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布素奉命，经紧急准备，于五月初，率军从黑龙江城出发，至月底，进逼雅克萨城下。史称此役为第二次雅克萨反击战。
六月四日，萨布素指挥清军攻城。俄军头领托尔布津为争取主动，率军出城迎战，被清军击败，退回城中，清军直逼城下，迅速占据城外有利地形，将俄军置于清军的炮火之下。经数日激战，俄军已损失110多人，托尔布津被炮火击成重伤，这个顽固的殖民主义分子终致毙命。俄军已完全丧失反击的能力，龟缩在城里，外援已绝，坐以待毙。
清军于城周三面掘壕，临江一面驻扎水师，实行围困之策，断其粮饷来源，逼其投降。
转眼之间，冬季已经来临。饥饿和疾病在城中蔓延，到年底，沙俄只剩下150余人。
到十二月，眼看俄军支持不下去，城将被攻破。突然，萨布素接到朝廷关于停止攻城、解除围困的命令。原来，沙俄明白用武力侵占黑龙江已成泡影，为摆脱厄运，被迫接受清朝多次的和平倡议，特派使臣前往北京，一扫往日的傲慢，请求解除对雅克萨的围困；同时，表示愿和好，并期待两国举行边界谈判。圣祖接受了沙俄求和的要求，便传令前线将士停止进攻，城内俄军可以随便出入，不得抢夺他们的一钱一物，等待俄罗斯使臣到后再作处理。《清圣祖实录》，卷127，24页。参见《沙俄与东北》，65页。
第二次反击战以清朝的胜利而结束。虽说此次战争或许可以避免，但毕竟给予沙俄以深刻的教训，终于回到谈判桌上，协商解决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第二次反击战也是值得的。
第三部分东北反击沙俄（6）
两次雅克萨反击战，论规模不算大，或者说，比较小，双方直接参战人数不过3000多人，最多时也不过4000人左右。比起清入关后所进行的历次战争，只能是小规模的战斗，也说不上很激烈，战争的时间短促，第二次因围困需要时间，也只有半年左右。尽管如此，两次战争的政治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却不容忽视。它是一个新兴起的封建王朝同西方殖民主义的首次交锋，是中国的封建制度同正在变革中的沙俄资本主义制度的较量。清朝胜利了，从而挡住了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入侵和渗透，驱逐入侵者，保证中国领土和主权是完整的，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神圣的领土不容侵犯。
清朝之所以能战胜沙俄侵略军，除了圣祖调动有方，筹划得当，主要是利用平息三藩之乱后形成的有利形势，动员全国的军事力量，从而保证了战争的胜利。如果清入关后，全国还处于分裂割据状态，若干政治军事集团对峙，就没有实力反击沙俄入侵，容忍沙俄在边境建城、筑堡、移民，其后果不堪设想。清朝统一了全国，就为抗击沙俄入侵创造了最好的条件。所以，清朝的统一，从这方面说，也是一件好事。
乍看起来，沙俄入侵对清朝远没有构成严重威胁。但它干扰了社会的稳步发展，破坏了全国的安定局面。清军战胜入侵者，进一步稳定了全国的政局，推动整个形势继续向好的方面转化。
两次雅克萨战争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清朝与沙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这是历经近三年的反复交涉、谈判桌上唇枪舌剑的较量后，双方让步，互为妥协的产物，而清朝作出了最大的让步，迁就了沙俄的要求，才使谈判达成协议。这是有史以来中国第一次同一个外国签订的边界条约。它规定了中俄东段边界的走向及疆域的界限。从此，抑制了沙俄殖民主义的东侵与扩张，中俄东段边界保持了一百数十年的和平局面。不仅东北地区获得了和平发展的机会，也促进了全国保持稳定。
此外，圣祖还完成了一件大事，就是收降台湾郑氏政权，与大陆重归统一。有关这一事件，已有许多专文和专书做了评述，已为人们所熟知，本书不再赘述。需要强调的是，圣祖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派大将施琅向台湾进军，将台湾收入清朝的版图，设台湾府，隶福建省，并设官治理，驻军防卫，标志着清朝实现了对中国的完全统一，无疑是把清朝的统一事业又推向前进。尤为重要的是，再次确认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通过清朝的统一和强有力的行政管辖，则把台湾与大陆融为一体，密不可分，既巩固了历代台湾与大陆的隶属关系，也防止了未来台湾从中国分离出去。在这方面，清朝圣祖的贡献是不可泯没的。
国家的大治，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权，安定的社会环境。圣祖朝平三藩，收台湾，消除了“内忧”；逐沙俄，划疆界，签协议，解除了“外患”，重建大一统。自明末以来，长达六十多年的四分五裂，社会的大动乱终于宣告结束，开始进入国家大治的新时期。
第三部分西北扬威平叛（1）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十一月，圣祖以欣慰的心情对臣下说：“今四海升平，偃兵不用。”《清圣祖实录》，卷123，8页。显然，他对二十余年治理国家已取得的成就，是很满意的。他说此话时，刚刚结束了第一次雅克萨反击战，以为天下已经太平，再没有战争了。事实证明，此话说得早了一些。因为不久就又爆发了第二次雅克萨反击战，而在签订《尼布楚条约》时，西北战云密布，又传来了千军万马奔驰的喊杀声：厄鲁特蒙古由内乱而发展成同清朝的直接的军事冲突，造成了一场持续近十年的大规模战争。
如前卷已指出，西北——包括今新疆、青海等省，为厄鲁特蒙古四部游牧之地。早在清入关前，太宗时期，先后同清朝建立了朝贡关系。清入主中原后，双方关系进一步密切。在顺治十七年（1644—1660年）中，厄鲁特蒙古贡使朝贡北京多达71次，平均每年超过4次。袁森坡：《康雍乾经营与开发北疆》之统计，见该书7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与此同时，厄鲁特内部倾轧、纷争不已。清朝忙于平定中原，对其内部纷争不予干涉。
康熙初年，在数年纷争中，准噶尔部噶尔丹崛起。噶尔丹生于顺治元年（1644年），为巴图尔浑台吉第六子。“为人凶恶，耽于酒色。”《清圣祖实录》，卷83，20页。他的五兄僧格继承其父之位后，被其长兄车臣及次兄卓特巴巴图尔杀害。于是，当时还在西藏当喇嘛的噶尔丹即以复仇为号召，自西藏赶回准部，杀死仇人，遂为该部部长。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9，《厄鲁特要略二》。
野心勃勃的噶尔丹并未就此停止战斗，却把战争扩大到各部，逐一兼并。自康熙十二年至十五年（1676年），他兼并了其叔父楚琥尔乌巴什父子的领地，并将叔父擒获囚禁，杀其子班第；十六年春，挥师击败和硕特部鄂齐尔图汗，将其俘获处死《皇朝藩部要略》，卷9，《厄鲁特要略一》。，其子侄“穷无所归”，逃至甘肃、凉州等沿边地带，“违禁阑入塞内”《清圣祖实录》，卷69，19~20页。。次年（1678年）二月，噶尔丹欲乘胜进兵青海。他“向有侵西海（即青海）之意，因人心不一，西海路远，恐一动而本地有事，不敢轻举”《清圣祖实录》，卷76，3页。，但他仍率军“行十一日撤归”《清圣祖实录》，卷83，19页。。十八年八月，驻守兰州的甘肃提督张勇收到噶尔丹的一封信，对青海提出“主权”要求，声称：“西北一带地方皆得之矣，惟西海（即青海）向系我祖与伊祖同夺取者，今伊等独据之，欲往索取，因系将军所辖之地，不敢轻举。”《清圣祖实录》，卷83，18页。原来，早在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1636年），和硕特顾实汗率军自新疆塔尔巴哈台远征青海，以势单力弱，约同噶尔丹之父准噶尔巴图尔珲台吉联军，共同进攻，击杀却图汗，遂据青海之地。为感谢巴图尔珲台吉相助，顾实汗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送给大批礼物。巴图尔珲台吉率部撤回准噶尔。噶尔丹所言：青海“系我祖与伊祖同夺取者”，即指此事。他以此为口实，企图将青海重新夺回，据为己有。今夏又曾两度出兵，因见“近边诸将军统兵驻扎，不敢轻犯。”他特给清将张勇写了这封信，表明他出兵青海的本意，但同时也暴露了他的野心。
康熙十八年，噶尔丹已领有厄鲁特蒙古四部之地，雄长于西北，西藏达赖喇嘛五世给噶尔丹加以“博硕克图汗”之号。同年九月，他遣使入贡，向朝廷献锁子甲、枪、马、驼、貂皮等物，因得达赖喇嘛的封号“博硕克图汗”，“是以奉贡入告”。此举违背清朝惯例：“从前，厄鲁特、喀尔喀有奏请敕印来贡者，准其纳贡，授以敕印，并加恩赉，从无以擅称汗者，准其纳贡之例。”尽管如此，圣祖和他的重臣们仍然“准其献纳”《清圣祖实录》，卷84，4~5页。，实际是承认了他的封号。自此，噶尔丹便以“博硕克图汗”号令西域，“胁诸卫拉特，奉其命”《皇朝藩部要略》，卷9，“厄鲁特要略”，参见王思治：《18世纪前夜西北边疆局势述论》，载《清史研究》1995年1期。，其势迅速膨胀。就在他上称号这一年，“渐次内移，住居河套，前哨已至哈密，去肃州仅十数日（程）”，威胁吐鲁番和哈密，不久，即攻占两地，表明他的势力已扩张至甘州（今甘肃张掖县），实际已控制了这个地区的撒里维吾尔族（今裕固族）《康雍乾经营与开发北疆》，75页。。
噶尔丹向青海扩张，因惧于清朝的严防而暂时作罢，随即把进攻的矛头指向新疆回部。清初，天山以北为厄鲁特蒙古游牧地，简称“准部”；天山以南的广大地区为维吾尔族居住地，称为“回部”。天山把新疆分成南北两个地区，又称前者为北疆，后者称南疆；或称天山北路、天山南路。“计回疆（部）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西、南、北皆大山界之。”魏源：《圣武记》，卷4，162页，中华书局，1984。顺治初年，以叶尔羌汗为代表，向朝廷奉表进贡，此为南疆与清朝建立朝贡关系之始。《圣武记》（上），卷4，169页。
康熙十九年，噶尔丹终于出兵南疆，以12万铁骑攻占叶尔羌与喀什噶尔，“攻破回子千余城，自后无复表贡”《圣武记》（上），卷4，169页。。从此，南疆沦入准噶尔的统治之下，扶植亲准的当地“白山派”首领和卓伊达雅图上台，称“阿伯克和卓”（意为世界之王），与其子统治南疆，皆听命于噶尔丹，与清朝断绝了关系，迟至乾隆时彻底消灭准部，清朝的统治才得以恢复。
噶尔丹兼并南疆后，又挥师西向，在四年间，接连打败哈萨克、诺盖（居黑海沿岸）、柯尔克孜等民族的抵抗，建立了准噶尔的军事统治。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噶尔丹已完全控制了西北地区，北达鄂木河，西至巴尔喀什湖以南，东至鄂毕河的中亚地带，“威令至卫藏”《圣武记》（上），卷3，115页。。
第三部分西北扬威平叛（2）
自蒙元退居塞外，诸部分散，自行其是，二百余年中，先有也先称汗，一度统一西北诸蒙古，继之又出现察哈尔部部长林丹汗，以统一蒙古为己志，欲图恢复先祖的辉煌，因屡受崛起于明末辽东的后金的打击而破产。至清入主中原后，噶尔丹在厄鲁特蒙古的纷争中乘机崛起，统一西北，改称汗号，是为第三人。他用战争兼并的手段，正在把分散的诸蒙古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军事与政治的力量，其结果，必然与清朝“大一统”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事实正是如此。当厄鲁特蒙古内部纷争时，清朝不过充当中间人，力图调和矛盾，使之和好，共事太平之福。但是，当噶尔丹夺取准噶尔部的统治权，逐渐扩大军事活动，朝廷开始警觉，以警惕的目光注视着他的动向。时值三藩动乱，沙俄入侵黑龙江，朝廷专力于平叛，抗击沙俄的入侵，无暇顾及噶尔丹，采取在政治上变通、包容，在军事上严加防范等对策，避免同噶尔丹直接发生军事对抗，力图避免陷入南北同时用兵的困境。
还在康熙十一年（1672年）正月，噶尔丹取代其兄僧格，谋取准部统治权，遣使入贡，请求按其兄僧格例，准他“照常遣使进贡”。朝廷没有责备他违例，不经朝廷批准擅自袭爵，给予优容，同意了他的请求《清圣祖实录》，卷38，7页。，实际是承认了他的合法地位。十五年五月，噶尔丹与和硕特部鄂齐尔图汗“内自相残”，将“阵获弓矢等物来献”，圣祖以“朕心不忍”，拒收此种“礼品”，仍然收纳了“常贡之物”。《清圣祖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