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说：“朕自五龄即知读书，八龄践祚，辄以学庸训诂，询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后愉快。日所读书，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及四子之书，既已通贯，乃读《尚书》，于典谟训古之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期见之施行。及读大《易》，观象玩占，实觉义理悦心，故乐此不疲耳。”《清圣祖实录》，卷117，19~20页。这段话，是他概括了自己自5岁发蒙，到现在31岁这段时间读书的情况。此后，到他晚年，直至去世，他始终坚持读书，不管到了什么地方，如屡次外出视察，他都携带大量的书，供途中阅读。可以说，他一生中每天都在读书，还选了具有各专长的博学鸿儒做他的老师，每天向他进讲，边学边讨论，务求学懂。他成了一代大学问家，修养高深，超凡脱俗，连那些著名的硕儒大家，也不得不心悦诚服，自叹弗如！他力主“读书务在明理”《清圣祖实录》，卷291，21页。，全在于应用，反对浮夸，脱离实际的“虚文”。他把学问用之于治道，无不产生出巨大的社会效益。他成了一代明君，国家治理得越来越好。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每个帝王都认真读书的，所以他们也成不了明君，不过是庸君、昏君之辈，他们没有一个能把国家治理得好的。总结以往的经验，圣祖认真读书，是他治国有方，把清朝引进“盛世”的个人因素．因而也不能忽视。
圣祖的个人品质，还有其他方面，如，他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理想，一生都在追求“海宇升平，人民乐业”，为政“尚宽”，厚待臣民，时以民生疾苦为念，躬身实践，不事浮华，崇尚节俭等等。这些方面，都为当今学者所注意，已给予充分论证，兹不赘述。
有一代明君，必有一代贤臣。圣祖以他的高深品行，培育了一代贤臣清官，依靠他们精心治国，以至达到“盛世”，亦所必然。
圣祖治国，除战争时期，平时“惟以察吏安民为要务”。他认为，“官吏之贤否，民生之休戚所关。”他一再强调：“大臣者，小臣之表也。吏不廉，则民生不安；大臣不法，则小臣不廉。”今内有朝廷重臣，外有督抚，“皆朕所倚为心膂股肱，望其率属阜民者也。”《清圣祖实录》，卷250，2页。因此，他通过各种途径和办法，考察了解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吏的品德、才能与政绩。他常说，他一人“端居深宫，何能遍知”各级官吏的表现！到外巡行便是“察吏”的一个主要途径。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五月，刚刚结束对山西、陕西的巡视，他谈起对当地官员的考察说，有的官员原听说官声好，实际上“居官不善”；有的原先并不知道其声望如何，实际“居官实善”。这都是因为“上下相隔，不能通达之故也。”他不禁感叹，即使古代圣君，也以“知人”为最难。以上见《清圣祖实录》，卷183，28页。在考察中，他发现在家“丁忧”的山西巡抚温保“居官甚劣，苛虐百姓，至于已极。”在此之前，温保上奏，表白自己“居官甚善，万民颂其美，欲为树碑。”经此巡视，才发现沿途百姓对他切齿痛恨，“无不愿食其肉”！山西布政使甘度“居官亦最庸劣”，招致蒲州民变，逃入山中。圣祖察明实情，当即决定，逮捕温保、甘度，带至京师，交给刑部严处。《清圣祖实录》，卷183，20~21页。
第四部分吏清政通人和（3）
“察吏”的另一途径，通过定期举行“大计”，对全国各级官吏进行全面考核，以期“黜幽陟明，使大法小廉，以为安民生之本。”《清圣祖实录》，卷183，25页。如，康熙四十九年，“大计天下官员”，其中“卓异官”即优秀者有17人，贪酷官4人、贪官11人、酷官4人、不谨官43人、浮躁官26人、罢（疲）软官17人、年老官46人、有疾官36人、才力不及者35人。分别予以升赏处分。《清圣祖实录》，卷241，8页。又以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十二月考核全国军政官员为例，定为“卓异官”即称为优秀者有25人，“贪酷官”2人，“不谨官”8人，“罢（疲）软官”3人，“浮躁官”4人，“才力不及官”21人，“年老有疾官”6人。《清圣祖实录》，卷252，19~20页。据此考核，升降、调转、退休，各有处置。这部分官员，都是督抚一级的封疆大吏，好官居多，贪官只有2人。这次考核情况好于前两年。
其他办法，还有：令官员自陈操行、言官纠劾、密陈检举、圣祖个别谈话，查询为官优劣。
国家安危实系吏治清廉与否。历代之乱，多由吏治败坏引起的。清初以历代祸乱为戒，自顺治特别是康熙朝的不断整顿，从思想上培育，从制度上加以约束、督察，至“盛世”来临之际，已是人文兴盛，清官廉吏辈出，成为治国的精英人才。圣祖衡量清官的标准，正如他征引前人的话：“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惜命，然后天下安。”他进一步解释说：“清官不累民。”《清圣祖实录》，卷251，16~17页。举凡清官，都具有这样的品质特征，其高尚情操，为国为民舍己忘私，确已达到崇高境界。
最著名的清官，首推于成龙。他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以45岁的年龄，初授广西罗城知县。处荒凉边远之地，靠其高尚操行治县，大见成效。以后，他以卓著的政绩，清廉为守，累累升迁，于康熙十九年，提升为直隶巡抚，次年入京，谒见圣祖，评为“清官第一”。不久，又升为江南江西总督；二十二年，兼江苏、安徽两省巡抚，并卒于任上。成龙历任各职，从不带家属。死时，据将军、都统及同僚和属员所见，室内无余物，“惟笥中绨袍一袭、床头盐豉数器而已”！官居封疆之重，竟清廉到如此程度，能不感天动地！当地百姓闻讯，“罢市聚哭，家绘像祀之”。一个封建大吏，得到千万百姓爱戴，靠的就是清廉，为百姓实心谋事。圣祖为之感动，根据地方评价和各方面反映，“咸称于成龙实天下廉吏第一”。以上见《清史稿》于成龙传，卷277，10086~10087页。
另一个著名清官，叫张伯行。他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中进士，步入仕宦之途，先授内阁中书，后连续升任山东济宁道、江苏按察使、福建巡抚。他为官极清廉，从他发布“禁止馈送”的布告可见其为官为人，其文曰：
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皆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清朝野史大观》，卷5，87页。上海书店，1981。
文词简洁，畅如歌谣，道理深刻，动人心魄！
他躬行清正，爱民有加。圣祖于康熙四十六年南巡，表彰伯行，说：“朕闻张伯行居官甚清，最不易得。”他亲自提拔他为福建巡抚，赐《廉惠宣猷》榜，称赞他为“江南第一清官”。
两江总督噶礼贪横，伯行上疏揭发，两人矛盾日深。康熙五十年（1711年），江南乡试发生科场案，应试举人大哗，牵连噶礼受贿。伯行即以事实举报。噶礼亦捏造伯行七罪上奏。双方互参，势同水火。圣祖屡次下令审查此案。噶礼是开国勋臣何和礼四世孙，为满洲重臣。朝廷大臣多偏袒噶礼，几次会审，都认定噶礼无罪，所列罪状属诬陷，判伯行有罪，请示罢官。圣祖坚信伯行的“操守为天下第一，断不可参！”他指斥参加会审的大臣所议“是非颠倒”，命令再议。《清史稿·张伯行传》，卷265，9938页。几经周折，才审清全部案情，于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圣祖将噶礼罢官，恢复伯行的职务，并对九卿詹事科道诸臣们说：“尔等诸臣皆能体朕保全清官之意，使为正人者无所疑惧，则人俱欢欣，海宇长享升平之福矣！”《清圣祖实录》，卷251，18页。后噶礼欲毒杀其母，被其母告发。圣祖大怒，赐噶礼自尽，家产充公。《满汉名臣传·噶礼传》，卷23，43~44页。
张伯行复官的消息传遍江南，广大士民“欢声遍朝野，榜于门曰：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数十万人“焚香结彩，拜龙亭，呼万岁”。又有数万人赴京师，至圣祖居地畅春园，“跪疏谢恩”，他们为感激圣祖保护清官，“愿各减一龄，益圣寿万万岁！”《清朝野史大观》，卷5，87~88页。一个地方官员得到广大士民的衷心爱戴，情真意切，令人感动，足以说明张伯行的操行不愧为“天下第一清官”！
陈瑸为官清廉，与张伯行齐名。他于康熙三十三年中进士，先从知县做起，官至偏沅（今湖南境）巡抚，只身在外，不携家眷。他常说：贪不在多，妄取一钱，即与百千万金无异。平时饮食，以瓜蔬为常，“其清苦为人情所万不能堪者”。圣祖称他是“苦行老僧”，感叹说：“国家得此人，实为祥瑞。”至去世，圣祖对大学士们说：“陈瑸居官甚优，操守极清，朕所罕见，恐古人中亦不多得也。”《清史稿·陈瑸传》，卷277，10091~10092页，参见《清朝野史大观》，卷5，88页。
第四部分吏清政通人和（4）
陈鹏年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中进士，为官三十余年，至雍正元年（1722年）去世，家中一无积蓄，清贫如洗。刚即位的世宗帝不禁大为感叹：“此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臣！”《清史稿·陈鹏年传》，卷277，10093~10095页。
还有肖永藻、富宁安、张鹏翮、赵申乔、施世纶、殷泰等，都被圣祖誉为清官，“朕皆爱惜保全”《清圣祖实录》，卷251，17页。。他特别说到：“天下督抚内，惟额伦特（湖广总督）、张伯行操守最优，刘荫枢亦佳。”《清圣祖实录》，卷256，8页。浙江巡抚王度昭、福建布政使李发甲等，都是当时被圣祖点名表彰的知名的清官。《清圣祖实录》，卷256，8~9页。
朝廷中，在圣祖周围聚集了一批干练的大臣，他们大多“品行清正，学问优长”，尽心为国，劳绩卓著。如大学士熊赐履、张英、张玉书等，都被圣祖所倚重。在他们相继去世多年后，圣祖仍念念不忘，康熙五十一年，为表彰他们的功劳，对他们的家属及其子给予优恤。《清圣祖实录》，卷250，9页。在此之前，即康熙四十九年三月，圣祖还怀念已故名臣如魏裔介、李霨、杜立德、王熙、梁清标等“俱优”《清圣祖实录》，卷241，13~14页。，高度评价。
上述提到的一些人，不过是清官廉吏的代表性人物。实际上，在府州县中也有很多以廉洁著称的清官。他们的大批涌现，是澄清吏治的最重要的表现，也是太平盛世的突出象征。
当然，在“盛世”下，仍存在贪官污吏。封建制度是其滋生的温床。如同割韭菜，铲除一批，还会滋生另一批，以至无穷。总之，是无法彻底根除的。尽管圣祖还不懂得这个道理，但他不遗余力地同贪污腐败展开坚决斗争，发现一个便处理一个，决不手软。驱邪扶正，正本清源，就必须严厉打击贪官污吏，否则社会难以安定，百姓不得安宁。
圣祖最痛恨贪官污吏。平息噶尔丹叛乱之后，有一次，他对大学士们发泄对贪官污吏的愤恨情绪：“朕恨贪污之吏，更过于噶尔丹。此后，澄清吏治，如图噶尔丹，则善矣。”《清圣祖实录》，卷183，28页。噶尔丹十年为乱，迫使朝廷大动干戈，耗费钱粮无数，圣祖御驾亲征，吃尽了辛苦，不能不恨噶尔丹。但圣祖把贪官污吏比作噶尔丹，痛恨又超过了噶尔丹，可见圣祖对贪官痛恨的程度。他要求朝廷诸臣打击贪官，如同征剿噶尔丹一样，决不留情。显然，他把打击贪官看成是一场“战争”，是在没有刀光剑影的无形战线上进行的一场特殊的战争。
早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九月，在讨论广东、云南秋审人犯时，圣祖当即立下一条规定：“凡别项人犯，尚可宽恕，贪官之罪，断不可宽！此等人藐视法纪，贪污而不悛者，只以缓决故耳。”《清圣祖实录》，卷122，13页。圣祖视贪污之罪为最重，不予宽大，更不能赦免。凡是大案、要案，圣祖亲自过问，予以处理。
康熙二十三年三月，揭发出一件大案：三藩之一的平南王尚之信被处死后，特派侍郎宜昌阿会同广东巡抚金俊查看尚之信在广州的家产，他趁机“侵蚀”兵饷及没收尚之信入官的财物，又私吞尚之信的商人沈上达的财贿，恐其以后告发，金俊伙同道员王永祚将沈上达害死灭口；郎中宋俄托、员外郎卓尔图等也参与其事。据统计，他们共侵吞白银89万余两及其他财帛等物。都统赖塔原率一路大军，攻取云南有功，但他私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