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要供娃子念书。”父母饿着肚子，供我上了当时也是省重点中学的武威一中。后来我考了学，从此改变了命运。
父亲很老实，甚至算得上愚昧。他一生中最睿智的一句话就是在我嫌他愚昧后说的。他说：“娃子，我当然愚。谁叫我没个好老子供我念书呢？”
我从此无颜再自做聪明。
的确，我之所以走出了愚昧，不过是有个供我读书的好父母而已。愿天下所有嫌父母愚昧的子女都能读懂我父亲的睿智。
遗憾的是，我最希望能读本书的三人却无法令我满愿了：
弟弟想来收不到烧在他墓前的书稿了。
爹妈虽活着，却大字不识一个。
遗憾，只能永远了。
好在上海文艺出版社主动给了我极高的稿费和版税，使我有能力在本书出版后带父母来上海和苏州等地看看。在一个异常偏僻小村落里，父母牛一样操劳着，度过了大半生。他们甚至没坐过火车。
父母唯一的遗憾是没叫弟弟上高中。唯一的欣慰是供我读了书。唯一的奢望是：等我领到稿费时，请他们尝尝凉州街头那些小吃。因为他们死活想不出，那些好看的小吃，究竟是啥味道？
至今，他们仍抚养着死去的弟弟留下的儿子和一位才出生就被人遗弃的女婴。为此，母亲吃尽苦头，骨瘦如柴。前者是弟弟的“根”，也是她的命。对后者，他们的理由仅仅是：她，也是一条命。没人管，就只有一死了。
为了不给儿子增加负担，年过六旬的他们，还种着八亩地。每到秋收时，六十三岁的父亲总要呻吟：苦不动了。但总是引来母亲的骂。母亲常安慰内疚的我，说她不劳动，身子骨就疼。
让他们不再操劳，并看看外面的大世界，成为我的一大梦想。它成为我异常勤奋的另一个原因。
我无法叫文盲的父母读我的作品，却可以叫他们读读外面的世界。但愿我的灵魂，因之得到安慰。
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热情帮助，使我有了实现这一梦想的能力。出版社给予了高度重视。从收 到 书稿，到完成三审，时间不足一月。总编辑郝铭鉴先生利用节假日完成终审，并着意关照。从他的点滴言辞上，可看出他对西部农民父老浓浓的关爱和期待。副总编辑戴俊先生在百忙之中，多次通读作品，提出修改意见，大至结构，小到句逗，其心其力，令人叹服。
在此，我向他们致谢。
责任编辑吴金海老师在十年前就编辑过我的书稿。在本书创作过程中，他一直鼓励我，要我耐得寂寞，扎实地深入生活，好好为农民写一本书。他的关照和鼓励，成了我孤独的创作生涯中最大的安慰。没有他的鼓励，也许就没有这部作品。
在我去上海改稿的日子里，吴金海老师放下案头工作，风雨无阻地陪我走了上海许多地方，甚至带我进入了家庭，以便让来自偏僻小城的我，尽情接受上海都市文化对我的冲击和“开发”。许多时候，他的夫人也参与其中，设计“线路”，寻找“焦点”，其情之切，令我动容。在东西部文化的巨大反差下，我胸怀大阔，眼界顿开。
离开上海时，几位编辑还自发地捐了衣物，托我带给西部的农民父老，我高兴地带回了那份关怀，交给了我的农民朋友。 但我“贪婪”地留下了其中一件，虽说它不合身，却会永远地合我的心。只希望，在它的陪伴下，我能步出小天地，走向大世界。
在我的眼里，它象征着一种人文关怀。
我的农民父老，最需要的，也正是这份关怀。
同时，此书还可以慰藉爱我的和我爱的其他人——写本书的十二年中，有四年几乎是与世隔绝的。妻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和孤独。她是我人生最美的收获之一。她始终向我坦露着那张干净的灵魂，并慈母般容忍了我的所有恶习。
瑾将此书献给所有帮助过我的有情众生。若是此书写出了我的愿望并因之有点儿功德的话。我在此回向给他们，愿他们吉祥如意地生活在各自的世界里。
最后强调的是，我是土生土长的甘肃武威人。我的几位文友在走出武威小有名气后，都讳言籍贯，仿佛怕这个偏远的西部小城影响了自己身价。有的甚至“修正”到内地去了。我曾为此伤心并气愤。所以，我曾发愿：今生，只允许我的心灵超越时空，而身体，就划地为牢了。这块土地养育了我。要是因了我的努力，能为家乡的父老造点儿福，也算没有白活。
年4月19日写于甘肃武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