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孟八爷的干预，白狗们平素里必用更厉害的招数没能用上。味儿虽有点寡淡，但还是引来了一院子的大笑。
花球婚事带来的喜庆味，把憨头的死带给村里人的沉重冲了个精光。
只是，灵官却陷入了危机。
亡人不吃饭，家财带一半。憨头一走，家里就明显空荡荡了。啥都失去了它本来的面目，显得灰蒙蒙可怜兮兮。妈在抽泣，莹儿在抹泪，都压抑着，不使自己放出声来。但这，比嚎啕的哭更叫人难受。
灵官不相信憨头就这样走了。屋里时，他老觉得憨头会进门。门外时，又觉得他会出屋。鸟一叫，他便怀疑是老天派它来送信的，信的内容是“憨头还活着，已经从那个坟堆里爬出来了。”蹲在村南的黄土坡上的时候，他老觉得妈会笑着来叫他，告诉他：“你哥活了。”
可总是幻觉。
活的，只是憨头的影子，老在眼前晃呀晃的。
梦倒是常作。
梦里，他也知道憨头死了，并诧异他的活着。灵官老是惊喜地扑上去。憨头老是阴沉着脸躲开，脸青青的，不语，不笑，脸青桔桔的，拧个眉头。灵官很伤心。但梦里的憨头毕竟活着。活着就好。那怕他捅自己一刀，只要他活着就好。
最怕梦中醒来。因为熟悉的每一样东西都扎眼，都是一个不可触摸的所在，都在提醒着一个令他无法接受的事实。
许多天了，灵官心中一直躲避着一个现实。他拚命不去想它。那是插在心头的一根针，那怕是一次不经意的磨擦，都引起一阵撕心的巨疼。一想到憨头给他往城里送面时憨憨的笑，一想到他为供他上学去卖苦力，一想到平素里早已忘却而现在时时揪心的许多场景，灵官就像挨了一闷棍。呆怔一阵，他就撕扯头发，并咬牙切齿地诅咒自己。
“我不是人。我是牲畜。……不，不如牲畜。羊羔儿吃奶双膝跪，黑老鸹能报娘的恩……它们都知恩图报。你，做了些什么？长兄为父，恩重如山。可你……禽兽不如。”
脑袋里塞了过多的羊毛，乱，胀，像要疯了。嗓中干渴，耳在轰轰。灵官想到睡梦中阴了脸躲避他的憨头，心一下下抽搐着。他快要窒息了。
“怪不得，他在躲我……怪不得，他阴沉着脸……怪不得，他至死都不多说一句话。他肯定知道了，肯定。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她的……都出怀了。妈不是不叫她到憨头跟前去吗？不是怕‘冲’了他吗？怪不得……，你这畜牲！”
又想起憨头病重时，他和莹儿，竟然在沙洼里……，他简直无地自容了。呸！你还笑呢，还爱呢，还唱呢，还……，猪狗不如。那时，她还不知道憨头是啥病呢，还以为是肝包虫呢。而你，你是确确实实知道的呀。你说，你是什么东西？你咋有脸活在世上。你咋……还不死去？
真想拿把刀，像电影上的日本武士那样，剖开腹，取了心，祭祀憨头，再抽出那条忘恩负义的肠子，盘成一个“悔”字……可这样，难道就……就安心了？难道就能人模人样了？瞧，屋里的一切，都在遣责你呢，都在提醒你两个字：“罪恶。”
但心里，最不敢触摸的，还是莹儿。
每一次“浪漫”的记忆，都成噬人的毒虫了，都成‘罪恶’的证据了。他很怕她。他不敢望她。他极力地躲避她。
她分明，也在躲他。
每天，她都在小屋里蜗居。她总是哭，总是失声断气地哭。……莫非，你也感到了灵魂的折磨？你这罪恶的冤家。
灵官仿佛看到了她的脸。那是黄缥缥憔悴到极点的脸。那是灵官心头的一块疤。那是他诅咒自己的开关。那是他心灵天空的乌云。
更可怕的是：她已到了大月份。
一个小生命快要出生了。
这是灵官不敢触摸的惨痛，是剐割灵魂的现实，是躲避不了的残酷，是无法清醒的噩梦，是不能饶恕的罪恶。
是不是真有鬼魂？真希望有。若有，还能见着我苦命的哥哥，向他忏悔，请他饶恕，请他朝自己那颗罪恶的心上捅一刀，让自己罪恶的血来清洗罪恶。可那罪恶，真清洗得了吗？
干脆，堕入无间地狱吧！让地狱的毒焰来烧吧，把这罪恶的身子烧成灰，顺风扬个无影无踪。或者，让千万把刀子来剐吧，让千万条毒虫来咬吧，把这罪恶的肉体连同灵魂都吞噬，让这肮脏的“我”永远消失，不再有一点恶心的渣滓。
但一切，终究是无法挽回了。
生存，已成为一个负担。
总是憋，总是闷，总是一个接一个的寒噤。
寒噤里晃着许多人影：引弟、兰兰、五子、瘸五爷、毛旦、白福……，还有许多活着的“死人”。
灵官多想震聋发聩地吼几声呀，但他知道，连个回音也听不到。要不了多久，他定然也会在连天呵欠的感染下昏昏欲睡。这比血腥的屠刀更可怕。千年庸碌，因之而生。西部凝滞，也源于此。
他开始反思：如何度过今后的人生？
村里人于是都知道了：憨头的死击垮了灵官。常见他在村南的黄土坡上发痴，眼珠儿木木的，瓷瓷的，不转不闪。走路时，也像在迷迷瞪瞪地梦游。
一个血色黄昏里，天闷闷的。太阳也红红的。半空里有几块铅似的云，象是往地面沉。灰澄澄的云影子印在荒寂寂的沙丘上。沙丘上有个人，做梦一样蹒跚着，脚步儿溅起的尘粒象一层薄薄的细雾，把他遮成了一个隐隐约约恍恍惚惚的影子。这便是灵官。
黄昏的太阳象个大血球，挑在远处的山尖上，赐给灵官一个血淋淋的脊背。沙丘上的人影儿随着落日的下沉不断拉长，渐渐与天边的阴影相连接，水一样漫延开来。渐渐地，暮霭夹着浓雾降下来，如一个大铁锅，把灵官紧紧地扣在黑乎乎的沙漠里面……听说那夜，沙湾人听到东沙窝里有只野兽或大鸟凄厉地叫了半夜，象是个闷极了的男人在大叫。
次日，便不见了灵官。
此后，灵官便没了准信：有人说，灵官到了深圳，找他的同学，没找到，就拄个拐棍，在街头求爷爷告奶奶地要饭呢，可怜得很。有人说，灵官跑了南方，在一个饲养场里打工，偷偷地学养什么的技术。也有人说，灵官在一个博物馆里当勤杂工，边打杂，边跟一个专家学一种文字，那文字名儿好怪，叫什么西夏文……不过，据一个常进沙窝的二道贩子说，前些日子，他去过沙漠腹地猪肚井，听说有个凉州人死在那儿，尸首扔到沙洼里，叫狐子啃了个一塌糊涂，只剩堆干骨头了。他说他见过那堆骨头，但不知是不是灵官？
总之，传闻是各式各样的。
老顺却没有闲心听人嚼舌了。一大堆事儿等着他呢：一是白露快到了，兔鹰该下山了，老顺买了一大堆绵线，正忙颠颠结网呢；二来，莹儿生了个胖小子，填充了憨头死后的巨大空虚，也带来了许多琐碎事，把老俩口忙了个“二眼麻达”；三来，他和老伴都相信，灵官是去闯外面的世界了。他们还知道：灵官会回来的。——不管走多远，他都会回来。
他的出去，就是为了他的回来。
倒是莹儿叫他们担心：昼明夜黑，她总是傻呆呆坐着，总是哼一首沙湾人都会唱的“花儿”——“杠木的扁担闪折了——清水呀落了地了——把我的身子染黑了。你走了阔畅的路了……”
初稿完于1988年农历10月20日——1999年10月7日定稿于2000年6月10日
弟弟 父母及其他（代跋）雪漠弟弟 父母及其他（代跋）
《大漠祭》几易其稿，草字千万，拉拉杂杂，写了十二年。其中甘苦，一言难尽。动笔时，我才二十五岁，完稿时已近四旬。但我终于舒了口气，觉得总算偿还了一笔宿债。今生，即使不再写啥，也死能瞑目了。 踏上文坛不久，我就想想写写我的农民父老，为他们写一本书。没想到，这个小小的愿望，竟用去了我十二年的黄金时光。
扔下笔后，浓浓的沧桑涌上心头，便想到我苦命的弟弟。本书草稿时，他还是个不甘被贫困吞噬而苦苦挣扎的青年。完稿时，他已被黄土掩埋了八年。
他就是我作品中憨头的生活原型，叫陈开禄。求禄者无禄，善良的愿望总被现实撞个粉碎。
弟弟的死，很大程度上修正了我的人生观，并改善了我的生存质量。掩埋了弟弟不久，我的卧室里就多了个死人头骨，以充当警枕。它时时向我叫喊“死亡！死亡！”，提醒我死亡随时都会象光顾弟弟那样光顾我。所以，我每天给自己打的考勤，是以小时来计算的。我做一些事情，总要算算值不值得浪费我黄金买不来的生命。因此，我才能对西部文化的各个领域做相当的研究，且多能著书立说自成一家。
我的所有偏激，就源于对生命的感悟。对待朋友和亲属，我总是恨铁不成钢。“序”中的文字，代表了我的这一特点。
弟弟的死，也改变了《大漠祭》的后半部。在不少人认为最感人的后半部分中，就融入了弟弟的生命和我的血泪。弟弟与憨头相异的是他没患阳萎，而且相对不安分些。弟弟不甘贫困，绞尽脑汁，东奔西跑，苦苦挣扎，一直挣扎到坟墓里。挣下的，仍是一屁股债。
弟弟在二十七岁那年，患了肝癌。我一直伴他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岁月，没离开过半步。我亲眼看着他从一个健壮的青年，渐渐衰竭消瘦，步步走进坟墓。我亲手扬起一锨锨黄土，掩埋了他。我经历了一个生命从旺盛到死亡的全部过程。自那后，我的人生中便没了啥“执着”。一想到所有贪婪的最终归宿不过是坟墓时，还有什么放不下呢？在死亡面前，名利呀啥的真成过眼烟云了。
重要的，应该是如何活着。
而活着的价值，要看是否因了你的“活”，使这个世界相对美好了些。
弟弟的死让我懂得了如何珍惜生命。
最叫我不忍追忆的是：当医院的手术刀插入弟弟腹内时，弟弟竟清醒地惨叫了，象挨刀的猪那样。他后来说当时根本没被“麻醉”。同室病友说是没按惯例给麻醉师送礼所致。病历的解释是“对麻醉药反应迟钝”。反正，刀子在他的腹部划出了长逾五寸的口子。后来的我，一直不敢想象这一幕，不敢想象那把刀，如何刺向我苦命的弟弟。
那个失败的手术除了叫弟弟当了回挨宰的猪外，还留给了我噩梦般的记忆。
我之所以写出这些，仅仅是祈盼不要重演这种可怕。愿天下的医生和其他“偶尔”——因为他终究也会死去——有点儿权的人多少善良一些。
弟弟具有憨头的一切优点。他死得很高贵。据医生说，他并不知道自己病情。但他一直没问任何人。他没有叹气，没有哭泣，没有问寻，没有埋怨，没有失态，甚至没有嘱咐。他面对墙壁，沉默寡言，平静地走向坟墓。我当时真希望世上有鬼魂。那怕弟弟变成恶鬼，我也会接受他，甚至爱他。但我不能忍受他永远的消失。
我简直不敢想象自己日后如何“熬”过没有弟弟的“残生”。
这些噩梦，后来进了小说中灵官的心。
弟弟留在人间的，除了不满三岁的女儿和才出生二个月的儿子外，还留下了几页日记。他死后，房子、家具、衣物……一切都成了别人的，包括他的妻子。但那几页日记却是他的，上面记载着他心灵的挣扎。这使我忽然感悟到生命的易逝和文章的相对永恒。
为了供我上学，弟弟过早地离开学校，去卖苦力。他的死击垮了我，很长一段岁月，我处在半痴呆状态。我接受不了这个现实。每看到乌鸦啥的，我就当成是弟弟化的，总要象鲁迅《药》中的老女人那样和它对话。那时唯一的快乐在梦中。因为梦中的弟弟活着。虽说他阴沉着脸，不和我说一句话，但我还是盼望常作这样的梦。痛苦的是，这梦也很稀罕，后来仅绝迹了。
我容忍不了自己对他仅有的一次伤害：那是在斗嘴的时候，气头上的我说他不过是卖苦力的。记得当时他怔了，而后嚎啕大哭。这画面成了插在我心头的刀子。直到今天，伤口仍在流血。而他的突然病逝，使我从此没有了向他忏悔的可能。许多个孤独的夜里，我无数地哭叫：“弟弟，宽恕我吧！”但我的心始终没能轻松。
《大漠祭》完稿后，我最希望有三个人能读它。其中一个就是弟弟。而这时，他早成了一堆白骨。
另外两人，便是父母了。他们是我作品中老顺老俩口的生活原型。书中的许多事都可从他们的身上找到影子。在最贫穷的日子里，他们供我念了书。妈的话至今仍在我心头响着：“要饭，也要供娃子念书。”父母饿着肚子，供我上了当时也是省重点中学的武威一中。后来我考了学，从此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