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走下坡路，已现衰亡征兆，始于神宗朱翊钧，天下大乱之源即自神宗中期以后酿成。
神宗在位最久，长达48年。他即位时才10岁，还是一个不懂政事的孩子。幸赖名相张居正替他掌政，天下太平。张居正执政期间，大力实行社会改革，加强中央集权，严格考核，清除贪官污吏，起用廉官，吏治澄清；他推行一条鞭法，丈量全国土地，抑制豪强，裁减宗室俸禄，扩大税收来源，还采取一系列措施，巩固边防。他的改革很快收到了显著的效果。正处在江河日下的明朝开始有了转机，“国势几于富强”《明史·神宗本纪》，卷21。。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神宗已经20岁，正式亲政。他上台不久，就把张居正打成“逆臣”，抄家掘墓，将其家人充军戍边，并布告天下，声讨他的“罪行”。同时，废除了他的改革。明朝形势急转直下。
神宗是个荒淫残暴的酒色之徒，整日沉湎于酒色之中，根本不理朝政。自朱元璋以后，皇帝有每天三次会见廷臣议事的规定，也有一天一次会见的，而神宗却一连20年不上朝召见大臣，不批复大臣们的请示报告。大臣们急得团团转，只得向他恳求，说：“皇上不批复章奏报告，先朝从未有过，而今却大半扣留，不批不发，一旦国家有大事，被人截取，向外张扬，谁能澄清？请从现在起，凡批复不及的，尽可以当面写一纸条，转达给有关部门和大臣照办。君臣虽不能面谈，但总可以杜绝上下受人蒙蔽。”《明史·吕坤传》，卷226。神宗置之不理，仍是我行我素。就是各部门缺官，无人负责，他也不补、不任命，任凭无人办事。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5，“万历中缺官不补”。
遍查中国历代皇帝，就是那些荒唐淫乐的帝王也没有20年不上朝的，在这方面，神宗创下了最高记录！
第一部分明末中国大势（2）
神宗身为天下之主，毫无体恤百姓疾苦之念，只是一味地挥霍金钱。仅举一例：他一次采办珠宝，竟用去白银2400万两，相当全国6年赋税的总额！这就是说，他一个人享用了全国6年财税的总收入。据粗略统计，仅数年之间，为他建陵寝费用几百万两，织造费用几百万两，派人大规模采木，修盖宫殿，又各几百万两。同时，用兵宁夏费几百万，黄河溃决，用去筑堤等设施费几百万……
神宗不顾百姓死活，只要他缺钱，就向百姓劫夺，贪官污吏、地方豪绅乘机趁火打劫，民不安生。陕西、甘肃地区本来气候寒冷，土地瘠薄，生活实在困难。但朝廷下令，责成该地织造花绒布，献纳皇室。织造这种布工艺要求严格，如提花、染色，工匠日夜无休地工作，而“千手经年不成一匹”，逼得当地百姓陷入不能自拔的困境之中。山西地区承造䌷苏，每年在定额之外，另加造不已，百姓已无力承受。江西饶州的瓷器、新疆的“回青”玉石，本来不是急需的东西，朝廷也催要，加重了当地百姓的负担。以采伐木而言，神宗为营修乾清宫等宫殿，便指派四川、湖南供应木材。所采之木，其粗达丈八之围，生长期已有百年，都处深山穷谷之中，人烟绝少，蛇虎横行。特别是毒雾弥漫，每当春夏之际，瘴疠肆虐，对采木者生命构成严重威胁。伐倒一棵巨树，“千夫难移”，一遇险阻，必致死伤。所以，四川人说：“入山一千，出山五百。”生死各半。一谈及伐木，湖南、四川百姓无不哽咽痛哭！《明史·吕坤传》，卷226。
但为害最烈者，莫过于矿税之强征。此为一项新增的税收，以开矿为名，行掠夺之实。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神宗派出太监充任矿税监，先在京畿地区开矿，很快又命河南、山东、山西、浙江、陕西等地开采，榨取钱财。用来充作营修乾清、坤宁诸殿的费用。太监分赴各地，招收当地无赖地痞为爪牙，胡作非为，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明史·神宗本纪》，卷20。群臣纷纷上疏，劝阻开矿。以凤阳巡抚李三才为代表，痛陈矿税之弊，言辞最为激烈。他说：自矿税繁兴，万民失业。陛下为万民之主，不但不给他们衣穿，却把他们的衣裳夺去；不但不给他们饭吃，却把他们吃的也夺去！征税之使，急如星火，搜刮之令，多如牛毛。今天某矿得银若干，明天又加征银若干；今天某税得银若干，明天某项税收又加征银若干；今天某官员因阻挠开矿而被逮捕，明天某官以怠惰矿税而被罢官。上下相争，惟利是图。太监四布各处，加上无赖亡命之徒。如一群群虎狼，为害百姓。在湖南，太监指使爪牙，沿途不惜掘百姓坟墓，直至掘到矿为止！皇上爱珠玉之宝，百姓只爱温饱；皇上爱“万世”，百姓只爱自己的妻子和小孩。为什么皇上只想黄金堆成山，而不让百姓有糠秕升斗的点滴储积？他奋力疾呼：看看以往的记载，朝廷有过这样的政令、天下有过这般悲惨的景象而不大乱的吗？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卷5，“矿税之弊”。
有汤显祖的诗为证：
中涓（指宦官）凿空山河尽，
圣主（指万历）求金日夜劳；
赖是年来稀骏骨（喻贤才），
黄金应与筑台高。米治国、周惠泉等：《元明清诗文选》，65~67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
是时，“税监遍天下，小民涂炭已极。”恰如诗人诗中所说：“自从貂虎（指太监）横行后，十室金钱九室空。”又一首写道：“青天处处横珰虎（指太监），鬻女陪男偿税钱。”《元明清诗文选》，69页。
鉴于太监充税监为害天下，群臣要求撤税监的奏章，如雪片一般送达神宗面前，他一概不理，扣留不发。
税监为害地方，竭泽而渔，已把百姓逼向死亡。南阳（今属河南）诸府已经是连年灾荒，有半数百姓逃亡，没有逃亡的还得供应矿工饮食、官兵口粮，大多累死。在一些地方，已无矿可开，就强令百姓缴纳白银充数，“计朝廷得一金，群县费千倍！”百姓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向万恶的税监展开了武力反抗。一首《税官谣》已发出了抗击税官的怒吼：“千人奋梃出，万人夹道看。斩尔术，揭尔竿，随我来，杀税官！”《元明清诗文选》，71页。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始，凡有税监、税使在的地方，都成了百姓攻击的目标。这一年，首先从山东临清传来市民暴动的惊人消息，拉开了反税监斗争的序幕。愤怒的市民放火焚烧了税使的官衙，击毙其参随人员34人；同年末，汉阳（今湖北汉阳）市民击伤税使陈奉；二十八年，南京、北京地区“民饥盗起”；二十九年，武昌民变，税使陈奉及参随6人被杀，巡抚公署被焚烧；不久，苏州民变，管织造的太监孙隆与随从数人被杀；三十年，云南腾越百姓杀死税监委官；三十四年，云南人怒杀税监杨荣，连他的尸首也给焚烧了。《明史·神宗本纪二》，卷21。
第一部分明末中国大势（3）
广大百姓，从乡村的农民到城镇的市民都已经活不下去了。从万历十年以后，“无岁不灾，催科如故。”百姓“冻骨无兼衣，饥肠不再食”，被迫四处逃难，土地弃而不种的越来越多，留下的人替逃亡的缴纳税粮，活着的人承担死者的徭役。国家的“财用耗竭”，不但没有资金周济他们，还得继续榨取，以维持国家的财政收入。
到万历中期，明朝已走过了二百余年的漫长道路，昔日的辉煌已一去不复返，社会弊端层出迭现，险象环生。整个社会已陷入空前的危机。凡稍有点见识的人无不忧心忡忡，以惊恐的目光注视着明王朝的日益沉沦……
其中，有一个人比任何人都更尖锐更透彻地阐明当时局势极端危险。他就是左佥都御史吕坤。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他向神宗上了一道奏章，痛陈“天下安危”，开宗明义，概述天下形势：“今天下之势，乱象已形，而乱势未动；天下之人乱心已萌，而乱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乱机，使之动；助乱人，使之倡也。”《明史·吕坤传》，卷226。这番话是对万历中期政治局势的最准确的概括：大乱的局面已成“形”，只是还没有乱起来；老百姓已萌发了“乱心”，只是还没有人振臂一呼。目前的政治都为大乱播下了种子，促使全国乱起来，帮助作乱之人带头作乱。
吕坤不愧是目光敏锐、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就当时而言，他已看出明朝危机四伏、陷入险境。可以说，吕坤是第一人！他不幸而言中，后来的事变完全证实了他的预见正确无误。昏聩的神宗读了吕坤的奏章，充耳不闻，视而不见，没有引起丝毫警惕，无动于衷。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他临死时，才略有醒悟，追悔矿税事，留下遗言，罢天下矿税，各处任命的矿监——太监都撤回皇宫。可惜为时已晚，他的后继者回天无力，明朝迅速走向灭亡！
清朝修《明史》时，得出一个精辟的结论：“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明史》，卷21。。它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普遍看法，也为今人所认同。换句话说，天下大乱即始自神宗，自此一天天乱下去，直至清朝重新统一全国，大乱才结束。如从吕坤指出“乱形”已成的万历二十五年算起，至清止乱，也有六十多年的时间。
神宗死后，又历光宗、熹宗、思宗三朝。光宗即位仅月余去世，对局势的变化无足轻重，关键是熹宗，虽说他在位只有七年，但对明朝生死存亡关系极大。如果他能惩前毖后，刷新神宗弊政，明朝或许还有希望，岂料神宗长孙熹宗同乃祖一样，追逐声色犬马之乐，重用太监魏忠贤与奶妈客氏，把国事搞得一塌糊涂。
魏忠贤本系一无赖出身，目不识丁，为人阴险毒辣；客氏淫荡而心狠，两人结为死党，狼狈为奸。他们每天都诱使熹宗嫖娼优，玩方伎，不理政务，而独操国家大权。《明史·魏忠贤传》；卷305，853页。他们为非作歹，凡不合己意者必排挤出朝廷，谁敢反对，必置于死地而后已。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党人，主清流，终被魏、客残酷打击；又借辽东经略熊廷弼兵败辽西广宁之机指天启元年（1621年）熊廷弼主持辽西军务，与广宁巡抚王化贞意见分歧，贻误军机，被后金打败，自退山海关。魏忠贤以熊不附己，即借口将熊处死。，谋兴大狱，不仅将其处死，还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六位重臣也牵进“熊案”，置于狱中害死，尚书李宗延等五十余人皆被削职，逐出国家的政治生活。大学士、兵部尚书孙承宗被魏排挤，告老还乡；敢于同后金战斗的名将袁崇焕也被迫辞职回家。昏庸的熹宗对魏、客言听计从，任其所为。魏客集团大施淫威，连民间偶语触犯他们的话，立遭逮捕，加以虐杀，甚至“剥皮割舌”。被杀的人“不可胜数”《明史·魏忠贤传》，卷305，参见李逊之：《三朝野记》，卷2。！朝廷内外，皆为魏、客及同党所把持，正直大臣所存无几，敢怒不敢言。依附他们的人齐声称颂，纷纷在各地为魏建“生祠”，像神一样供奉。熹宗频频给他加官晋爵，封为“上公”。一个侍奉帝后的奴仆，竟权倾朝野，登峰造极！
国家政治生活暗无天日。
经济继续败坏，水旱频仍，黄河决口，百姓生活绝望。各地城乡民变、兵变、农民暴动不断发生，社会激烈动荡起来。天启六年（1626年）八月，陕西流民揭竿而起，由此星星之火，不出几年，终于发展成燎原大火！
神宗晚年，即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创建于今辽宁东部山区的后金政权，在努尔哈赤的统率下，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崛起，一跃而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向明朝展开了猛烈攻击，相继夺取了抚顺、开原、铁岭等明朝边防重镇。熹宗即位后，后金又连夺沈阳、辽阳、广宁（辽宁北镇）及辽南至旅顺等地区。后金已占领辽东，成为明朝的一大劲敌。被视为京师的“左臂”——辽东，已为后金所截断，明朝的危机日益加深。
第一部分明末中国大势（4）
自万历中期，神宗已为明朝打开了死亡之门，而熹宗七年中，进一步推波助澜，局势迅速败坏，经济濒于崩溃；农民暴动、起义乱于内，地处东北的后金攻于外，终于形成全国规模的空前大动乱。明朝的灭亡，势所必然，只是时间问题。
明末社会的大动乱，究其根源，依然是根植于封建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矛盾的基础上发生的。由神宗、熹宗两朝播下的“乱机”，至崇祯朝发展成全国农民大起义，无疑是这一基本矛盾的全面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