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置于中央的直接控制之下。前述康熙三十年多伦会盟，将喀尔喀蒙古即漠北蒙古按漠南蒙古的模式，进行编旗队、设盟，成为清政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西北，集中力量打击噶尔丹的离心势力，争取了中间势力，对其胁从者一律既往不咎，感化他们归附，一体“恩养”，乘机将西北地区归入清政权的统治之下。康熙三十六年五月，和硕显亲王丹臻等人，给予了正确地总结：圣祖十余年来，“下台湾，歼灭察哈尔，定俄罗斯，收喀尔喀，从古未经服属之疆土，悉隶版图。……今噶尔丹又复剿灭，其同族之青海台吉，皆克期来朝；又素臣服于厄鲁特之哈密诸回人，亦皆输诚效命。治化之隆，蔑以加矣！”《清圣祖实录》，卷183，32页。
圣祖不修长城，撤长城之防，表面看，不过是边防思想的转变，实际上，都是对秦以来两千年间政治地理观念及国家大一统观念的巨大变革。从此，长城不再是限隔汉民族的农业区与游牧民族的游牧之区的藩篱，从而把长城内外的两个对立的部分化为一体，初步形成了多民族国家的规模，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第四部分治河安邦治国（1）
经济是一个国家或政权赖以存在的基础，国家强大与否，亦有赖于经济的发展。每当经济崩溃，凭借军事的强大也难以维持，国家政权便陷入无法挽救的危机。中国历代王朝，每至灭亡，都与经济的崩溃联系在一起。民以食为天，没有或粮食匮乏，人民生活难以为继，社会就会动荡不定，便加速了一个国家政权的灭亡。
这些，都是千古不易的道理。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不是件易事。顺治朝18年，力图恢复封建经济，到顺治十七年五月，即世祖去世前半年，户部奏报：“国赋不足，民生困苦”，因为战争还没有结束，“皆由兵马日增之故”。《清世祖实录》，卷136，21页。战争仍然是经济恢复的最大障碍。而经济的困难已使清朝统治集团惶恐不安。以顺治十七年六月为例，自春至夏一直干旱无雨，世祖不得不向上苍“祷雨”，他在“祝文”中写道，因雨不足，他“昼夜忧惧，不敢宁处”。他所“忧惧”的是，干旱而使“田苗枯槁”，必将发生“饥馑”《清世祖实录》，卷137，2页。，百姓动乱，势必动摇清朝初建的统治。经济困难引起世祖内心的恐慌，溢于言表。经济带来的后果，甚至比战争遭到失败更为深刻！
圣祖即位初，国家经济与财政状况尚未根本好转。“钱粮系军国急需”，但各省“拖欠甚多”，征收上来的“甚少”。除了各地方官玩忽职守，或有侵挪等原因，主要还是民穷，难以完成应缴的钱粮。《清圣祖实录》，卷1，17页。还有些地方，经战争破坏，经济尚无恢复的迹象。就拿辽东地区（今属辽宁省境）来说，清入主中原18年后，这里还是“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全无可恃。”在靠近边海地带，“黄沙满目，一望荒凉”；辽河以东，原属经济发达地区，“城堡虽多，皆成荒土”，如盖州（辽宁盖县）、凤凰城（辽宁境内，今仍名）、金州（辽宁省境，今仍名）等地，不过数百人，而铁岭（辽宁铁法市）、抚顺（辽宁省境，今仍名），“惟有流徙诸人，不能耕种，又无生聚，只身者逃去大半，略有家口者，仅老死此地。”《清圣祖实录》，卷2，26页。这一幅凄凉的景象，令人触目惊心。表明经过明清战争后，残破如故，没有得到一点改善。
在封建社会，“国之大计在农”，而农业之好坏，又取决于雨水得宜《清圣祖实录》，卷6，12页。。自顺治以来，特别是中期以后，水旱频仍，农业连年歉收。对农业关系最重的是黄河，从顺治元年夏开始，几乎年年决口，朝廷征发民夫堵塞，却是屡塞屡决，黄河改道，到处冲决，数以万计百姓的生命及财产遭到严重损失，朝廷虽尽力蠲赈，却无财力满足需要。黄河泛滥，殃及淮河，而与之相联的大运河也同时被冲，遂使“运道中梗”《清史稿》，“河渠二”，卷127，3770页。，南北交通断绝，南方钱粮不能北运，国家财政大受其害。几个世纪以来，南方经济成为北方的依靠，所谓“天下财富莫盛于东南，亦莫竭于东南”《清世祖实录》，卷136，4页。。到清代，这一经济格局仍没有打破。由于黄河、淮河的水患，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上的漕运受阻，农业的主要生产地区中原和江南广受其害，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影响到清政权的稳定。圣祖已深感问题的严重性。他亲政后，就把三藩的政治问题与河务、漕运的经济问题列为他优先解决的三件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柱上”，时刻不忘，提醒自己，尽全力加以解决。很清楚，他把治黄与漕运提到治国、安定天下、巩固政权的高度来认识。治河即治国，道理即在于此。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河。从开天辟地，她就像一个伟大的母亲，用自己的乳汁，哺育我们的祖先生生息息，繁衍不止，最终凝聚成强大的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她以博大的胸怀，汲取各民族各地区的文化，历经千百年的积淀，汇成博大精深的黄河文化，向着四方，向着世界辐射，发出灿烂的光芒。中国历代王朝皆仰赖她的滋补，不断创造出丰富多彩的历史新篇章。
不容否认，黄河又是一条多灾多难的河。她带来的祸患，不知给历代造成多少灾难！她在上游地带，流经崇山峻岭之间，不能为大患。但一出龙门，至河南荥阳以东，地势平衍，水势顿减，流速缓慢，从西北黄土高原裹挟而来的大量泥沙，沉积下来，河床积高，甚至高出地面，如河在天上！每当夏秋雨季，河水溢出，冲决堤岸，淹没大量农田，城乡两岸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重大损害。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到历代为治理水患，前仆后继，已付出了艰巨的努力，虽收一时之效，却无法得到彻底根治。先人治河的基本方法，就是加高增厚堤坝，堵塞决口，对于泥沙的淤积，则无能为力！黄河如一匹难驭的野马，随时奔流，屡次改变河道。到北宋熙宁年间，一次大水，使黄河改道，经江苏淮安府，与淮河汇流入海。
在黄、淮汇流处，又与运河相接。运河是隋炀帝下令开凿的人工水道，自北京至杭州，长达两千多里，成为贯通南北交通的大动脉。隋以后，南方经济已超过了北方，成了历代的财富之区。建都于北方的唐、宋、元及明、清历朝，京师所需都依赖南方的供应。运河一变而为隋以后各朝的生命线，把运河上的运输称为“漕运”。运河因与黄、准相连，也深受其水患之害。黄河东西流向，运河南北贯通，所以两河必然相交，不能回避，不能绕开，就利用黄河的一段，作为运河的运道。问题是，黄河发大水，不仅倒灌入淮河，使之泛滥为灾，而且又倒灌入运河，将其堤防冲坏，还把泥沙带入运河，致使河身变浅，而不能行船，运输便告中断。
第四部分治河安邦治国（2）
北宋建都于开封，元、明、清三代皆建都于北京，粮食及其他物资取自南方，黄河的运输已失去重要意义，运河成为他们的命脉。以明代为例，至成化八年（1472年），每年从南方漕运400万石粮供应京师，自此以后，即以此数为定额。《明史》，“食货三·漕运”，卷79，211页。清初，到康熙五年（1666年），“国家每年挽运七省漕粮四百万石”，运至京师。《清圣祖实录》，卷18，20~21页。以后，长期保持400万石的数额。如果漕运中断，京师百官及军民的生活，就难以为继，陷入饥荒。所以，黄河与运河息息相关，治黄就是保障漕运畅通。如康熙四年三月，圣祖指示工部：“漕运关系国用，河道理宜严肃。”《清圣祖实录》，卷14，21页。次年正月，他对河道总督朱之锡说：“运河关系国家漕粮，”同时，也关系民生《清圣祖实录》，卷18，3页。。治黄保运，实系国家治乱，不能不列为治国的一件头等大事。
自明末崇祯以来，迄至康熙初年，将近五十年间，黄河频频泛滥成灾，为害日益严重。《清史稿》认为，黄河大患始于李自成率大军围汴梁（河南开封），决黄河水灌城。考之历史，李自成决河灌城，时在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九月，正值秋雨连绵，黄河水旺。开封在黄河南十里。李自成久攻开封不下，即挥军决开黄河大堤，汹涌的河水，“势如山岳”，咆哮奔入开封，从北门入，穿城东南门而出，流入涡水（即今涡河），水骤长二丈，士民淹死达数十万！一座繁华的大城完全淹没于一片汪洋之中，仅有数处城堞时隐时现。黄河旧道“清浅不盈尺”，难容滔滔洪水，河水便四处奔溢，将归德城（今河南商丘）断隔在黄河以北（决水前，在河之南岸），邳州（今江苏邳县北）、亳州（今安徽亳县）以下皆被淹没。谷应泰：《明史记事本末》，“李自成之乱”，卷78，1347~1348页。这次决黄河灌城，后果十分严重。因为连年战乱，黄河堤坝失修，自此以后，黄河“屡塞屡决”《清史稿》，“河渠一”，卷126，3716页。。
入清后，自顺治元年（1644年）夏，黄河又回到李自成决堤前的故道，由开封北，蜿蜒东流，经安徽、江苏等省，与淮河汇，历云梯关（今江苏阜宁西北）入海。同年秋，在温县（今河南温县）决口；
顺治二年夏，考城（今河南兰考北）、王家园决口；七月，又决流通集，洪水涌入运河，运道淤塞；
三年，流通集堵塞，黄河下流，势湍激，由汶上（今山东汶上）决入蜀山湖（今山东济宁北）；
五年，决兰阳（今河南兰考）……顺治时期黄河决口的记录，详见《清史稿》，“河渠一”，卷126，本书不一一列举。
经顺治之世，18年中，黄河几乎无年不决口！朝廷穷于应付，防不胜防。统一战争正在加紧进行中，朝廷实在拿不出经费，也难以调发流散的百姓，无力大治大修，不过是哪里决口，就在哪里整修一下而已，故水患无穷无尽。朝廷屡经讨论，建议不少，却不能实施。
圣祖即位后，河患有增无减。据统计，从康熙元年到十五年，黄河决口达69次郭松义主编：《清代全史》，卷3，115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平均每年高达4．6次！如，康熙六年（1667年），连续在桃园（今江苏泗阳）烟墩、萧县（今江苏萧县）石将军庙决口，继之，桃园黄家嘴已塞复决，其下游州县，“悉受水患”，尤其是连接运河的清河（今江苏清江市）全被洪水冲没。黄河下流被阻，洪水尽注洪泽湖，高邮（江苏高邮）水高几达二丈，“城门堵塞，乡民溺毙数万。”九年五月，一场暴风雨，黄河与淮河并涨，形成数千里奔悍而来的洪峰，撞击高堰石堤六十余段，冲决五丈余，高邮、射阳等湖受黄、淮洪水合力灌注，高堰几乎塌毁。正值西风鼓浪，洪水行若疾雷飞电，一泻万顷，江都（扬州）、高邮、宝应、泰州（均属今江苏）田地尽没，兴化（江苏兴化）以北，汪洋一片，看不见城郭室庐。以上详见《清史稿》，“河渠一”，卷126，3718~3719页。洪水漫流，成一泽国。
康熙十五年（1676年）夏，大雨连绵，久下不停。黄河暴涨，洪水冲入洪泽湖，防湖的高堰堤坝抵不住洪水的冲击，决口34处。漕堤崩溃，高邮的清水潭、陆漫沟大泽湾，共决口三百余丈，扬州地区都被淹没在浩大的洪水中，“漂溺无算”，同年，宿迁（今江苏宿迁）的白洋河、于家冈、清河的张家庄、王家营；安东（今江苏涟水）的刑家口、二铺口，以及山阴（江苏淮安）的罗家口等地皆决口。《清史稿》，“河渠一”，卷126，3719~3720页。
从顺治到康熙十五年，33年间，黄河几乎年年决口，甚至一年中决口数次。从受灾记录看，其决口多集中在洪泽湖以东，黄河、淮河、运河的交汇处，具体说，就是扬州、淮安和徐州三府及其所属的高邮、宝应等七州县地区。因此，“黄河南行，淮先受病，淮病而运（河）亦病。”《清史稿》，“河渠二”，运河，卷127，3770页。其“病”在“借黄济运”的180里水段不能通行，而临近黄、淮的运河段则被洪水吞没，运河堤被冲垮；洪水退后，留下大量泥沙，把运河淤浅，船不能行。黄河对漕运的危害至深，明以前，历代都没能解决这个困扰一千多年的大难题。清初有识之士，如水利专家靳辅充分认识到：“漕之患莫大于（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