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轰炸一江山岛的时候，那时是准备好等国民党空军出来的，我们担任掩护，在战区上空巡逻，还有直接护航，敌人都没有出来。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们抗美援朝刚回来，正是能打的时候。那次打一江三岛也是很不简单的，陆海空三军配合，联合军种作战，那次打得也是比较好，很不容易，那是首次，也是我们国家第一次。 至于我个人，说老实话，党给我的荣誉很高，不光给了一等功、二级战斗英雄称号，还专门叫我到朝鲜受勋。朝鲜崔庸健委员长给我授予“一级国旗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回国以后，又参加空军首届英模代表会议，朱老总接见了我们，我最感到荣幸的是朱老总坐中间，一边是我，一边是刘司令，那给我的荣誉很高，我感到非常幸福。 1950年，我当选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那时候空军只有三个代表：刘亚楼司令员，刘善本，还有我。开人民代表大会的时候，按照姓氏笔划，我坐在刘亚楼司令和邓华之间，他姓邓，我姓郑，正好坐在中间，我印象很深。选上毛主席当主席也好，干什么事，开什么会，刘亚楼司令一直告诉我，喊口号怎么喊，叫我拿话筒站着起来喊口号。就在那次，刘亚楼司令说你到苏联去学习学习去吧！我说这么大年纪，不想去，而且我正在飞夜间复杂气象，本来夜间复杂气象基本上都完成了，就差几个起落，最后还是没有完成，去苏联学习了。
第六部分击沉中权号（1）
击沉中权号——空军二级战斗英雄张伟良访谈录 张伟良，1928年生，江苏宝山人。1940年6月参加新四军。1955年1月10日，在解放浙江沿海诸岛屿战斗中，率领空中编队，轰炸停泊在大陈岛港湾里的国民党军舰，炸沉“中权号”坦克登陆舰，炸伤“太和号”护航驱逐舰。三次率空中编队对一江山岛敌指挥所、炮兵陆地、雷达站等军事设施进行轰炸，1955年3月29日，被空军授予“二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 张伟良：解放战争后期，渡江战役以后，我们部队驻在徐州连云港一线，那时候得到一个通知，空军要来选调飞行人员。开始没有我，选的是另外一个营级干部，后来因为他年龄稍微大一些，眼睛不太好，有点近视，这样才选的我。我们先到师里，进行初步身体检查，当时师里的卫生部长姚同浩，我们都认识的。他说你负伤这么多，去空军行不行哟？我说我想去。虽然负伤多一点，但是好在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后来他说，那你就到空军试试看吧。然后就到了军里，一级一级欢送，很隆重的。到了军里以后，我一看，我们军大概调了搞地勤的和飞行的人员将近三十个人左右，就在徐州集中了，集中以后确定由我带队，把这帮人一块儿带到空军去。这样我带着他们到了济南，我们到济南，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年10月1号，然后一直到沈阳，到长春以后才算到了空军。到长春集中住在招待所，第一件事就是进行身体检查，体检组设在长春的空军医院。我记得第一门检查的是外科，上来就是把衣服脱了，量身高、体重、各种关节这些检查。医生看到我胸前、背后、腿上都有伤，有的伤疤还很大，他就问：这么多伤有没有残废？我说有残废。那时候的人很老实，我说有残废。几等？二等残废。一般来说，二等残废的伤比较重了，事实上在打淮海战役的时候，我的胸前面打了两个孔，抗日战争的时候，后背打断一根肋骨，那是1943年反日本鬼子扫荡的时候，再一个就是腿上的骨头打断过。这样评成二等残废。医生说，这样吧，你先去化验。一化验，医生说：你的血色素低，血的质量不是很好。我估计是因为解放战争几次负伤，流血过多，可能影响血色素吧。这两项一加起来，外科就没通过，给我下了个结论，身体不合格，不能飞行。后来的各项就没有检查了。 一听这个结论，我心情很沉重，我从陆军部队调来的时候，战友多高兴啊，希望我能飞行，在战场上掩护他们打仗。过去我们受日本鬼子跟国民党飞机的气，受得多了。怎么回去见他们呢？回到招待所以后，一天到晚琢磨这个事，怎么办呢？在空军不飞行，就打不了仗，就到不了第一线！那时候我年轻，才二十一岁。我十二岁当兵，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打了不少仗，年轻人很纯洁，都有一股血气，穿着军装不打仗，当兵不打仗干啥？脑子就开始转了，我下决心回陆军，那时候我们战友来信，都说准备解放台湾，我越想越觉得我不能在空军，我还是要回去，回到陆军去参加打台湾。这样一想，也没经过组织同意，也没办手续，我就回去了。我来的时候带着一个通讯员，回去时也带着，回到徐州我跟军机关干部部报到，我说回来了。他们开始不了解我是怎么回去的，还很欢迎：欢迎你回来。我说你先不要欢迎，我没有经过组织同意回来的，我档案也没带回来，现在还在空军。他们一听有问题了，就报给了军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叫彭国山，他一听火了，这么无组织无纪律回来了，要处分撤职。让干部部门转告我。我一听，心情反而轻松了。为什么轻松呢？撤职了，肯定要把我送部队了，那就不用回空军了，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就这么个问题，当时脑子里面想，下部队以后，什么职务不职务的，靠我以后打仗从头再来！有什么能力就干什么。以后我就很高兴。我说撤职查办，我都接受组织的决定。我静下心来等待处理。过了两天，干部部的部长把这个事情报告了军政委，政委一听，就说，不要这么简单，这样子，我找个时间跟他谈。结果有一天干部部长来了，他说姚政委要找你谈谈。去了以后坐下来，说了一些很客气的话，他说你回来我们应该很欢迎的，但是你已经到空军了，一切关系都到了空军，我们要是把你接收下来，我们军领导就要犯错误。我一听这个话当时感到很惭愧。我一个人的事情要让军领导犯错误，我绝对不能干。我马上就说：我马上回空军。我就买了火车票，那个时候脑子转来转去很简单，很干脆，我就回去了。这样又回到了空军，空军也没有把我怎么样，也没有处理，也没有固定工作。当时只有一个老航校，组织科派了一个人跟我说，张伟良同志，给你安排工作，沈阳有一个横河油库，安排你去当油库主任。当时，我一接手这个工作就感到无法干。我当油库主任，不是怕苦，那时候，工作都很苦，总觉得自己跟打仗彻底决裂了，就是说，将来再打仗没有我的份儿了，在感情上很不能接受，有这么一种情绪。但是，组织的命令不能不服从，我还是带着我那个通讯员一块儿到了沈空后勤部，我就到了沈阳的横河油库当了主任。 当主任干什么呢？一个是到各个地区去跑，那时候全国刚解放，国民党走的时候留下了很多设备，其中有不少飞行后勤保障的物资，包括油管什么的，我就组织地方人员收集这些东西，因为我们的油桶、油管都不够用，就搜集这些。再后来就是收发过往的油料，什么卸车、装车就搞这些东西。我们军队的传统是这样的，领导干部带头干，火车皮来了都规定时间，若不能在限定时间之内卸车，要罚款的，装车也是这样，都要争取时间，这样的任务一来以后，从主任开始到战士，所有的人出动搞装卸。油弄得满身脏得很。因为跟大家一块儿干，群众关系各个方面都不错。那时候我真正体会到生命的痛苦，一到了晚上之后，满脑子想：我不该在这样的地方工作，我应该回去，哪怕回地方去。当然不敢再回陆军了，组织上也不接受我。后来下了决心，豁出来了，给空军领导写信，主要就是把我简要的经历写了一些，把我的想法，渴望飞行的情绪、要求都反映到这个信上。另外也讲了讲自己的条件，说我打了很多仗，年纪也很轻，我有什么什么经验，说了不少，因为想学成飞行嘛，也不怕别人说我吹，不顾一切地吹上去了。 这封信不知道怎么的，转来转去，转到刘亚楼手里了，他是空军司令员。我知道这件事，是因为信批回来了，沈空后勤部根据刘司令员的批示找到我，要我到空军医院再次体检。刘司令是这样写的，他写的很简单啦：对陆军来的营团干部在身体的要求上不能跟普通的飞行人员一样，这些人主要是培养他们担任组织指挥工作的，身体不要过份要求。 这封信回到了沈空后勤部，后勤部领导也写了一个一个批语，让我再次进行体检。我带着这封信又到长春空军医院进行体验。这次也碰上了比较巧的事，体检组的副组长我一看就觉得面熟，原来是我到天津的时候，我们在一个招待所住过，时间不长，一两天，但是大家一起吃过饭。第一次体检的时候没有看到他，第二次体检的时候碰到他了，他说：你到这儿来干什么？我说我到这里做体检。他说那好啊。我说我第一次体检没有过关，在外科就把我卡下来了，我又把后来写信的这个事跟他说了一下。他说这样吧，我陪你一块儿去。他也问了问我，看了看我的伤口。那时候伤口缝的线都还是红的。他看了看，摸了摸，他说你行动有没有障碍？你得给我说老实话。我说确实没有障碍。我腿负伤后，很长一段时间腿伸不直，后来经过锻炼，伸直了。他给我仔细检查一遍，确认没有什么障碍。然后又到眼科耳鼻喉科，一关一关的，他陪我检查，最后终于过关了。我的心情简直痛快得不得了，那顿饭我都没吃，高兴的。我跑到副组长那里，我认为他给我帮了大忙。我说怎么说也表达不出这种感谢，你看看你陪我一体检我就通过了，我说我能飞行，我身体可以。这样，我就从那里直接到了一航校。 到我学飞行的时候已经是1950年的深秋了。那时候我们的文化水平很低，我只读过两年小学，九岁就不读了，读过的基本上忘得差不多了，也谈不上文化水平。一直到当了基层干部，跟书记等人一块儿学，看个报看个通知，这些没有问题。但是数理化根本不沾边，当飞行员讲航空设备、原理都要涉及到数理化，困难是相当大。那时候全靠硬背硬记，真正接受了多少说不清楚。但是考试都考过去了，考试每次都考过去了。这样进入了训练。一开始从教练机开始飞起，我们干部班四十八个人，一边学一边淘汰，到最后航校毕业的时候只剩二十二个人。有的时候是因为身体淘汰了，有的是因为事故牺牲了。我记得我的飞行总时间只有八十个小时，就是从初级教机到中级教练机到战斗机，总共飞行八十个小时。到了1951年的冬天，毕业了，我们第一批是六、七个人。空军在1952年底组建空军第20师，我们就到20师去了。那时候团里、师里还有苏联顾问，团长顾问、师长顾问，每个级别里面有一个顾问。因为我在航校飞行的时候成绩就比较靠前，所以整个飞行时间我都比人家少，学得快，飞行时间就少一点。 有一件事把我吓得不轻，飞特技的时候，有一次查出我的血压高，不让我飞行了，我吓坏了。但是我的苏联教员不同意，因为我飞得比较好，我是他的重点培养对象，他舍不得我停飞。他说：你有什么感觉？他说我没什么感觉。他就带我去飞，飞特技，什么横旋，翻跟斗就带我做。每做一个动作就问问我的反映怎么样，以后回来了，都很正常。他就找医生说，他可以飞。为了证明我的血压是不是高，就跑到哈尔滨市第一人民医院检查，一检查，我的血压正常，我回来以后就向教员报告。可是，航校一检查就高，到地方检查就不高。以后苏联教员说是一种心理状态。我想想确实是，到航校检查时，我就对自己说，血压千万不要高，结果偏偏血压高，到地方检查就很放松，血压就正常。苏联教员就通过苏联的医务顾问说，这个飞行员可以飞。到毕业时我的血压果然不高了，一直到现在我的血压还很好。这样到了二十师。 到了二十师以后，我们一个师两个团，我在60团一大队当大队长，我们这个大队以后在两个团当中飞行技术是比较靠前的。1952年的国庆节，参加空中受阅，空军十师一个师的兵力不够，要二十师抽一个大队参加国庆检阅。二十师就选了我们一大队。当时师里担心，编队、跟进难度比较大，国庆检阅不是闹着玩的，不是一般的飞行。但是我们的飞行人员情绪特别高。能够参加国庆阅兵多光荣啊，求之不得的，我们一定要加强训练，争取圆满完成任务。在大家的努力下，经过几个月的艰苦训练，进度很快就上去了，都飞得不错。到了八月份，我们到唐山集中，进入大