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赋役全书》。《清史稿》，卷121，“食货二”。
第四部分富国裕民新政（5）
康熙初年，对赋税制度进一步改造，加强了国家对赋税及财政的管理，理顺了关系，转入正常运行的轨道。陈支平：《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
值得注意的是，清初赋役制度已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这就是由历代的实物赋税渐转化为折色。所谓实物是指以土地所出如粮豆桑麻等物为赋税，而将实物折算成银两缴纳，称为“折色”。这一变革，应追溯到明中叶，张居正改革赋税制度，行一条鞭法，将赋税和徭役并为一条，以货币代替实物和力役。但中央征收赋税还是以“本色”（粮豆等之别称）为主，折色也只在地方实施。所以，终明之世，折色制的发展受到很大局限。清入关后，在畿内以及屡经战乱地区征收实物赋税十分困难，只得从外省或外地购进，而且运输也很不易，于是，始以“折色”代替“本色”征收赋税。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逐渐加大折色的比重，征收实物的部分大为减少，并长期保持在同一水平的比例。如顺治八年（1651年），首次将赋税载入官方《实录》，其中征收地丁总额为2100余万两，征粮豆为500余万石。到康熙前期，征地丁银也只增加数百万两，粮石增加了100余万石。地丁银与实物赋税的这一比例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本色改折，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清朝顺应这一趋势，于国于民皆便，是社会的一个进步。陈支平：《清代赋役制度演变新探》，13~18页。
赋税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基本适应当时的生产发展水平和纳税户主要是农民的承受能力。总体考察，赋税较之明代有所减轻，因为去杂税，禁加派，尤其是朝廷经常地、大量减免赋税，平均一年所纳赋税就不算多了。如果认为较之明代还重，就不确了。需要指出的是，在进行战争时，由于兵饷严重不足，不得不临时加征。当战争结束，临时追加的兵饷也停止征收了。
清理户口人丁，是整顿赋役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农民除了缴纳赋税，还要承担力役，即为封建国家当差，为地方的或国家的公共工程如筑城、修路、兴修水利等项，征发役夫完成。其役夫都是七国家法定年龄之内的丁壮充任。清初战乱所致，户口混乱，国家无法掌握精确的人口，差役无从征发。顺治十八年（1661年）末，江南道御史胡秉忠指出了当时户籍混乱的状况。他说，现今各省州县卫所编审户籍人丁，都沿袭明万历以后的旧数，已经成壮年的人“不加丁”，已经年老的还按成丁对待，没有免除差役，以致差役苦乐不均，有的流入“邪教”，有的逃避到盗贼之中，有的逃到他乡，故户籍流失或漏掉，征粮亦失，种种弊端，关系重大。他提出，应由户部等部门核实户口人数，凡年16岁以上为成丁，60、70岁的都一律豁免，不再承担差役；有冒充僧道而无度牒者，“悉令为农安插”，附入户口丁册当差。此项建议，获得通过，通令全国执行。《清圣祖实录》，卷5，13~14页。大的原则如此，其具体细则，不一一罗列。赋役制度很复杂，清初以来，不断整顿、补充、更正，使之细密、完备，各地情况不同，在执行中，也有本地的一些特殊法规，这就更增加了它的复杂性。如详写其内容，也是本书所不能承担的，只有作为专项，撰写成一部专门著作，才能说清这个问题。这里，仅从大处说开，对清初整顿赋役制度有一个宏观认识，不失本书之要义。
总之，顺康时所定赋役制度，对农民及其他劳动者的“索取”，比较合于理性，给农民的再生产提供了机会；“索取”之后，农民还略有剩余，靠其积蓄，以达“家给人足”的目标。
圣祖“裕民”的另一项重大举措，就是严禁私派、加征，以保证农民在缴纳法定的赋额后，不再受到额外的科敛。
清入关伊始，摄政王多尔衮就宣布废除明末“三饷”及一切私派。广大百姓为之欢欣鼓舞。但旧弊尚未除尽，而新弊又接踵而至。新到任的地方官，无不巧立名目，大搞“私派”，税外加税，额外增额，或为完成上级指派的赋税额，不顾地方死活，拼命加增，以向上司邀功请赏，希图晋升；或中饱私囊，从加派的赋税中谋取个人私利，贪污、受贿，层出不穷。
顺治十八年四月，四川道御史夏人佺揭露地方官“加派”的严重状况。他在向朝廷的奏报中说：现今田赋正额，每亩多不过二三钱，少只几分，按说赋税确实不重，但“地方官摊派科敛，较正额多且十余倍，少或数倍。”由此亦见当时“州县私派私征”是何等严重！问题是，主管的司、道、府、厅等官又不予“检查”，任其所为，使百姓深受苦累。《清圣祖实录》，卷2，15页。岂止地方官，连朝廷也搞“加派”，限于财政入不敷出，即于顺治十八年八月，宣布恢复明末所增“三饷”中的“练饷”一项。明末档册多毁于战火，户部无法找到“练饷”的旧案卷，只有“遗单”一张，内载：每亩征派一分。直隶、山东、河南、江南、山西、浙江、江西、湖广、广东、广西、福建、陕西、四川十三省，共计有土地：577。1万余顷，每亩也派征一分，计得银500余万两。户部请求，以上各省巡抚，自顺治十八年为始，限三个月内征完，解送到户部。至于新开辟的云贵，“无旧案可查”，就由两省巡抚按现今应征的田赋内，照每亩一分的额数加征，编辑成册，报给户部。
这种明征明末加派的“练饷”，完全违背初入关对全国百姓的许诺，加征数字每亩一分，等于现征赋额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不能说少。大概户部也知道此项举措不得人心，惟恐日久生变，便限令三个月突击征收完毕。刚刚就职的四辅臣即批示：“如议速行。”《清圣祖实录》，卷4，9~10页。
第四部分富国裕民新政（6）
至十二月，年幼的圣祖在解释上述加派不得已的苦衷时说：“前因世祖章皇帝山陵大工及滇（云南）闽（福建）用兵，钱粮不足，不得已于直隶各省田赋，照明末时练饷例，每亩暂加一分，以济军需。今思各省水旱盗贼，民生未获苏息，正赋之外，复有加征，小民困苦，朕心殊为不忍。若不急停，以舒民困，必致失所。”因此，他下令：“除顺治十八年已派外，康熙元年，通行停止。”他责成户部将此决定，尽速通告全国，使百姓人人知道。《清圣祖实录》，卷5，19~20页
国家的“加征”得到纠正，但地方“私派”如故。康熙三年（1664年）五月，四川御史马大士予以揭露：州县征收钱粮，明明已征收完毕，仍上报没征收完，留一笔欠账，以便于“加派私征”，据为私有，其“弊端百出”。他提出惩治办法：以后如司道府厅等官对下属州县私弊隐瞒、朦混不报者，由上级督抚“题参”将司府道厅官革职；若司道府厅等官上报，而督抚隐匿徇私不报，则由科道官指名“题参”，将督抚降五级调用。户部批复同意。《清圣祖实录》，卷12，2页。
康熙四年三月，圣祖指示吏部：最近听说，地方官“贪婪者多”，征收钱粮，“加添火耗”火耗，交税银时的损失部分。农民交税银，多属细碎，地方官将其重新熔铸，加工成标准重量的银锭。在其烧化、熔铸时必有损耗，其损耗部分，称“火耗”，例由农民自补，以足原额数。地方官从中作弊，多索“火耗”，据为己有。，或“指公费科派”，或“向行户强取，借端肥己，献媚上官；下至户书里长等役，恣行妄派，小民困苦，无所伸告。”此类事，由科道官“不时察访纠参”。以前，夏秋征收钱粮，原有定期，而今地方官却“予征”隔年钱粮。圣祖很生气地说：这样做，“小民”怎能承受得起！他下令：“以后予征停止。”《清圣祖实录》，卷14，20页。
圣祖即位五年间，已屡次明令禁科派、加征，可是，此类弊端还是屡禁不绝。康熙六年六月，内弘文院侍读熊赐履说：“私派倍于官征，杂项浮于正额”；受灾蠲赋，“则吏收其实，而民受其名；赈济，则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清圣祖实录》，卷22，11页。所以，征收钱粮，“民不苦于正额之有定，而苦于杂派之无穷。”《清圣祖实录》，卷22，18页。第二年六月，圣祖已经亲政，召见户部官员，指出：“向因地方官员，滥征私派，苦累小民，屡经严饬，而积习未改……致小民脂膏竭尽，困苦已极。”他既对百姓“甚悯之”，又对地方州县官作弊及督抚徇庇表示出“深可痛恨”的愤慨之情，责成户部严查。《清圣祖实录》，卷26，12页。
圣祖并非说说而已，对那些置法而不顾的官员，必绳之以法。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九月，山西巡抚满洲人穆尔赛被揭发就是一个典型。他的罪状主要是在他管辖的文水等县多加“火耗”，窃为己有，其次是女儿出嫁时，向其属官索取礼物。事发后解至京师严审，事实俱在，圣祖判处他死刑，待秋后处决。《清圣祖实录》，卷122，7~12页；卷123，5页。
鉴于以往的教训，对选拔官员制定更为严格的条件。康熙二十四年十月，吏部提出：督抚等荐举保举府州县官，须保证两条，在册内填上一条是被保举人“无加派火耗”的字样；一条是填入“实心奉行上谕十六条所谓“上谕十六条”，是圣祖于康熙九年十月颁发的治国纲要，强调教化，儒家治国的指导思想。详见《清圣祖实录》，卷34，10~11页。，每月底，聚乡村乡约讲解字样。”如保举不实，依照“徇情荐举卓异例”，给督抚各降二级调用的处分；提供保举详细情况的司道府官，各降三级。《清圣祖实录》，卷122，17~18页。
加派、科敛，都是地方官盗用公家的名义，向百姓额外摊派，可谓巧取豪夺。这种税外加税，额外增额，实际是地方官贪赃害民。如此致使百姓的负担加重，自然积怨于朝廷，久之便生祸乱。圣祖和他的开明大臣们深知其弊将带来的严重后果，故一再告诫户部，反复颁布禁私派的严令，对其重犯予以惩处。圣祖为此进行了长期斗争，约从康熙三十年以后，加派、科敛的事大为减少，但无法根绝。如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十月，圣祖面嘱河南巡抚徐潮说：“闻河南火耗甚重，尔去当严行禁止。”徐潮回答说：“臣闻河南有几州县火耗最重，此外尚有私派。臣当严行禁革。”《清圣祖实录》，卷201，24页。表明私派之类确已减少，仅在部分地区时有发生，有的不失为严重，但全局日渐安定，官民相安无事。
秦汉以来，历代有一个传统，这就是：官员不得经商，不得参与经济贸易活动。中国自古就是以农业立国的小农国家，“重本抑末”是其相沿不变的传统政策。以农业为首，视农业以外的各行业为“末业”，更以经商为贱，没有什么社会地位。西汉初立，限制商人的子孙不得为官，商人不得穿绸缎等，把商人看成是下贱的人，如同妓女，而加以防范，惟恐人们舍本逐末，为害国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官员经商必然与民争利，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动用国家的资财进行商业活动，无不大赢其利，国家的财富，百姓的利润，都被官吏攫取。他们经商，必然搞乱经济秩序，也使政府腐败、堕落，危及统治。因此历代以官员经商为大忌，而加以严禁。
第四部分富国裕民新政（7）
清初，对官员经商也采取了严禁的政策。康熙六年七月，左都御史王熙提出“请禁官员贸易之害”一疏，揭发各级官员利用家人强占市场、贸易关口，不许商民贸易，欺行霸市，垄断贸易，牟取暴利，商民深受其害。户部据此，作出严格规定：今后王公以下，文武大小各官家人如“强占关津，不容商民贸易者”，就地“枷号三个月”，属百姓者，责打四十板；旗人者，鞭打一百。纵容家人的藩王，罚银一万两；公爵，罚银一千两，都将管理家务官革职，将军、督抚以下文武各官俱革职。如果兵民商假冒王公文武各官之名，“照光棍例治罪”，货物入官。圣祖批准实行。《清圣祖实录》，卷23，2页。。此令，对官员从事贸易活动进行严处，而对不法之徒也予严禁，以保证贸易、经商正常进行。
此前，康熙四年九月，已下令严禁国家收税官员扰害商民的正常经贸活动。主要弊端是，收税官员“希图肥己”，任用当地地痞、恶棍，巧立名目，另设私秤，于定额之外，“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