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领风骚- 第27部分

　　或许，他希望用最好的东西来替代已经拥有的现实。　　　　

　　英语里有一句格言：最好的东西是好东西的敌人。　　　　

　　因为世界上根本没有最好的东西，只有更好的东西。　　　　

　　一味追求最好，常常会忽视、轻视乃至厌倦好的东西。　　　　

　　1966年6月，毛泽东先后到了杭州和韶山。　　　　

　　在南方，他以极其复杂的心情观察着、思考着“文化大革命”发生后遥远北京漫天波涌的政治形势。　　　　

　　他的观察和思考，属于政治家的，也是属于诗人的。　　　　

　　于是，便有了一首《七律·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这是毛泽东写的最后一首关于现实题材和惟一一首直接描写“文化大革命”的作品。直到1996年，才被正式收入《毛泽东诗词集》公开发表。　　　　

　　在毛泽东生前，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诗，如今保存下来的是经他审定过的抄件。这首诗当时没有以任何形式流传出来，可能有许多原因，但与作者在诗中表达的复杂心境不能没有关系。　　　　

　　细细品味，“文化大革命”狂飙在北京突起之时，作者“又来南国踏芳枝”，语句虽然轻松，心情却未必如遥远的空间距离所显示的那样作壁上观。接下来“青松怒发”、“败叶纷落”、“风雷惊世”、“旌旗满街”各种意象的描述，依然是剑拔弩张的气氛，依然是因激情投入而显得十分自信的心理状态。


第八部分业未竟　鬓已秋（4）

　　诗人想象着“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能改变寰宇。恰如他在战争年代行非常之事，以求非常之功一样。　　　　

　　然而，诗人晚年的想象有了些滞涩。　　　　

　　诗人晚年的歌唱也有了些错杂。　　　　

　　在表层风暴的下面，是深层的思绪碰撞，深潜的忧患不安。于是，便有了让人惊讶揣测的最后两句—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字面上是人民“有所思”，字底下无疑是诗人“有所思”。　　　　

　　毛泽东在思考着什么呢？　　　　

　　或许在写完这首诗不久的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透露了一些消息。　　　　

　　他说：“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　　　　

　　他说：“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　　　　

　　他说：“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　　　　

　　他甚至还说：“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这是一些什么样的消息啊！　　　　

　　对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虽然总体自信，但其隐忧，却又是那般浓烈。　　　　

　　给江青的这封信，只有两三个人看过，很快就烧掉了。　　　　

　　不好公开示人的隐忧，在毛泽东的胸中积累成了孤独的感受。　　　　

　　20世纪70年代见过毛泽东的尼克松，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往往是最孤独的人。　　　　

　　毛泽东则对来访的基辛格说：　“我是为来访者准备的一件陈列品。”　　　　

　　晚年毛泽东，被人抬到了神的位置，几乎没有人能够和敢于在平等的位置上同他交流。那份寂寞，那份苦涩，该是多么深沉。　　　　

　　《七律·有所思》在“有所思”三字之后，陡然打住，没有了下文，但留下的不是句号，而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10年以后，他用政治家而非诗人的方式对此作了解答—　　　　

　　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　　　　

　　几多失落，几多悲患。　　　　

　　一位在民主革命时期带领人民天才地、创造性地解决所有中国革命复杂、艰难、严峻、危急问题的历史巨人，却在晚年对新制度模式的无畏探索中，在令人回肠荡气的一搏中，深深地意识到了自身的局限。　　　　

　　1972年，当尼克松对毛泽东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时，他却绝非谦逊地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这时的毛泽东，或许已清醒而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倾尽心血发动的这场“革命”，并没有扫除积弊，创造一个他始终关注的真正实现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新世界”，没有真正出现一派“莺歌燕舞”的光明气象。　　　　

　　这时的毛泽东，或许已清醒而痛苦地意识到，被自己珍视为平生所为两件大事之一的“文化大革命”，没有普遍得到跟随自己几十年的高层干部的理解和拥护；　自己以巨大的激情写作的这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作品，没有获得绝大多数“读者”的赞赏。　　　　

　　毛泽东开始对中国的前途表现出极大的忧虑。生命终点的临近，更使他对现实的困境感到无奈。　　　　

　　正像当时误传为毛泽东所作的一首词里说的那样：　“业未竟，鬓已秋。江山靠谁守？”　　　　

　　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诗人晚年，面对“一墙古籍半床书”，吟哦陈亮的“古今几人能会”，感叹庾信的“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虽“独有豪情，天际悬明月”，但难免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他的女儿李敏曾这样回忆—　　　　

　　“爸爸晚年的生活是孤苦的。爸爸的内心是孤独、寂寞的；　爸爸的内心也是很矛盾很复杂的。”“文化大革命”中期的一次见面，“我们俩人是长时间地相对无语。”


第八部分业未竟　鬓已秋（5）

　　回肠荡气的一搏，带来的是回肠荡气的悲剧。　　　　

　　“风雷惊世”的反潮流，带来的是“风雷惊世”的大孤独。　　　　

　　晚年毛泽东孤独，或许是因为他站得太高太虚。　　　　

　　高处不胜寒，虚处脚不稳。谁站得最高最虚，谁就最孤独。　　　　

　　纵然是“无限风光在险峰”，但有多少人会义不容辞地去跟着他攀登那缥缈的绝顶险峰呢？　　　　

　　晚年毛泽东孤独，或许是因为他走得太快太远。　　　　

　　他嫌“一万年太久”，要“只争朝夕”。　　　　

　　结果呢？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吾行太远”，回头一看，“就只我一个人”。也像毛泽东自己在诗里说的那样，“国有疑难可问谁”？　　　　

　　这样的孤独，便有了些悲剧。　　　　

　　为了即将的胜利作出巨大的奉献和牺牲，不是悲剧，而是历史的正剧。　　　　

　　悲剧的要旨在于，一个向往崇高并且去争取胜利的人或群体，把不可能的东西当做可能的东西来推行，把错误的东西当做最有价值的东西来实践，并且为了捍卫它而作出巨大的牺牲。　　　　

　　结果呢？结果就像列宁说的：历史走错了房间。　　　　

　　毛泽东试图从根本上解决红色江山的社会根基，这种目的的神圣性和崇高性使他在决策时具有一种卓绝意志。然而，“天下大乱”的结果，却没有像预期那样出现“天下大治”。现实的困顿和多数人的不理解、不拥护，又仿佛强化了他悲壮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　　　　

　　毛泽东不仅用笔写诗，他也用自己的行为写诗。　　　　

　　在毛泽东用行为写的诗里，产生了后来的历史需要去勘正和修改的作品。


第八部分风骚行（1）

　　1972年9月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会见了来访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毛泽东指着堆积在书房里的书说：　“我有读不完的书。每天不读书就无法生活。”随后，他又指着一套六卷本的《楚辞集注》说：　“这套书是送给田中首相的礼物。”　　　　

　　这次见面给田中角荣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感慨地对自己的秘书说：　“毛泽东的确是一位圣人，是一位诗人、哲学家和导师。”　　　　

　　当我们仰望一棵参天树，可曾注视过它的土壤？　　　　

　　当我们掬起一捧长江水，可曾想到过它的源头？　　　　

　　没有肥沃的诗歌土壤，产生不了伟大的诗人和史诗般的华章。　　　　

　　卓越诗人的横空出世，脚下必定有奔流不息、万世不竭的文化滋养。　　　　

　　毛泽东，一生都在梳理中国古代诗词这条精神长河，在那里披沙拣金。　　　　

　　你看他：　借一弯斜照汉家宫阙的冷月，折一缕渭城朝雨的柳丝，唱一曲大江东去的浩歌，点一盏醉里看剑的灯火，沿着悠长的风骚故道溯流而上—　　　　

　　煌煌楚骚汉赋，嶙嶙魏晋风骨，巍巍盛唐气象，咚咚大宋声韵，猎猎金元缕曲—奔来眼底。　　　　

　　大风歌，黄莺儿；边塞曲，杨柳风—交响合唱。　　　　

　　《诗经》以下，中国诗歌源远流长的延伸路上的山峦奇峰，曲径直道，毛泽东都以极大的兴趣登觅寻视。他经常索要的古代诗集，数不胜数。有人作过统计，毛泽东亲笔圈画过的古代诗词，涉及400多位古代诗人，当在1200首以上。　　　　

　　其中有：怒发冲冠的报国志，窗前明月的故乡情，独上西楼的长相思，草长莺飞的江南梦，春光乍泄的蝶恋花，斗霜傲雪的一剪梅。　　　　

　　它们或刻写历史，或鞭笞黑暗，或思索人生，或憧憬光明。　　　　

　　毛泽东读古典诗词的范围不仅广泛，也极其专精。　　　　

　　比如，1957年12月，他提出要把历代名家注解的《楚辞》以及有关屈原的著作都尽量收集给他。工作人员只好请当时的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开列了一个目录，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才把古今有价值的各种《楚辞》版本和有关著作搜集了50多种送给毛泽东。　　　　

　　在那段时间里，毛泽东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批书。　　　　

　　1974年8月25日，重病缠身的毛泽东，写下了“唐宋名家词选”这个书名，告诉工作人员，他要看这本书。另有一本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元曲选》，毛泽东也不知读了多少遍。　　　　

　　1975年夏天，他的眼睛患白内障，已经不能看书了，又请人帮助他读书—实际上是“听书”。　　　　

　　“听书”过程中，毛泽东感到，当时的中国，实在缺少古典诗词歌赋的好选本，便对帮他读书的工作人员说：　咱们搞一部吧，选它500首诗，500首词，300首曲，30篇赋……　　　　

　　1976年2月12日，他还亲笔给一位大学教授复信，谈论如何理解李商隐的诗，他说：“李义山的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　　　　

　　言为心声，书为心画。毛泽东不仅读诗、品诗，还以其独特的毛体书法，写下了一首首他喜欢的作品。　　　　

　　中央档案馆1993年编辑的十卷本《毛泽东手书选集》，有两卷是他书写的古典诗词，涉及90多位诗人，共有230多首诗词歌赋。　　　　

　　早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构想中国新文化发展道路的时候，便以政治家的胸怀昭示人们：“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出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尊心的必要条件。”　　　　

　　毛泽东一生钟情古典诗词，孜孜不倦地躬行着他的这一主张。　　　　

　　中国古代灿烂的诗流，是通向毛泽东心田的精神长河。　　　　

　　正是这精神长河，流经新的时代，在20世纪大变革的土壤上，浇灌出现代中国革命的史诗奇葩。　　　　

　　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曾给现代诗人徐迟写下三个字—“诗言志”。


第八部分风骚行（2）

　　诗言志，是中国古代诗词长河的主航道。　　　　

　　没有理想，没有磨难，便没有对不合理现实的真切感受。　　　　

　　没有忧虑，没有悲愤，没有抗争，没有进取，便没有真情大志的佳作。　　　　

　　中国古代许多诗人，追求着人品与诗品的和谐，追求着道德与才华的统一。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他们都以生命的真诚，栽种诗歌的花朵。　　　　

　　在毛泽东的阅读中，他特别瞩目、密加圈点和批注的，是那些遭受环境压抑志不能伸的诗人诗作，是那些大悲大患的诗人诗作，是那些意气真诚的诗人诗作。　　　　

　　在毛泽东的视野里，这些诗人诗作迎面走来—　　　　

　　有“路漫漫兮其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追求理想的屈原。　　　　

　　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曹操。　　　　

　　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笑傲红尘的李白。　　　　

　　有“国破山河在”而老泪纵横的杜甫。　　　　

　　这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