〔12〕Lee M。Silver；Remaking Eden：Clonging and Beyond in Beyond in a Brave
New World；New York：Avon Books；1997。
〔13〕中国经济在1980～1985年间的年增长率是15％～18％，但在过去五年已经下降到7％～9％，所以，在今后较高发展程度的阶段，能长期维持超过先进国家5％的增长，已经是相当乐观的估计。
〔14〕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