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社会的大动乱，究其根源，依然是根植于封建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矛盾的基础上发生的。由神宗、熹宗两朝播下的“乱机”，至崇祯朝发展成全国农民大起义，无疑是这一基本矛盾的全面爆发，进而酿成公开的武装对抗，使中国封建社会又一次陷入周期性的危机。
17世纪的中国，还是一个正在向前发展中的封建大国。自朱元璋建国，到神宗、熹宗两朝，历二百多年，在政治制度上，已形成一套比历代更完善、更严密、更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体制，仍占据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与历代不同的是，商品经济有所发展，这主要是在南方江浙地区已稀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显示出传统的封建结构已开始解体的迹象。无疑，它是从中国封建社会漫漫长夜中透露出来的一丝曙光。
但在西欧，这一曙光的出现比中国还要早些。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在14世纪、15世纪，已经稀疏地可以在地中海沿岸的若干城市看到，但资本主义时期是从16世纪开始的”《资本论》，卷2，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而在中国，这个时期远没有到来。到17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欧的封建制度正处于迅速瓦解过程中，特别是在英国，已临近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与此同时，中国资本主义仍然是“萌芽”状态，它在高度封建专制与超经济的双重压制下，举步维艰，难以生长起来，因而无法形成政治上的独立势力。这就决定了17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开始的大动乱，其性质不过是封建社会内部的诸矛盾的冲突，无论是兵变、民变、农民暴动，直至发动大起义，都是封建社会内部的“农民运动”，因而不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与西欧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始于万历中期至熹宗朝的社会动乱，将沿着封建社会的自身轨道继续向前发展，进入崇祯朝，大乱达于极点。所谓物极必反，乱极而治，预示着一个新的大治局面将要出现，尽管距离这个时代还很遥远，但迟早会到来的！
第一部分农民摧毁明朝（1）
继熹宗之后，崇祯登上了皇位。他的名字叫朱由俭，是短命皇帝光宗第五子，而熹宗是他的长兄。熹宗本来应有自己的儿女，但他的后妃一怀孕，就被他的奶妈客氏给秘密把胎打掉，所以，他无子继承自己的皇位《三朝野记》，卷四，“崇祯朝纪事”。，他年纪轻轻的，才24岁，就一命呜呼了。死前，只好把自己的弟弟信王由俭请出来，做他的皇位继承人。由俭即位，选定“崇祯”为他的年号。
信王朱由俭在即位的喜庆之中，无论如何也不曾料到他竟是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而且弄得国破家亡，妻离子散，连他自己都死无葬身之地！
从他刚即位的举措来看，他的确是想重整朝纲，刷新政治。即位还不到一年，就针对魏忠贤、客氏集团采取措施，逐步削除其权力，下令派往各边镇监军的太监一律撤回皇宫。魏忠贤眼见大势已去，畏罪自缢而死《明史·魏忠贤传》，卷305。。
崇祯元年（1628年）春，由俭为泄臣民之愤，命将魏忠贤和他的死党已故崔呈秀戮尸，以示严惩；将客氏“掠死，仍戮尸凌迟。”《三朝野记》，卷4，“崇祯朝纪事”。接着，魏客党羽纷纷被逮惩治，为被他们陷害致死的文臣武将及其株连的家属千百人平反冤狱，恢复名誉，厚加抚恤。同时，起用一批深孚众望的大臣，参谋机务……
朱由俭即位初政，刈除奸恶，殚心治理，给人以万象更新之感。朝野上下抱以期待的心情，想望局势好转，社会安定。可惜，“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尤其是天不作美，旱灾频仍，到处闹饥荒，民饥兵馁，所谓“兵荒四告，流寇蔓延”，兵变、暴动、起义如干柴烈火熊熊燃烧起来，更有关外清军虎视眈眈，步步进逼，真是天灾人祸，兵连祸结，“遂至溃烂而莫可救”《明史·庄烈帝纪》，卷24。。这的确是朱由俭的不幸。命运注定他与明朝共同覆没！
明末天下大乱，首先从陕西开始。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发生大旱，次年即崇祯元年，继续大旱。延安府地区，一年中没下过一滴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百姓争抢采摘山间蓬草而食。十月以后，蓬草已尽，便剥树皮而食。到年终，树皮吃尽，又掘山中石块而食。石块性冷味腥，吃一点就饱了，过了几天，腹胀下坠而死。一些百姓不甘心饿死，开始相聚为“盗”，劫掠富户。他们说：“死于饥饿，与死于盗是一样的，与其坐而饿死，何不为盗而死，还做个饱死鬼呢！”在安塞地方，情况更惨。在城西堆放粪土的地方，每天总有一两个弃婴，至次日晨，所弃之婴踪影皆无。更奇怪的是，小孩或独行的人一出城外，就再也不见人影了。原来，那些弃婴或丢失的人，都被饥民杀死，煮人肉当饭吃，人骨当柴烧。吃了人肉的人，过了几天，面目红肿，内发燥热，很快也死了。于是，死的人到处都是，臭气熏天。在县城外挖掘大坑，每坑可容数百具尸体，用以掩埋遗骸。在这种悲惨境况下，当地官府还是催要租粮，仅存下来的人，只有一逃而已。计六奇：《明季北略》，卷5，“马懋才备陈大饥”。驻守延绥、宁夏、固原三镇的官兵已缺粮36个月！百姓家中空空如也，家无粒米，野无青草，米价腾贵，“军民交困”，所以“穷极思乱，大盗蜂起，劫杀之变，在在先闻”。百姓为“盗”，与逃兵互相煽动，千百成群，“横行于西安境内”；在耀州、泾阳、三原、富平、淳化、韩城、浦城之间，“所过放火杀人，劫财掠富，庐舍成墟，鸡犬一空。”经天启至崇祯初，仅数年间，已“养成燎原之势”《明季北略》，卷5，“南居益请发军饷”。。
在当时朝廷大臣的许多奏疏中，都真实地描绘出陕西连年饥荒、人吃人的可怕景象。就在崇祯元年（1628年）十一月，延安所属府谷人王嘉胤公开号召，举行起义，饥民、叛卒、逃卒、难民、盗贼争先参加，迅速扩展，起义、暴动遍陕西，从而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天下大乱“始于此，而卒以亡天下。”《明季北略》，卷4，“钱文俊激变”。
据官方记载，崇祯元年以后，二年、四年、六年、七年、九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共十年中，山西、陕西持续大旱，蝗虫遍地，地里颗粒无收，农民饥饿无食，疯狂地人吃人！与此同时，河南、山东、南京、北京地区、浙江、湖广（湖南）、宁夏等地也连续大旱，蝗虫猖獗，农民非死即逃。个别地方还闹水灾瘟疫、发生地震，死者累累，生计断绝。
崇祯时期闹饥荒，持续之久，波及之广，灾害之重，为历代所仅见！所谓“天降奇荒，所以资（李）自成也！”《明季北略》，卷5，“马懋才备陈大饥”。
陕西、山西等省的百姓为了活命，不得不背井离乡，流向他省谋生，于是，便产生了数以千万计的“流民”，造成社会的巨大震荡。但全国遍闹饥荒，何处可以栖身饣胡口？在他们绝望后，便铤而走险，毅然加入起义，于死中求生！
经年的自然灾害正在摧毁明末的社会经济，特别是在陕西、山西、河南等省，已呈崩溃状态。天灾就像恶魔一样，无情地吞噬着崇祯政权。
天灾伴着“人祸”，加速了明王朝的垮台。明末最严重的“人祸”，莫过于党争。所谓党争，就是在统治集团内部，拉帮结伙，党同伐异，相互倾轧，自相残杀。始自明中叶，渐趋激烈，至万历、天启两朝达到了高潮。朱由俭即位初，惩治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党争稍息。但很快党争复燃，愈演愈烈。身处最高统治地位的由俭为其蒙蔽，不辨是非，刚愎自用，辞退正直之士，滥杀无辜，朝政异常黑暗。党争仍然在阉党与东林党人之间进行。
第一部分农民摧毁明朝（2）
历代所用太监，不过是照料帝后妃日常生活，洒扫庭院而已，足不出宫，各司其职。实际上，他们都是皇家的奴仆，是不可参与国家政事的。由俭一即位，就下令革除前朝重用太监于军政的弊病。不料，他在即位的第二年即崇祯二年（1629年）便一改初衷，开始重新起任太监，担任国家军政与财政等各个方面的要职。据载，这一年，他命太监曹化淳提督南京织造、提督东厂，用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视行营，用太监冯元升下到户部发饷，命太监吕直劳军，以司礼太监沈良佐、内官太监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司礼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提督京营。崇祯四年（1631年），由俭进而把太监派到各边疆军事重地和前线，授给他们监督将帅和军事行动及粮饷的权力，还充当皇帝的“信使”，代表皇帝劳军、转运粮饷、侦探将帅言行，等等，名曰“监军”。他们成了皇帝的“钦差大臣”，将帅们的“太上皇”。经调整后，对他们作如下安排：
王应朝往关宁（指山海关、宁远）；
张朝元往蓟镇东协；
王之心往蓟镇中协；
邵希韶往蓟镇西协；
李奇茂监视陕西茶、马；
吴直监视登岛兵饷；
高起潜监视锦（州）、宁（远）；
王坤等分别监视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今山西大同）
在京中也用太监监督各部门，如，用张彝宪总理户部、工部事务，用唐文征亲督京营军队，等等。《明朝纪事本末》，卷74，“宦侍误国”。
太监本不懂政治、军事，更无理财的才干，但他们借皇帝名义，狐假虎威，高踞各地方督、抚、将帅之上，指手画脚，稍不如意，便向皇帝报告，被告者不是被革职，便被捉拿治罪。逼得督、抚或将帅不得不曲意奉承，极力巴结，甚至双方勾结，蒙蔽皇帝和朝廷。
太监凭借特权，搜刮民财，千方百计巧取宫中财物，索取贿赂，暴敛财富，个个富有。“有明之富不在官，不在民，而皆在诸宦寺及藩邸。”《讠叟闻续笔》，卷3。这就是说，太监与封藩各地的朱姓诸王是明朝社会最富有的人！还有，由俭不断地给予赏赐，晋级加冠，也是他们增加财富的一个来源。据估计，明末“太监家私何止数百万”，大概并非是夸张之语。《明清史料》丙编，33页。
太监专横，违法乱纪，打击和迫害不合己意的朝中或边疆大员已引起正直大臣们的愤怒，他们纷纷上奏章反对太监干政，指斥太监的妄行，于是，又引发出一场持续不断的党争。
崇祯五年（1632年），工部右侍郎高弘图上疏说：“臣所在工部有公署，中则有尚书，旁列侍郎，这是制度所规定的。但是，让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两部，高踞尚书之上，这不是有辱朝廷而亵渎国家体制吗！”
南京礼部主事周镳上疏，不胜感叹地说：“内臣用易而去难，此从来之通患。”
山西提学佥事袁继咸对太监作威作福，指令各级官员见面先朝拜他们十分不满，上奏章诉说心中不平：诸臣还没觐见天子，先拜太监，还让士大夫有廉耻吗？当初魏忠贤势力嚣张时，认他为义父的义子在夜里趴在地上朝拜，都还感到耻辱，如今光天化日之下，竟向太监朝拜，反倒不感到奇怪！国家自有觐见制度，二百余年未听说有这样的事。所以，我为此叹息。他参劾的是太监张彝宪等人，张不服，也向由俭申辩。袁继咸又上疏再辩：“知府见巡抚、总督行下属礼，这是典制，地方大员见太监行下属礼，这也是典制吗？地方司员至京，先向吏部报到，这是典制，而先拜谒太监，这也是典制吗？太祖高皇帝（指朱元璋）立法，太监不得参与外事。如果一定用太监约束各级官吏，这是以往所不曾有过的事！”
崇祯九年（1636年）十月，工部侍郎刘宗周向由俭发出呼吁：“今天下缺乏人才，还不至于尽出太监担当重任，他们的实权和地位等于总督，那么，将置地方总督于何地呢？而且小人与太监每每相互标榜，势必造成党争。”《明史记事本末》，卷74，“宦侍误国”。
类似这样的奏疏，书不胜书，诸臣劾太监，太监劾诸臣，把朝政搅得混混沌沌，难见清明，但结果总是太监得胜。因为太监得到皇帝的偏袒，百般保护，而劝止重用太监的大臣，特别是揭露太监劣迹的人，都受到皇帝的惩罚，轻则训斥，重则降级或罢官。像前边提到的高弘图因与太监不能共事，连上七道奏疏，请求退休，由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