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样的，我们是很够朋友的，所以今天我在这里请你们的客，用家乡最好的酒请你们，那是古井贡酒，我把古井贡宣传了一顿，我说这是曹操献给皇帝的酒，我请你们喝。那天宴会上很活跃，我说总是有些人敌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了，有很多人又转过头来帮助蒋介石运飞机，运到东北，帮着打中国共产党，我说这就不对了，中国两党的战斗是中国人内部的问题，美国人不能干涉。我说没有多长时间，蒋介石跑台湾去了，你们也回去了，美国就是有那么些人不接受教训，派兵到朝鲜，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后来又派兵到了台湾，军舰到了台湾海峡。我说：你们逼着我们抗美援朝，我们抗美援朝是你们逼出来的。被我打下的那个人，如果愿意来的话，我们是朋友。我一定用我家乡最好的酒接待他，欢迎他！当时有一个美国军人，他很热心，叫切夫里格令，加上飞虎队旅游团的团长，他们回去一找就找到了，找到了以后马上传话过来。 费席尔当时就说我也很希望来，我很想见他，几十年了，他记着我，我很高兴，我一定去。话传过来以后，我没折了，这怎么办？我邀请过来，我得一级一级地向上报，最后报到外交部，不知道猴年马月了，哪一个在中间说一句，你邀请干嘛，这不凉了吗？弄了两年，最后还是飞虎队老战士协会的人想了一个办法，组团到中国来旅游，就这样解决了我们俩在上海会见的问题，这个会见也是很复杂的，搞了好长时间，一直到1997年，这个飞机（指飞机模型——编者注）是他爸爸给他做的，四十多年了放在那里，这次，他把这个飞机模型从美国带来送给我，他没有装箱子，就弄一个布包着，这么硬捧着从美国捧上了飞机，捧到了北京，捧到了昆明，还到了成都等，最后到了上海。 经过这么多的周折，形成了我们上海的会见，我们国家的几乎所有电视台都报道过了，他跟我讲，美国的电视台，几十个国家的电视台都播了我们两个会见的情况。总的来说，我觉得这次会见是非常有意义的，他一再讲，中国和美国，按他的想法是这样，永远是朋友，那我们打什么仗？永远是朋友。说实在的，他们打仗是被金钱买来的，美国人给他们工资，立一个功给他们钱，打一个仗有钱，打一个飞机有钱，甚至战斗出动一次都是有钱的，他们是这样的。过去他讲了一句话，我问他你为什么到中国来打仗，他说他是军人要服从命令，他就是这样讲，从那次以后，本来1998年又来了一次，我们准备搞个基金会，研究了好长时间，报上去没有人敢批，算了。 我送给他一部分东西，一个化石做的恐龙，以航联会的名义送的，送给他四个字——着眼未来。过去的历史是不能忘的，那是事实，但是历史过去了，再不要把过去历史纠缠不清，向前看着眼未来，为两国人民做点有意义的事，我一直跟他讲这件事，我说我们年纪都不小了，利用有生之年，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来往，为中美两国经济、贸易能做点有益的事情，我说这是我们向往的东西，也是应该的，我们两个观点非常一致。本来1998年他来搞一次经商，正赶上亚洲经济危机，冲击很大，他在越南、澳大利亚还有在哪个国家，那年都亏本了没有赚到钱，他在越南过去赚的钱都花在越南了，养孩子了。养活了过去美国人和越南人生的找不到父亲的孩子，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五周年准备请他来的，打电话没有找到他，他这个人到处跑，在南非、科威特、越南、澳大利亚等，都是合伙经商的，美国没有单独搞的，都是股份。 他同来的那个朋友，过去报纸上报的是他的夫人，其实不是他的夫人，是他的女朋友。他们相好了几十年，回去却跟别人结婚了。“虎威啤酒”里面就有她的股份，我们请她喝酒，她拿着酒瓶子，说：这是我的股份，我的啤酒！ 当时师长告诉你打下的是美国的英雄，知道他以前击落过我们多少飞机吗？ 韩德彩：当时击落过我们多少飞机，他马上就告诉我们了。战斗出动多少，打了我们多少架飞机，当天晚上就问出来了，以后就问他为什么到中国打，他说我是军人服从命令，看起来他是很硬的，实际上他是很害怕。他在中国呆了快三年了，1953年4月7号，1954年、1955年，我是1954年年底在报纸上看到他。他们回去的时候是在1955年初，就是和我们那批科学家调着回来的，我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要不然，我怎么知道他回去了呢？我打他的时候，知道他是游猎组，游猎组的飞行员技术都是很高的，谁也不会派一个傻不愣噔的来干这种事，干这个事他回不去。 您和他之间有很多相像的地方？ 韩德彩：对，有点相似，我不是说了吗，出身都是农民，我这个农民和他不一样，我们是一年到头面对黄土背朝天，一年累到头，到年底没有饭吃，加上国民党苛捐杂税，播了不收粮食；他不一样，他也是种田，他家种了千八百亩地，他那种地是做计划，打电话，收粮食是别人收，进仓库再卖粮食。他十五岁学飞行，我也是十五岁，文化程度我很低，他也不高。 这次我在写《我走过的路》，专门做为问题写了：爱钱者必然惜命，他们为钱作战，我们是为人民服务而去打仗，战争目的不是一回事。我们可以把命搭上，这是光荣的，牺牲的就是烈士；他把命搭上什么也没有了，他们为的是钱。 您给我们总结一下，在抗美援朝一共击落、击伤多少架飞机？ 韩德彩：我是从1952年初去抗美援朝的，当时要求很明确，赶快飞，飞好了去打仗，去抗美援朝。打到1952年的6月份，我最后一次战斗是1952年的5月4号，在平壤南边，没有打到敌人的飞机。回来挨批够呛，说是急躁，飞得太远了。回来换飞机了，米格…15换成了米格…15BS。1952年底又开始抗美援朝了，第一次在大沽山，第二次大浦，一直打到抗美援朝结束。第一次抗美援朝打了两架F…86，就打了一仗，其它时候也开过炮，都不行，没有打下来，我那一次也叫敌人打伤了，打了一个洞，差不多有这么粗，是要害，如果再向前打这么多，我就完蛋了。正好打在操作拉飞机升降舵的连杆上，一打断连杆，飞机就失去操作了。那天是大风，本来作战在海里打的，那时候还不让在海里打仗。情况来了，还不让在海里打，如果被击落了吧，不淹死也得当俘虏，那是有可能的。我当时一下飞机以后，我们的苏联老大哥见到了我，看到那个洞，马上就给我划十字，他说上帝保佑你，要不然你早就掉下来了。我说我不信上帝，我信马克思，是马克思保佑了我。 第二次就是1952年年底，换完飞机回来了，1月份、3月份、4月份打了三回。1月份打了一个，3月份打了一个，4月七号打了一个，以后我就老开会。从4月7号打了飞机以后，包括拍电影，又到北京观礼，五一观光团，以后开团代会，整个在北京大概是一个半月左右。我回来以后刚恢复技术，还没有去打仗，就开会去了。我最后一仗是1953年的7月19号，空军停战是7月28号，就是最后一仗，我把炮弹打光了。因为开始打的时候，还是敌人的飞机上来，我向外拉，间隔拉得大了，再回过头以后，看飞机拉得太近，我拉着镜头向前面开炮，由于距离近了，炮弹也没有了。当时回去，我就看到这个飞机歪歪打打地走了。这个飞机是被打伤的，我们没有要这个飞机，我认为打伤是耻辱。为什么打伤？打伤几个条件，一个是打的距离远，我知道我开炮的距离远，开炮时是八公里，很难打到飞机。我没有要这架飞机，打伤这架飞机的记录还在我们15师的战史上，我没有要。我讲打下五架飞机，说多打飞机当英雄，去北京见毛主席，这以前是五架飞机，后面没有说这件事。 回国一个多月，或者包括快要回国，有什么令你印象特别深的事？ 韩德彩：收获很大，见识真多，脑瓜子里面确实增加了很多知识，因为我们在北京听了很多报道。包括朝鲜将来怎么发展，我的笔记本上还有，在北京见了很多人，特别是很多老太太。老太太见着我们像拉着孩子一样，那简直太亲了。少先队、共青团那都是亲切，我们在北京不是做报告就是会见，确实增加了很多见识。但是从我个人来说，把打仗的机会都失去了。那一段时间敌人是很疯狂的，还是跟我刚才讲的那样，鸭绿江东侧，敌人有时跑到机场里打我们的飞机，不过自从敌机被打掉了以后，过来就少了，因为他知道过来没有好处。 在我的印象里，6月27号，团中央代表大会选举，第一届团代会是红军的时候有共青团，我们这个团代会叫第一届还是第二届，以后就叫第二届。整个的时间都浪费了，按照我的想法，做着梦都想回去，但没有办法，宣传志愿军也是任务。 您在朝鲜战争当中，一共击落、击伤多少架敌人飞机？ 韩德彩：第一次抗美援朝打两架F…80，第二次抗美援朝打三架。 抗美援朝战争当中打下两架F…80，就是油条子，机翼上挂着两个浮箱，这家伙陆军最恨它，开始这个飞机是当战斗机用的，后边F…86出来以后，这家伙当攻击机用了，打陆军的部队，这个家伙的性能特别好，我第一次打仗，在海里面打两架，就是这个油条子。以后又打了三架F…86、F…86A、F…86B，F…86C、F…86D、F…86E这几种型号差不多，就是这种飞机。实际上我就打了这五架飞机，因为在我的印象里面，打飞机打得少，我当时心里就蛮不服气，因为我们大炮是三十七毫米的，一发炮弹的爆炸面积是一平方米，我打下一发，哪个飞机能遭得住一平方米的爆炸面积？所以说，所谓打伤，要么是打远了，要么没打到，射击胶卷只能做一个参考，不能做一个决定的东西，因为一开炮的时候，照相机镜头跳动，飞机跳动，胶卷上的图像是模糊的，判读差半个千分，那就没有了，这半个千分加上就打着了。所以我们打仗中间报的成绩，敌人打我们有水份，我们打敌人也有。 因为什么？敌人的机枪，最多打我们是多少呢？就是四十多个洞，就是李永泰，他的飞机被F…86打了四十多个洞，还飞回来，我们的炮弹如果打了四十多个话，飞机不打零碎了吗？我看了敌人两次爆炸，第一次打F…80我看他爆炸，第二次打费席尔，我看着费席尔的飞机哗啦开了，我把机翼打断了，机身机翼两个分家看得很清楚。
第四部分初生牛犊（1）
初生牛犊——空军二级战斗英雄蒋道平采访录 蒋道平，安徽嘉山人，1930年生，1946年参加革命，参加抗美援朝时为飞行员，先后击落击伤敌机七架，空军二级战斗英雄，离休前任空军某军副军长。 蒋道平：我先跟你们说一个小插曲吧。大概是今年（注：2000年）六月份中旬还是上旬，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说他是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的，叫陈宇。他说有这么个事情跟你说一说。你是不是在1953年4月12号这一天击落了一架飞机？我说是啊。他说，根据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和美国报刊公布的情况，我们经过了解核实，估计这个飞机是你击落的，他说你能不能把当时作战的经过写下，给我们寄来？我说可以。在电话里，我也把那天的情况说了一下。我说这件事情快五十年了，五十年以后，只能是历史。 美国报纸登的消息主要是什么内容？ 蒋道平：这篇文章主要是介绍美国空军在朝鲜战场上救护能力比较强，为了说明这个事情，这篇文章说：有一个飞行员被击落以后，五分钟我们就把他救走了。在那个年代，他已经有这样的救护能力，应该说还是不简单。文章也说了飞行员的身份，是王牌飞行员，是个上尉小队长。军事科学院的同志看到这篇文章后，就作了一些了解，把有关的资料调到军科来了。（注：据美国空军史记载，这名上尉飞行员名叫小约瑟夫·C．麦康内尔，1953年4月12日，在朝鲜上空被击落，后跳伞，由一架H…19直升飞机在海面救回，此人先后击落飞机十六架，成为朝鲜战争中击落飞机最多的美国飞行员。朝鲜战争结束后，在1956年的一次飞机试飞中身亡。美国出版有其传记，并有根据其事迹改编的电影问世。） 从我这个角度来说，我打下的飞机，都是有证有据的。我的飞机没有被击落过，我从来没有跳过伞，所以我每次打下飞机，都是有证据的，有射击胶卷啊，不光是地面有证据。为了慎重起见，我告诉他这个事情还要核实。他说这个事情不仅要核实还要慎重核实。他要看看我们的高炮部队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