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领风骚- 第29部分

　　从1926年在广州同毛泽东相识以后，他多次在自己的诗中写到毛泽东，还频繁地赠诗毛泽东。　　　　

　　投桃报李，毛泽东一生只写过六首唱和之作，其中三首是步柳韵之作。　　　　

　　两位豪放诗人，似乎很容易实现心灵的沟通。　　　　

　　毛泽东在1949年进北京之初写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就是一个例证—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坦诚直率的柳亚子，在1949年到北平后，连续遇到几件不顺心的事情，不免有些牢骚，甚至产生像东汉名士严光归隐浙江富春江一样，回乡隐居。他还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首诗，传递自己的牢骚。　　　　

　　这首七律便是毛泽东读完柳诗的唱和之作。　　　　

　　作为政治家和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在诗中回顾了两人于广州饮茶、重庆论诗的情谊，暗示共产党不会忘记长期合作的老朋友，随后委婉地劝说柳先生不要“牢骚太盛”，要把眼光放远一些，先暂时住在颐和园昆明湖畔耐心等待，将来参政议政必定胜过回乡隐居。　　　　

　　4月29日写完这首和柳之作，毛泽东当即派秘书田家英把它送给了柳亚子。柳亚子把此事载入日记：　“归得毛主席惠诗，即次其韵。”所谓“即次其韵”，是指他又作了一首《次韵奉和毛主席惠诗》，其中有“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之句。　　　　

　　他显然是接受了毛泽东的劝说。　　　　

　　两天后，毛泽东又带着妻子和女儿，从双清别墅乘车到颐和园益寿堂造访柳亚子。他们先在屋里谈了一会儿诗词，随后出门，联步走过著名的长廊，又乘画舫泛游昆明湖。　　　　

　　毛泽东对柳亚子说：　先生是位大诗人，有千百万的读者喜欢你的大作，我就是千百万读者中的一个。


第八部分诗人谢幕（2）

　　柳亚子表示，自己写的都是老一套，很想写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的诗，但是很不成功。最近读了毛主席的诗词，心里真是痛快。　　　　

　　与润之“谈诗甚畅”—柳亚子在日记里记下了当天的感受。　　　　

　　又过了四天，毛泽东和柳亚子一同去香山拜谒了孙中山的衣冠冢。随后邀请柳亚子夫妇到双清别墅共进午餐，还请来了朱德和田家英作陪。席间所谈，自然离不开诗词。　　　　

　　“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柳先生惠临敝舍，曾相与论及上述诸语，因书以为纪念。”　　　　

　　毛泽东在柳亚子的《羿楼纪念册》上，题写了上述诸语。　　　　

　　在20世纪中国旧体诗坛上，毛泽东是一颗高悬璀璨的明星，但不是一颗孤独的星。除了柳亚子，他还有很多诗友文朋。　　　　

　　在这样一个群体中，毛泽东同他们或相互唱和，或相互切磋。一片赤诚诗心相待，一派文人意气共赏。　　　　

　　因为他们生活在、追寻在同一个诗的世界。　　　　

　　在老一辈人中，他把自己新写就的《浪淘沙·北戴河》和《水调歌头·游泳》抄寄给民主人士黄炎培。他细读章士钊的百万言的《柳文指要》，写信同他讨论唐代韩愈和柳宗元的诗文……　　　　

　　在同一辈人中，他同郭沫若、周世钊唱和，还屡屡请郭老帮助修改自己的诗词，仿佛经过郭老“斧正”之后，他才放心。　　　　

　　在文化界人士中，他和周谷城谈《离骚》、谈李商隐；他请臧克家改诗，讨论诗歌的发展方向；他看了袁水拍发表的新诗，立刻写信表示自己的意见。　　　　

　　在党内领导干部中，他评改陈毅的诗作；他称道董必武的五律和叶剑英的七律写得好；在报上读到叶剑英的《七律·远望》后，当即背诵下来，几个月后又书写给自己的孩子们。　　　　

　　在身边工作人员中，他几度为胡乔木改诗，更是一段佳话。只要读一读胡乔木晚年在《人比月光更美丽》这部诗集的“后记”，便可体会毛泽东鼓励后学的殷殷之情了。　　　　

　　胡乔木说：　自己的诗词“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下写出来，经过他再三悉心修改以后发表的。我对毛泽东同志的感激，难以言表。经他改过的句子和单词，确实像铁被点化成了金……”　　　　

　　毛泽东生前比较集中地公开发表自己的诗词，一共有三次。　　　　

　　1957年1月，在《诗刊》的创刊号上面发表了18首。　　　　

　　1962年5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由别人收集的6首。　　　　

　　1963年12月，出版《毛主席诗词》，共收37首。　　　　

　　为编选《毛主席诗词》，诗人倾注了大量心血。　　　　

　　正式出版前，他让人专门印了一个征求意见本，还召开了一个有20多人的高层会议进行讨论。与会者有朱德、邓小平、彭真、郭沫若、周扬、田家英、何其芳、冯至、田间、臧克家、袁水拍……　　　　

　　光看这个名单，就知道毛泽东对出版自己的诗作是何等重视。　　　　

　　这本诗集的出版，引出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1964年1月，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发表了一组“笔谈学习毛主席诗词十首”的文章和附词。其中有该校中文系教授高亨写的一首《水调歌头》。由于该词对毛泽东的创作概括比较恰当，仿佛毛泽东的自述一般，便很快流传开来，甚至被一些人误为毛泽东本人之作。　　　　

　　此事惊动了中央领导层。1966年2月，康生在武汉当面问毛泽东，以求证实。毛泽东哈哈一笑，说：词写得不错嘛，有气势，不知是哪个知识分子写的。　　　　

　　查实之后，为正视听，《人民日报》1966年2月18日第六版右上角，用花边框起重新发表了这首诗，说明为高亨所作。　　　　

　　这是一首怎样的词呢？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扫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


第八部分诗人谢幕（3）

　　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隹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　　　　

　　文采风骚，从来靠的是大手笔。　　　　

　　金戈铁马，总会唱响起大风歌。　　　　

　　毛泽东，这位承续中国文化根脉的诗人，不再写古人的怀才不遇，不再写古人的看破红尘，不再写古人寒蝉凄切，不再写古人的报国无门。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　　　　

　　就像诗人自己描述的那样，他的那些气贯长虹的诗词，如同一条五彩缤纷的长长画廊，把人们，也把毛泽东自己，引向中国革命和建设波澜壮阔的奇峰异景之中。　　　　

　　这些奇峰异景，也极大地感染了外国人。　　　　

　　在会见外宾的时候，常有人主动谈起毛泽东的诗词。　　　　

　　1960年5月，来自拉丁美洲的客人对他说：帝国主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主席的诗在拉丁美洲流传很广，人们非常喜爱，很受欢迎。　　　　

　　毛泽东回答：我没有准备我的诗在国外得到赞成。我过去的诗是反帝反封建的，全世界现在还是反帝反封建的问题。诗是人民创造的，我们是人民的代言人。　　　　

　　在外国人面前，毛泽东时常感慨，新中国成立后，自己写诗太少了。他甚至说，一些政治问题把他的诗意都赶到九霄云外去了。　　　　

　　诗人似乎格外怀念战争年代骑在马背上哼诗的写作状态。　　　　

　　1955年，来访的法国前总理富尔问起他的诗歌创作，毛泽东回答说：“这是以前的事了。我的确曾经写诗，那时我过着戎马生活，骑在马背上有了时间，就可以思索，推敲诗的押韵。马背上的生活真有意思。有时我回想起来，还觉得留恋。”　　　　

　　有人说，少年是童话，天真浪漫；青年是诗歌，热情奔放；中年是小说，丰富动人；老年是散文，含蓄隽永。由此构成了不同色彩依次变幻的人生四季，并进而使人拥有了不同的感受和丰富多彩的情感底色。　　　　

　　对毛泽东来说，充满诗意地去感受世界、理解世界和改造世界，似乎是他相当浓重且颇为一贯的情感底色。　　　　

　　毛泽东一向不赞成对他的作品作统一的注解。　　　　

　　1963年《毛主席诗词》出版后，郭沫若曾经问他：是否要出一本主席诗词的解释本？毛泽东回答：没有必要。唐诗三百首，流传多少代都没有统一的解释，我的诗词也让别人去理解吧。　　　　

　　1964年，周世钊打算撰写评论文章，连写两封信向毛泽东请教对诗集中一些作品作何理解。　　　　

　　毛泽东回复：“拙作解释，不尽相同，兄可以意为之。”　　　　

　　1966年，在胡乔木主持下，一些人编了一本《毛主席诗词》的注释本，送到毛泽东那里，依然被否定了。　　　　

　　毛泽东的理由是：　“诗不宜注，古来注杜诗的很多，少有注得好的，不要注了。”　　　　

　　然而，对社会上各式各样的注解，诗人也并非全不在意。他曾经有过一次主动的注释。　　　　

　　1958年12月，在广州的小岛宾馆翻阅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时，毛泽东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我的几首歪诗，发表以后，注家蜂起，全是好心。一部分说对了，一部分说得不对，我有说明的责任。……因而写了下面的一些字，谢注家，兼谢读者。”　　　　

　　毛泽东为诗集中的12首作品写了说明性的批注。　　　　

　　这些注解当时没有公开，实际上成了诗人对自己的创作心境的“个人回忆”。　　　　

　　1973年7月，在中南海游泳池那间卧室兼书房里，毛泽东和来访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有过一次别有深意的对话—　　　　

　　杨振宁：“我读到主席的《长征》那首诗，很受鼓舞。”　　　　

　　毛泽东：　“长征是我们同蒋介石作斗争，那首诗是我们长征快结束的时候写的。”　　　　

　　杨振宁：　“毛主席的诗我都念了，起头不懂，看到注释后，懂得多一点。”


第八部分诗人谢幕（4）

　　毛泽东：　“有些注释不大对头。就像《诗经》，是两千多年以前的诗歌，后来做注释，时代已经变了，意义也不一样。百把年以后，对我们的这些诗都不懂了。”　　　　

　　这是诗人的谢幕词吗？或许是的。　　　　

　　这样的谢幕词，仿佛有点忧虑。　　　　

　　这种忧虑，不知是属于诗人的，还是政治家的？　　　　

　　倒是一个外国政治家，觉得自己读懂了毛泽东诗词。　　　　

　　两次和毛泽东见面都谈论过诗词的法国前总理富尔说—　　　　

　　“诗歌不仅仅是毛泽东生平中的一件轶事，我的确相信它是了解毛泽东的性格的关键之一。毛泽东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不一样，他不是一本书读到老的人。他在这些简短诗歌里表达的思想，不受教条词藻的束缚。他用简单的形式，表达深刻而生动的革命题材，是国内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的，也是世世代代都能够理解的。……这位革命者带着人道主义的气息。单是这点，就足以说明中国共产主义的某些创新。”　　　　

　　1976年，诗人走了。真的谢幕了。　　　　

　　诗人走时，把一个时代带走了。　　　　

　　他曾经被这个时代喻为心脏和发动机，旗帜和灯塔。　　　　

　　历史是一位挑剔的批判家，犹如淘沙洗石的江河大浪。　　　　

　　它无情地挑拣着属于永恒的东西，冲刷着伟人们留在政治和文化沙滩上或浅或深的脚印。　　　　

　　毛泽东经受住了淘洗，从而使他的身影和脚印，在新世纪曙光的映照下，依然是那样地清晰。　　　　

　　因为，中国曾经由于有了他而改变了自己的形象和命运。今天，他又成为中国一面映照历史岁月的镜子，一座连接过去和现在的渡桥，一种给人们带来多种启示的人格象征。　　　　

　　上个世纪30年代，一位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并听他讲述自己生平的西方记者就曾断言：“毛泽东生平的历史是整整一代人的一个丰富的横断面。”　　　　

　　毛泽东走了，在历史的横断面上，他留下读不尽的诗篇。　　　　

　　这样的诗人或许再也不可能出现了。　　　　

　　恩格斯在谈到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时候，深情地赞美道：“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巨人与时代，时代与巨人，总是相互需要，交相辉映。　　　　

　　对巨人来说，他们借以兴起的环境，并非他所独有。　　　　

　　和他们共同享有这一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