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康熙四年九月，已下令严禁国家收税官员扰害商民的正常经贸活动。主要弊端是，收税官员“希图肥己”，任用当地地痞、恶棍，巧立名目，另设私秤，于定额之外，“恣意多索”，“或指称漏税”，随意逮拿过往商民、要挟诈取钱财；或将民间细碎之物及衣服等类，原不抽税，也违例征收，不交税则不许过关，直到顺遂其贪心方休！“此等弊端甚多，难以枚举。”圣祖气愤地说：“违背国法，扰害商民，殊为可恶！”以后如有发现，必予“从重治罪”，其督抚也以“徇纵之罪”论处。《清圣祖实录》，卷16，26页。为防止税官额外榨取商民，原定收税超额者“加级记录”，以示鼓励的政策，也已于康熙四年初“永行停止”《清圣祖实录》，卷14，6页。。
朝廷一面严禁官员经商，一面鼓励和保护商民的正当的商业活动。山东青州、登州、莱州等处沿海居民，一向依赖捕鱼为生，因“禁海”多有失业，从康熙四年三月起，准予开海捕鱼，“以资民生”《清圣祖实录》，卷14，24页。。康熙二十三年，台湾业已收入版图，浙江沿岸地方也照山东等处之例，开海禁，准予百姓装载五百石以下船只，“往海上贸易捕鱼”《清圣祖实录》，卷115，6页。。有的大臣建议：在福建、广东沿海地桥道渡口等处设备征收定额税款。圣祖对此却另有考虑，说：“向令开海贸易，谓于闽粤边海民生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财货流通，各省均有裨益。且出海贸易，非贫民所能，富商大贾，懋迁有无，薄征其税，不致累民，可充闽粤兵饷，以免腹里（即内地）省分转输协济之劳。腹里省分钱粮有余，小民又获安养，故令开海贸易。”圣祖的这番话，还是要使沿海居民保有生计，渐致富足，不致再牵累内地向沿海地区转饷运输，百姓皆获安宁。但他不同意再于桥道渡口等处设关征税，实则又“增设一关科敛”《清圣祖实录》，卷116，页18。。康熙二十四年三月，全面开海禁。议政王大臣会议认为，“今海内一统，寰宇宁谧，满汉人民俱同一体，应令出洋贸易，以彰庶富之治。”圣祖照准，指出：如有人“倚势横行，借端生事，贻害地方”，要“严加禁饬”；若有违法者，当地督抚要指名参奏。《清圣祖实录》，卷120，15~16页。
圣祖决定开海禁，允许沿海居民出海贸易，是一项进步政策，但是，又决定不准外国人来华贸易，实属愚昧。按传统做法，只有在外国人对华“朝贡期”内允许贸易，期限一过，即停其贸易，贡使便打道回国。经查，外国人在贡期外从事贸易的，康熙初年只有两次，一次是康熙二年准荷兰国贸易一次，三年时，准暹罗国（泰国）贸易一次，已载入《会典》。五年时，宣布：下不为例，“永行停止”。七年，重申此项决定：以后，如属非系贡期，“概不准其贸易”。《清圣祖实录》，卷25，22页。
圣祖的这项政策，影响了清朝一百多年，后世子孙顽固地坚持不准外国人来华贸易，贻误了中国的发展，圣祖为始作俑者。
朝廷对工商业也采取了开放的政策。原先，产铜铅地方，当地百姓纷纷开采。后因“地方官收税，种种作弊”，百姓受其损害，无利可图，也就停止开采了。铜日渐减少，价格腾贵，直接影响到制钱，造成钱少而日贵。于是，康熙二十三年九月，决定此后“停其收税，任民采取。”《清圣祖实录》，卷116，19~20页。百姓有了优惠政策，开采积极性顿时高涨。朝廷不取一文，所获利益皆归自己，直接起到了“养民”的作用。
对于百姓主要是农民最高“实惠”的莫过于蠲免钱粮，济贫赈灾。
蠲免或赈济，一向被视为历代统治者的一项德政。从秦汉以来，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史不绝书，意在宣扬他们的德政，传之后世。清初，顺康之世，所做的固然没有超出历代济贫赈灾的范围，但值得称道的，或与历代不尽相同的是，他们济贫赈灾普遍、及时，达到有灾必赈、有贫必济，有一分灾必免一分钱粮。特别是康熙中期前后，国用渐充裕起来，赈济次数频繁而量大，由局部地区到全国以至达到了无灾也轮流免征钱粮的水平。这就不是简单的救灾，而是给百姓增加积蓄，尽快地富足起来。
清初以来，自然灾害较重，而圣祖亲政以后，灾害频年发生，而且受灾面积日扩大，严重危及经济的恢复。诸如水、旱、雹、蝗、风、霜雪、地震等，其中又以黄、淮、运河等诸水系灾害尤重，旱灾是仅次于水患的一大灾害。加之战争的破坏，更助长了灾害的严重程度。百姓的生活处于困苦之中。有关灾害的情况，《清实录》作了大量而详细的记载。概略地说，北方以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为多灾地区，水旱灾频繁；南方以淮扬地区的水患最重，西南云贵及广西，延及四川，因受战争破坏最重，而且地旷人稀，经济恢复较慢，稍遇自然灾害，百姓的生计就难以为继。以上地区，经常受到朝廷的救济，给以重点扶持。
第四部分富国裕民新政（8）
清代的救济多种多样，据《大清会典》所载，主要分为蠲免、赈济、调粟、借贷、除害、安辑、抚等方面。这里，仅就钱粮的蠲免做一简要评述。
我们从《实录》记载看到，自顺治二年（1645年）就已开始实施蠲免赈济的政策，首免直隶坝州等八县水灾赋税《清世祖实录》，卷20。。其后，基本做到了有灾即免。毕竟天灾人祸过重，蠲免只能解决百姓的部分燃眉之急，难以使百姓富足起来，而不受灾的地区也难以承担应缴的赋税额。所以，顺治朝积欠的钱粮相当多。
圣祖即位初，大规模的战争基本结束，经济开始复苏，对受灾地区多予蠲免，但从十二年到二十年，正值平三藩的战乱时期，军费开支猛增，财政陷入困境，从中央到地方，主要是地方不得不加派、加征，以补因战争造成的财政亏空。这样，对受灾地区已无力蠲免赈济。这个短暂的时期，蠲免明显减少。及至平定三藩后，随着经济的渐次恢复，蠲免日渐增多，其数额也不少，在经济生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蠲免分为灾蠲，即因灾荒歉收而免去若干赋额，视灾情严重程度而定；蠲逋欠的赋额，虽未受灾，因种种原因而欠缴的赋额，亦行蠲免的政策；恩蠲则是遇有国家喜庆之事及皇帝本人的庆典（如生日、登极等），施恩于百姓；皇帝巡幸所经过之地，无论受灾与否，给予当地百姓以实惠，适当免征部分或当年全部钱粮。如，圣祖东巡至盛京、南巡山东、江淮等地，都曾实行过蠲免。对于垦荒地，若干年内不起科，免征地丁钱粮，也属于蠲免之例。
康熙朝蠲免钱粮，始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如六月，因江南宿州、盐城、萧县旱灾免征顺治十七年度的额赋；陕西同州、临潼、岐山、扶风、郿县因本年冰雹灾，免征本年度额数；十一月，因水旱灾先后免征陕西优羌县、江南灵璧县、直隶新城县本年的赋税。十二月，一次就免浙江钱塘等29县本年水旱灾额数。以上见《清圣祖实录》，卷2~5有关记载。
圣祖说得好：“欲使民被实惠，莫如蠲免钱粮。”又说：“欲使群生乐利，比户丰盈，惟频减赋蠲租，庶万姓得沾实惠。”这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十一月圣祖向大学士们所讲的话。可以认为，这是他即位二十多年来对蠲免的经验总结。他特别体恤河南、湖北两省百姓在平三藩的战争中“转输供亿，劳费繁多”，当即下令，特减免两省康熙二十五应征地丁各项钱粮一半，二十四年未缴纳完的钱粮全部免征。同时，因直隶献县、河间县、河间卫、江南宿迁、兴化、邳州、高邮、盐城，山东郯城、鱼台等州县“重罹水灾，小民艰苦”，所有康熙二十四年下半年、二十五年上半年地丁钱粮全部免征。《清圣祖实录》，卷123，3~4页。
以受灾最重的山东为例。到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二月，圣祖至山东巡幸，在此之前，山东“连年饥馑”，朝廷“截留漕运，分疆散赈，动内帑数百万两，遣官四五百官，分派各州县赈济。至地丁钱粮前后屡行蠲免，通省亿万民命，始得复生。”所以，圣祖一入山东境，省内绅衿军民数十万“执香跪迎道左”，“无不垂涕感激”《清圣祖实录》，卷219，9页。。这一动人的场面，未必是夸大之辞。
再如湖广，仅自康熙四十二年至四十四年，不过三二年，就蠲免了钱粮达1600余万两，相当于康熙朝一年财政最高额2700万两的二分之一还多。
截至康熙四十四年十一月，自元年始，全国所免钱粮，以银两计算，达9000余万两。这是个庞大的数字，相当于几个年度财政的总和，同年，圣祖又宣布：湖南、湖北康熙四十五年除漕粮外，其余地丁银米一概免征，旧欠未缴纳的部分，也停止输纳。
圣祖为此深感欣慰：“一岁之内，足不践长吏之庭，耳不闻追呼之扰，庶几休养日久，驯致家给户足，而民咸得所也。”以上详见《清圣祖实录》，卷223，4~5页。
在此后的两年里，圣祖又做了大规模地免征。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十月，圣祖对户部发出指示：为使“闾阎获免追呼，官吏亦不罹参罚”，“直隶、山东积欠钱粮，今年俱已蠲免。其山西、陕西、甘肃、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各省，自康熙四十三年以前未完地丁银二百一十二万二千七百两有奇、粮十万五千七百石有奇，著按数通行豁免，或旧欠已完在官，而见年钱粮未完足者，亦准扣除。”最后，他要求户部，谕旨到日，各省巡抚立即张榜公布，人人知道，如有官员和衙门作弊，要立即参劾，“严加治罪”。《清圣祖实录》，卷228，12~13页。
康熙四十六年十月，又免江苏省于四十三年以前所属各府州县未完民欠漕项银两六十八万七千两有奇、米麦三十一万一千八百石有奇，“悉与豁免，用纾闾阎之余力。”因江南本年荒旱，特批将今年所征漕粮每州县或八、九万石，或留十万石，“酌量足支赈济之数”。《清圣祖实录》，卷231，4~5页。
第四部分富国裕民新政（9）
同年十一月，以“江浙地方，赋役殷繁，倍于他省”，圣祖指令户部，将康熙四十七年江南、浙江全省人丁共额征银六十九万七千七百余两全部蠲免，本年度受灾的安徽所属七州县、三卫及江苏所属二十五州县、三卫应征康熙四十七年田亩银共二百九十七万五千二百余两、粮三十九万二千余石；浙江二十州县、一所应征四十七年田亩银九十六万一千五百余两、粮九万六千余石，一并免征，所有旧欠带征银米均暂停追取，“务使小民一岁之内绝迹公庭，安处陇亩……经理农桑，庶几闾阎气象，可以日加丰豫”。《清圣祖实录》，卷231，11页。
圣祖蠲免钱粮遍及全国各地，并在他的严督之下，百姓普沾“实惠”。他不厌其烦地向朝廷大臣和地方督抚大员训示蠲免的重要意义，如他所说：“蠲免为爱民要务，征取钱粮，原为国用不足。国用若足，多取奚为！”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十一月，他宣布：“今户部库帑有四千五百万两，每年并无靡费，国帑大有赢余。”《清圣祖实录》，卷210，9页。他说到做到，一听说地方有灾，马上发出命令，给予赈济或蠲免钱粮，倘地方晚报灾或隐瞒不报，一经发现，必给予处分。圣祖和他的辅佐大臣孜孜求治，关注民生疾苦，想尽办法，务使百姓活命，逐渐富足起来。《实录》记录下他关注民生、体恤百姓艰难的大量言行，是十分感人的。
清人王庆云著《石渠余记》给予总结性评价。他写道：“本朝丁田赋役素轻，二百余年以来，未尝增及铢黍，而诏书停放，动至数千百万。敛从其薄，施从其厚”，所以，上下相安，“岂唐宋以来所可同年而语哉！”《清圣祖实录》，卷2。
王氏这番评论，是很中肯的，也很公允，因而也是可信的。今人的评价却有种种。有的认为，历代都有蠲免，清代不足为奇；有的认为，康熙朝人民的负担沉重，所谓蠲免不足以抵消过重的剥削；有的认为，“康乾盛世”的生产水平乃至百姓的生活水平尚不及明万历中期的水平，等等。首先，应当承认，清代统治者对自己的“德政”不无溢美之辞。但我们剔除其溢美，不难发现其活生生的历史事实。如前已指出，顺康特别是康熙时期蠲免量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